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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別憂鬱 走出私密書寫
作者：李慧敏、蕭曉華
日期：2009/06/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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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初公布的香港書獎得獎名單中，較受注目的有文化研究類書《禁色的蝴蝶：張國榮的藝術形象》以及文學類書《房間》，前者還獲網上讀者推舉為「我最喜愛年度好書」。無獨有偶，兩書都談及抑鬱，由個人、甚至推至偶像的病患說起，展現對整個社會的反思。
直面黑房李智良
在12 本得獎作品中，李智良的《房間》是唯一一本書獲得 9 位評審投以全票，並為是次書獎佔少數的得獎文學類書的其中一本。事實上，《房間》自去年書展推出以來，在文藝界廣受談論。這位年輕作家對於這個獎，只淡然地道「是件好事」、「肯定了（著作）文學性的重要」。這份淡淡然，與他在書中透出時而冷靜、時而鼓譟的鬱躁兩極心情，恰成鮮明對比。
照亮混沌
12 年前，李智良獲「確診」抑鬱，後來變成躁鬱，《房間》便是他個人的醫療史，以至對現代精神科和背後政治制度的反思和批判。書獎評審葉輝指，書中回望人世的凌厲眼神及其穿透力，令他印象深刻。書寫以外的李智良卻平易近人，這天隨他走進他所居住的社區，在街上或茶餐廳內，他都跟街坊小孩或阿叔攀談一番。
「出書後一年，感覺逐漸好起來。」李智良說，《房間》為他提供了一個「耙梳」自己的機會，讓文字的理性照亮他混沌的思緒。「書寫是一種憶記，言說則擁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對抗崩壞的世界。（Having the words may have the magical power against the unrevealling of the world.）一個人完全處於失語狀態是很恐怖的一回事。」《房間》是李智良的第二本書，第一本《白瓷》已是 9 年前的事。印象中，這幾年過得好模糊，像給人打了麻醉針。「讀書、停學、自殺，期間雖然也有寫文章、做繙譯，但狀態好的時候不多。」他說。
怪胎的意義
唸比較文學出身的他，對文字極度敏感，起初僅以「重新置放」來形容這本書的創作歷程。他自言在寫作期間對自己的操縱較低，沒有設計、沒有大綱，只任由筆桿帶動，寫到哪裡是那裡，於是 12 年服藥、受現代精神科治療和不人道對待之苦，都一一再在腦中盤旋，令他寫得十分痛苦。及至寫完，他曾有衝動不付梓。「原來過去 10 年我是經歷了這等怪胎生活，一點也不可愛。」
吊詭的是，正正是因為他這份敢於直面自己的勇氣，讓他看見了即使是一個「怪胎」，也有其創新（creative）和正面的意義，就像他重看自己的抑鬱「可能是一種自我防衛，讓自己免得掉落某種更深邃、更難返回的『失常』。」藉著這趟書寫，他可以更貼近那個真實的自己，並有力量和彈性去面對往後那了無止盡、猶如處身黑房的吃藥「治療」生活。
雖然李智良是由自身病患開始書寫，但像此書的另一副題：「第二次殖民」──他的身體成為精神病藥物的殖民地，以及首章〈我的十年：遺忘、閃念、重認〉談及回歸的種種，此書的書寫範圍其實早已超越自身。世界不過房間那麼大：「陌生人競活共存於此城……是各有一種生活上的曲折軌迹、拋擲出去未可著地的弧線，可能很普遍的一個經歷，但它屬於我、屬於他人而不容抹褪，但它為現實不容。惟有對自身、對他人。」
作為社運活躍分子的他，將會繼續關心「反精神科運動」，但以此作為書寫題材，則一本已然足夠。(李慧敏)
粉絲學者洛楓
《禁色的蝴蝶》的作者洛楓說，逝世的張國榮仍在她和粉絲們的記憶縫間存在。「我常覺得現代世界的悼亡是相對地殘酷的，相片和錄像彷彿打破了生死界限，這天我還看著他的一顰一笑、銀幕裡的轉身回眸，實難以相信他已離世。」
抑鬱不能自拔
洛楓是流行文化研究學者、詩人，同時是一名「哥迷」。她的工作室儲存了無數「哥哥」的寫真集、電影 DVD和剪報，由她來寫關於「哥哥」在舞台和電影裡的藝術研究，實在適合不過。然而她幽幽地說：「我寫這書，作為一種悼念偶像的儀式，也是一種自我心理治療。而獲得『香港書獎』後，卻令我重回當初書寫哥哥的抑鬱狀態。」
時針回撥到 2003 年，洛楓得悉張國榮跳樓身亡後的那個清晨，她在台北推開 14 樓的窗戶，半個身子攀出窗外，想像自己同樣跟「哥哥」飛躍半空化為蝴蝶。「畏高的我只聽見噼啪作響的心跳，沒膽跳。後來的大半年我都在失眠。」
洛楓在中學已迷上張國榮，從當初單純地喜歡他「唱歌跳舞好」，到近年專門研究他酷兒與中性身份，足足 23 年。她說，「哥哥」曾把一張從未曝光的《霸王別姬》劇照送給她；2002 年，兩人更在中大一個文學講座中碰面。「他真人沒有架子，還叫我做小朋友。」她帶笑回憶道。
張國榮的一切，她印象尤深。這亦令她幾乎無法冷靜為《禁》執筆。「平日我一天可以寫 6,000 字，但寫《禁》的初期每日『產量』只得 500 百字。天天一人獨自看著他的剪報、評論和電影，原意要進入他的世界（抑鬱），結果差點不能自拔。」洛楓說時猶有餘悸。
熱情蓋過理智？
坊間曾有不少人為張國榮著書立說，但普遍流於揭秘式的書寫，遠遠缺乏理性提問。《禁》則嘗試以藝術性架構、歷史資料和個人情感多面切入；當中的鋪陳以「哥哥」的生命歷程及他與香港流行文化的關聯說起，再闡釋他的演藝風華。
洛楓首先寫下兩個與死亡有關的章節，包括剖析張國榮的遺言，及通過精神分析和抑鬱症的學說，去展現他演藝生命最後階段的死亡意識。「因我要先接受他不在世的現實，才能保持抽離狀態寫下去。這樣苦心鑽研，花上一年時間。」
隨後，她又替張國榮在主流媒體的負面形象（如有人曾以惡毒筆鋒抨擊其性取向是「惟有街上的流浪狗，才會隨便去嗅同性的屁股」）作出平反，如探討跨越性別的酷兒理論和恐同意識；又分析香港傳媒如何追擊和傷害生前與死後的張國榮，指向「傳媒殺人」的冷血不仁。「連林夕也說鬧得好！」
但基於她這「學者」與「戲迷」的論述身份，粉絲的熱情會否蓋過理智分析？她毫不忌諱地說：「我從來都不相信人的智慧、思想和情愫可以決絕的區分。當有一天我『上了去』，會跟哥哥分享《禁》獲得的獎項。也許他會說：『小朋友，我並不是這樣。』」(蕭曉華)
香港經濟日報閱讀版與三聯圖書網連線，本文獲《香港經濟日報》授權轉載，2009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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