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城無處不飛花：蒲慕州訪談錄》獲學者好評

2024年12月02日

研究歷史的學人，可以如何擴闊其研究視野及眼界？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謝偉傑教授評價最新出版的《春城無處不飛花：蒲慕州訪談錄》：「真好看！內容豐富、深入淺出，對如何學習和研究歷史的啟發性很大，而且說得很容易明白，很適合讓學生去讀。」

圖片攝自11月6日「跨界與比較：史學研究的方法與視角」講座暨《春城無處不飛花：蒲慕州訪談錄》新書發佈會

《春城無處不飛花：蒲慕州訪談錄》是歷史學者蒲慕州教授的訪談錄。蒲慕州先生是少數能夠同時從事埃及學及漢學研究的學者，學術成就斐然，近來亦致力於比較古代史的研究。筆錄者李華透過四次訪談，圍繞蒲先生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四個方向——埃及史、宗教研究、古代文明比較以及日常生活史，將蒲先生談及自己棄理從文的學術歷程、做跨界及比較研究的心得、以及其對學術的反思，整理成書。

著者：蒲慕州口述李華筆錄
出版月份：2024年10月
頁數：224頁
開度：140x210mm
定價：$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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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故事」網站創辦人涂豐恩博士推薦：《跨學科的思想史》

王汎森教授是當代華文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歷史學者，專長明清到近現代中國思想史、文化史。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跨學科的思想史》，則是以王汎森教授的學思經歷及成就為基礎而推出。台灣「故事」網站創辦人暨主編涂豐恩博士對《跨學科的思想史》如此評價：「《跨學科的思想史》觸及了眾多課題，也呈現作者對於研究方法的思考。王教授在書中並不拘泥於某一學派或研究方法，反而一再強調史無定法，歷史如風，『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人要怎麼捕捉風的形狀呢？歷史學者也是如此，因此更需要從多方面、多層次地思考歷史課題，借用各種思想資源來挖掘新的問題——這也是本書書名的意涵。本書幾個觀點和比喻特別有啟發性。比如，王教授一再強調，不能把歷史想成是單線前進，需要聽見歷史中的『主調』與『低音』。近代以來的思想史著述往往太過著眼於主調（比如對於五四與新文化運動的關注），而傾向把歷史簡單化、樣板化，忽略了無法被放進主流歷史框架中的角色。事實上，一個時代的眾多思想因素往往會多方激盪，往復來回，既彼此競爭，又相互影響，猶如棋盤對弈。歷史學者必須具有全局觀，著眼整個棋盤的動態。王教授也提到『史事的邏輯』與『史家的邏輯』之間的落差。正所謂『有知』之人無法想像『無知』的狀態，歷史學者往往很難不被後見之明所影響。一旦知道結局，所有細節都理所當然的向終點奔去，就忽略了歷史過程中的各種偶然與意外。歷史的主流未必是一夕之間成形，有時是涓滴溪流，逐漸累積，因為某個機緣，化為滔天洪水。若沒聽見歷史中的低音，往往就無法理解或誤解歷史的動態。歷史研究並非門檻特別高的學問，但一份研究的好壞、是否能有廣泛的影響力，最終往往取決於是否能以小見大，把握著複雜歷史局面的關鍵。」《跨學科的思想史》王汎森著、謝偉傑編開度：140mm × 210mm頁數：208定價：港幣128元按此線上購買

香港萬聖節的全城焦點

每逢萬聖節，香港中環一帶便成為全城焦點，扮鬼扮馬的人群穿梭於半山的陡斜街道之間，塑造了香港萬聖節獨特的慶祝場景。由簡國軒（Michael）所著的《紙筆・香港：香港城市變遷的筆墨記錄》透過細膩的素描和生動的文字，記錄了從半山扶手電梯，到太平山街的唐樓群等獨具特色的城市空間：中環半山扶手電梯全長八百米、垂直差距達一百三十五米的中環半山扶手電梯，把半山和海旁的兩區連接起來，為居民創立了上班、生活和娛樂都是「十五分鐘」內的步行圈。起初這項巨大工程遭到居民反對，深怕高低起伏的架空天橋會破壞民居的景觀。最終，扶手電梯在1993年啟用，整個電梯系統由二十條行人電梯組成，扶手電梯在早上繁忙時間向下行方便居民上班，下午繁忙時間便會向上行方便市民消遣，這才慢慢被居民接受。時至今日，這座行人電梯成為了著名旅遊景點，以及許多國際城市規劃時借鑒的設計案例，展現了如何在有限的城市空間內疏通人流並改善社區環境。上環太平山街近年上環太平山街成為了市民和遊客常到的街區，這裏新派商店與街坊食肆並存，各式各樣的建築物交織在一起，車流量不多，有傳媒評選這條小街為「全球十大最型格街道」之一。在開埠初期，人們因中上環的貿易機會移居至太平山腳一帶，慢慢地形成密集的木屋唐樓群。1894年，鼠疫爆發，太平山街成為了重災區，政府隨後迫令華人聚居的幾百棟房屋全部拆掉，並規定建築之間的分間距離，希望透過加強住所空氣流通而減低疫症傳播風險。如今的太平山街，已全是由鋼筋水泥建成的唐樓，這些樓宇之間較為寬闊的距離，是十九世紀末香港城市發展史的重要印記。《紙筆・香港：香港城市變遷的筆墨紀錄》繪著：簡國軒頁數：288頁尺寸：148 × 210 mm定價：$238 按此線上購買

《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解構英國監獄的人道主義外衣

在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香港，監獄制度如何體現“人道”與“歧視”的矛盾？本文為蘇載玓博士所著的《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第四章〈英國對於香港監獄管理思維的優次〉小結，文中探討了“隔離制度”作為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在當時的殖民地香港的實踐卻流於形式，反映出英國殖民者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要探討英國的監獄改革過程，就不能不談備受推崇的隔離監獄紀律制度。它亦是在百年香港監獄發展過程中經常被“提起”的英國“國策”。簡單來說，隔離制度通過把囚犯彼此分隔開，以反思改造他們。反思的過程也包括其他元素，如：沉默、勞動與宗教灌輸等。英國監獄改革的起因並不是簡單的一兩個點子，而是整個歐洲大陸自由平等人權等思想激盪下的時代產物，當中包括對於監獄制度的關注。由於當時英國不是中央統籌，各郡城地方監獄奉行不同的紀律制度，靜默、獨處與集體制度等並行引發種種亂象，促使宗教改革家與監獄實務管理者在這個思想比較開放的年代攜手創立一套新的紀律制度——隔離制度。兩所新建的中央監獄的落成，使隔離制度成為 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其影響範圍甚至輻射到整個歐洲大陸與美洲。“分類”也是隔離制度包容的元素之一，雖然分類本身也曾是一個獨立的制度，但其單獨行事也是站不住腳的，最終融入隔離體系成為有機組成部分。當然，一個制度實行久了，必然會暴露自身的缺陷與弱點。打從一開始，要配合隔離制度，就要修建單人囚室，面臨比一般更高昂的建築成本，加上其他客觀因素，反對隔離制度的聲音開始增多。隨著英國 1877 年“監獄法令” 的出台，英國所有地方監獄都要遵從中央的監獄管理。隔離制度在英國的監獄改革中，亦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之後，新法已不再嚴格指令英國監獄實行隔離制度要求。英國本頓維爾監獄內的隔離囚室然而，該制度在香港的實踐卻從頭到尾都流於形式。英國對於香港監獄制度的要求，體現在本章花了不少篇幅描述的監獄年度報表中的問題上。不同樣式的兩份表格記載了在不同時期由不同監獄總監提供的答案，除了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當時監獄的情況外，最重要的是反映出殖民當局與倫敦對於監獄管理的不重視。報表每年按時遞交，但對於分類與隔離兩個制度的實踐情況卻語焉不詳，而且從來都沒有達標。這反映出殖民當局和倫敦對於堅持這兩個制度其實並不熱心，因為部分問題是關於用地短缺以及建築費高昂等。英國最初尚以委婉措辭來掩飾逃避問題的態度，畢竟當初也確實是因為缺乏理想的監獄選址，而後期則直言不願意投放資源，最終兩次廢棄昂船洲新監獄計劃，完全暴露了殖民統治者的典型心態，連在自己最推崇的人道主義上都不再掩飾，直截了當宣告連“人道主義”也分等次。麥當勞港督在回應殖民地部關於監獄紀律的質詢，其中包括嚴刑在監獄中經常 / 也許引致自殺的問題時，他冷酷地回應道：固然嚴格紀律或會引發自殺的傾向，但華人的自殺有異於歐洲人的自殺⋯⋯1 麥當勞（Richard G. MacDonnell）（1866–1872）擔任香港第七任港督 1875 年監獄調查委員會報告前言更直接了當宣稱：香港監獄中的囚犯絕大部分都是華人，監管他們的監獄人員不熟悉其語言，也不了解他們的品質性格，更無從稽考他們的過往，因此任何試圖提升他們的情操或道德水準的嘗試都只會是徒然。2 即便是具有前瞻視野及監獄管理經驗的監獄總監哥頓少將也直言不諱：香港的繁榮吸引了大量華人和其他國籍人士湧入，當中無可避免會有犯罪分子。後者慣受廣州或其他東方監獄的嚴峻刑罰，來到香港後，面對英國以文明與基督教為本的人道待遇和溫和制度，完全不能起到震懾成效。3 監禁的唯一震懾作用是“失去自由以及相關的樂趣”——這種只有我們西方族裔才會感覺到的損失，對於此處我們要應付的人卻是行不通的。4 但是，無論我們多希望以人道立場與深思來對待他們，考慮到他們自己的社群以及自身問題，如果這樣的待遇對他們來說是“奢侈享受”的話，我們就該對英國的準則做出調整⋯⋯根據我們的經驗，採取一些足以馴服與改造本國“最差勁的一群”罪犯的方法，而隔離監禁制度正是這首要的、最有力的制度。5 被視為香港洋商中最傑出的怡和大班的耆紫薇，在評議昂船洲再建計劃時直截了當地指出，香港的監獄對於華人囚犯來說太奢侈：“堅決反對擴建監獄，現有域多利監獄已足敷港籍囚犯之用。華人竊賊當施鞭刑後驅逐，再犯者公開鞭笞再逐。” 他完全反對在擴建監獄上投入任何資金，認為現有的域多利監獄對於真正來自香港的囚犯已經綽綽有餘，並希望殖民當局能夠對華人小偷盜賊施以鞭笞刑，然後將其驅逐出境，而不是關在監獄中餵飽他們。對於屢次潛返者，應公開鞭笞後再驅逐。6 昂船洲本是香港在那個時代全面實行隔離制度的唯一契機。在沒有取得九龍半島之前，港島用地緊張，而昂船洲的地理位置適宜，兼具日後擴展潛力。但兜兜轉轉多年以後，於 1938 年建成的香港監獄，仍然落址港島。 1868 年教育家兼改革家瑪麗．卡彭特對於印度艾哈邁達巴德監獄的記錄，與香港昂船洲的情境何其相似？既有空間可新建監獄，由有人力（勞役囚犯）可節省建築費，甚至監獄已經建好了，麥當勞港督卻因為對囚犯族裔的偏見（認為華人囚犯無法被改造更新），寧願放棄已建成的設施也不願長期投入，認為無需在香港實行隔離制度。倫敦對於這個瘋狂決定的默許，也大可以反映殖民統治者的基本心態。早期昂船洲地圖，來源：CO129/86, p.502 雖然在殖民統治期間，有一些肯為華人挺身而出的人物，如軒尼詩港督曾經力撐修新建監獄、改善囚犯待遇等，奈何他維護華人的立場招致不少反對，特別是如耆紫薇這類的洋商權貴抵制。因此軒尼詩提出的建議經常受到壓力，在香港立法局或英國議會舉步維艱。偶爾也有一些殖民地部的衛道之士提出意見，如倫敦殖民地部官員盧卡斯就曾反對 1875 年委員會加重鞭笞以增加香港監獄“震懾”功能的建議。他認為不能因為臨近國家的嚴刑，就讓英國在人道立場方面做出妥協，但最終不敵主流思維，只得同意將此舉暫時作為“實驗性質”。雖然隔離制度在英國本土已經過了最鼎盛的時期，但香港各監獄委員會的報告仍不時追憶其榮光，折射出倫敦本土對於這個經歷監獄改革、得來不易的隔離制度的微妙眷戀。但理論與實踐終究存在鴻溝。該制度不但在香港遇到很多現實困境，讓當權者卻步甚至妥協、放棄，在印度以及西澳更早的一些殖民統治區域同樣折戟。深入研究揭示，問題的根源並非地域差異，而是種族歧視使然——殖民統治者深信某些族群天生劣質，不能夠被“改造”。這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最終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注釋 1 MacDonnell to […]

當歷史成為「迷題」，我們如何用文學繼續追問？

1949年4月6日凌晨，200多位台灣學生被軍警直接逮捕，他們被控涉嫌「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搗毀公署、私擅拘禁執行公務之人員」等罪名。事件發生後，學校在政府督導下成立「整頓學風委員會」重新審核學生資格，被除名的學生多達36名，被補學生陸續被起訴或遭到以各種罪名的「二度逮捕」。校園的校風轉趨保守，學術自由深受反共教育干預，白色恐怖在校園蔓延，史稱「四六事件」。若不惜憾事只成為過去，我們又該如何追憶下去，讓世人記住歷史？「其實，我之所寫，不是要刻意宣傳什麼理念，而是現實存在但以前不能談，一般人也不知道的一段台灣史而已。我之所以會一直寫它，當然是因為對它有一定的認識與感情，更因為它對台灣社會以及兩岸關係的今天或者未來都有很重要的以史為鑒的意義，因此希望有更多關心台灣問題終極解決的人可以通過具有審美價值的小說來理解它的意義。」 ——藍博洲，輯錄自《台北戀人》港版自序由台灣作家藍博洲所著的長篇小說《台北戀人》，在多年蒐集四六事件歷史證言與相關史料的基礎上寫成。全書以第一人稱敘事，講述一位老婦人從北京回到台灣，逐一探訪當事人，尋找五十年前失蹤的戀人，揭開四六學運前後的塵封記憶。而在輔線中，九十年代的台灣大學生發起了解禁平反運動，以獨特的視角解讀白色恐怖下的台灣學生運動。《台北戀人》作者：藍博洲頁數：440頁開度：140 x 200 mm定價：港幣148元按此線上購買

惡劣天氣下「緊守崗位」的它——公眾電話亭

惡劣天氣下「緊守崗位」的它。在電話亭打電話，是很多年輕一代未曾有過的經驗。但遇上突如其來的雨天，除了商場和店舖，若碰巧附近有一個電話亭，大概也可充當暫時的容身之所，「有瓦遮頭」。到底香港是何時有第一個公眾電話亭？由昔日的電話維修員、羅肇忠（Uncle Sam）所著的《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圖文並茂回顧香港電話歷史，當中便提到：「筆者無法查證香港是由何時開始出現公眾電話機。翻查資料，最早提及公眾電話是在1920年1月1日《華字日報》的報道，報道指山頂道「新橋棚」將安裝公眾電話亭，號碼為816，但內容並無說明是收費電話抑或給顧客叫喚轎夫服務的普通電話。此外，1926年5月15日西報 Hong Kong Daily Press的報道指，有一名外國婦人投訴九倉小輪（今天天星碼頭）外的公眾電話有故障。由此可見，香港至少於1920年代已有公眾電話機。」「公眾電話並非一般電話，早期雖然安裝在店舖中，但收費並不是收歸店舖的，而晚上收舖後，公眾電話便不可使用。如晚上遇到緊急事情，便求救無門，就此情況，電話公司借鑒英國公眾電話亭的做法，計劃在適當地方設置電話亭。1950 年代，電話公司在英國訂購了一款投幣式公眾電話機，準備於 1953 年在港島九龍安裝16座公眾電話亭。若試驗成功，將進一步在九龍城、黄大仙、鑽石山、紅磡、何文田等區安裝。」隨著手提電話功能漸漸超越固網電話，不少人認為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安裝電話亭反令行人不便。Uncle Sam更曾在油麻地見到一個電話亭淪為垃圾站，實在令人心酸。《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作者：羅肇忠頁數：296頁定價：港幣188元按此線上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