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電影原型：恐懼，有可能止於了解嗎？

有好友說，近來走在街上，總會感覺不自在。有時，甚至有刀快要從後劃破皮膚的錯覺。在人來人往之間，我們神經繃緊，留意周遭，除因意識到生命的脆弱，或者更直接的是——恐懼，恐懼自己遭遇新聞裡一樣不幸的事。

我們不禁問：不幸的事，是否會不斷重演？

1982年6月長沙灣元州邨，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症多年的28歲男子，因沒有按時覆診和服藥而病情復發，殺害家中母親和妹妹後繼而用刀傷及邨內幼稚園多名師生，最終引致6死44傷，當中4名死者是小童。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精神科PFU (Priority Follow Up)的制度因而誕生：經醫生劃分有暴力傾向的病人，要強制覆診，出院的話亦要經多重程序，以防範暴力事件於未然。

這制度當時有效安定民心，之後一直沿用多年；但另一方面，病人或會因怕被判斷為有暴力傾向而隱瞞病情，病人和醫生的信任更難建立。事實上，只有極少數精神病人有暴力傾向，PFU制度卻容易令社會加深對精神病人的負面印象。

由高街「癲狂院」，到60年代青山醫院，以及後來中途宿舍的設立，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務發展不斷進步：禁閉隔離、病房環境逐步改善、系統政策確立，並更關注病人如何重新融入社會。如何在公眾和病人利益之間平衡，亦隨大眾的觀念不斷改變。

只願類似悲劇不會再發生。

資料參考自《戰後香港精神科口述史》，收錄了香港精神科的先驅教授、第一位到外國受訓的精神科護士、引入職業治療的先鋒等16位精神科「局內人」親述。

圖片由陳庭揚醫生提供

《戰後香港精神科口述史》
作者：李兆華醫生、潘佩璆醫生、潘裕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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