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故事」網站創辦人涂豐恩博士推薦：《跨學科的思想史》
2025年03月31日
王汎森教授是當代華文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歷史學者，專長明清到近現代中國思想史、文化史。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跨學科的思想史》，則是以王汎森教授的學思經歷及成就為基礎而推出。
台灣「故事」網站創辦人暨主編涂豐恩博士對《跨學科的思想史》如此評價：「《跨學科的思想史》觸及了眾多課題，也呈現作者對於研究方法的思考。王教授在書中並不拘泥於某一學派或研究方法，反而一再強調史無定法，歷史如風，『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人要怎麼捕捉風的形狀呢？歷史學者也是如此，因此更需要從多方面、多層次地思考歷史課題，借用各種思想資源來挖掘新的問題——這也是本書書名的意涵。
本書幾個觀點和比喻特別有啟發性。比如，王教授一再強調，不能把歷史想成是單線前進，需要聽見歷史中的『主調』與『低音』。近代以來的思想史著述往往太過著眼於主調（比如對於五四與新文化運動的關注），而傾向把歷史簡單化、樣板化，忽略了無法被放進主流歷史框架中的角色。事實上，一個時代的眾多思想因素往往會多方激盪，往復來回，既彼此競爭，又相互影響，猶如棋盤對弈。歷史學者必須具有全局觀，著眼整個棋盤的動態。
王教授也提到『史事的邏輯』與『史家的邏輯』之間的落差。正所謂『有知』之人無法想像『無知』的狀態，歷史學者往往很難不被後見之明所影響。一旦知道結局，所有細節都理所當然的向終點奔去，就忽略了歷史過程中的各種偶然與意外。歷史的主流未必是一夕之間成形，有時是涓滴溪流，逐漸累積，因為某個機緣，化為滔天洪水。若沒聽見歷史中的低音，往往就無法理解或誤解歷史的動態。
歷史研究並非門檻特別高的學問，但一份研究的好壞、是否能有廣泛的影響力，最終往往取決於是否能以小見大，把握著複雜歷史局面的關鍵。」
《跨學科的思想史》
王汎森著、謝偉傑編
開度：140mm × 210mm
頁數：208
定價：港幣128元
相關文章
Skip to content
【書摘】楊天石：孫中山思想的當代生命力
2025年3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100週年。孫中山先生畢生奮鬥，就是期盼中國成為“世界上頂富強的國家”、“世界上頂安樂的國家”，中國人民成為“世界上頂享幸福的人民”。他的許多思想具有超越那個時代的意義，成為中華民族永恆的寶貴精神財富，在當今社會仍能給我們以啟發和激勵。 值此之際，香港三聯節選楊天石先生的文章《孫中山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互相為用”思想》與讀者朋友分享。回顧此文，不僅是對孫中山先生的深切緬懷，也是對其精神遺產的重溫，期以為大家提供洞見，啟發思考。 本文原為楊天石先生答《同舟共進》特約記者葦一，原載於廣州《同舟共進》2016年10月號。香港三聯出版的《孫中山新探》收錄此文。《孫中山新探》為楊天石先生“近代史研究六種”之一，收錄了楊先生多年來關於孫中山的研究論文、學術札記、演講報告與訪談錄，提出了若干新看法，所論多與時賢不同，以扎實的史料、求真的精神、卓然的創見，推動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具有世界眼光和現代知識的革命家 相比同時代其他的革命家，孫中山的一個重要不同之處在於一他是一個周遊世界、有廣闊世界眼光的思想家。孫中山成長於美國檀香山，去過英、法、比利時等多個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在日本更是住了很多年，這種周遊列國的經歷，在中國近代革命家中可謂鳳毛麟角。在這一過程中，孫中山得以具備世界眼光和現代社會知識，了解現代社會發展趨勢。 在周遊中，孫中山既看到了資本主義推動科學技術發展，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積極一面，也看到了資本主義醜惡、黑暗的一面，比如殘酷剝削工人，貧富兩極分化，社會階級鬥爭激化，工人運動頻繁，社會黨、無政府主義黨方興未艾。這些，都被孫中山一一看在眼裏，引發他的反思。與此同時，孫中山還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外的侵略和掠奪，看到了資本主義列強是怎樣欺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 由於上述原因，孫中山明確表示，中國不能走西方列強的老路。他在1905 年撰寫的《民報》發刊詞，就是中國不能走西方老路的一個宣言。他在這篇文章裏寫道：“吾國縱能媲跡於歐美，尤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末軌”，什麼意思？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末路”。孫中山的這段話，意思是說，即使我們學西方學到家了（媲跡），但那是人家走過的“末路”，終究不會成功，不會有好結果。 我們以前對孫中山的這句話不夠重視，因為我們一直認為孫中山是一位資產階級革命家。實際上，孫中山心中想的是中國不能跟著西方的腳步走，而應走一條不同於甚至是超越西方的路。用他的原話講，便是：“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這就是說，中國倘若實行他主張的民生主義的話，那便能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禍害”還沒有在中國發生之前，避免這些“禍害”，到那時，西方人必然會瞠目大驚，他們會感慨自己已經掉隊了，落到後面了。 應該說，讓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同時完成，“畢其功於一役”，這裏有空想的成分，但是，尋找與歐美不同之路，企圖超越歐美，這其中又有非常深刻、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儘管孫中山憎惡資本家、資產階級，不願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但他並沒有全盤否定資本主義。孫中山對資本主義的態度，集中在他那最有名的八個字裏，即“取那善果，避那惡果”。他說：“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造成此不平等世界。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這是歐美所不能及的。”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文明中優良成分我們要拿過來，壞的成分不能要，這是辯證思維，形而上學頭腦的人是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 孫中山的判斷與當今世界的發展現狀 孫中山提出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相互為用”的思想很重要，首先，孫中山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看成是兩種“經濟能力”，即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兩種動力。這一思想價值很大，因為它符合當今世界的發展現狀。西方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其生產力一直在發展，還在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在當前中國，社會主義的公有經濟和民營私人經濟、外資經濟都在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 其次，孫中山的這一思想，也符合近期和中期未來世界的發展趨勢。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若要進一步發展的話，未來肯定要繼續吸納社會主義思想和制度中的優良成分；而社會主義中國想要取得更大的發展成就，也肯定要吸收資本主義思想和制度中的合理、優良的成分。我認為，在未來可以預見的一長段時間內，世界發展趨勢應該是這樣的。這個時間段有多長，我說不好，可能幾十年，也可能二三百年，甚至更長。 世界經過近期和中期的發展後會怎樣？孫中山沒有講，但他有一個提法叫“新共產時代”。它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發展模式？什麼時候進入這一時代？孫中山沒有具體說。我想，它應該和馬克思主義對人類未來的設想相似。可以預料，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裏，在“新共產時代”到來之前，未來世界的發展模式必然是：既不是資本主義消滅社會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消滅資本主義，而是一種兩者“互相為用”的發展模式。 一切思想家都立足於他所處的時代，回答那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這些回答具有現實針對性，但是，其中的若干觀念、範疇、命題又常常超越他的時代，具有長遠的甚至是永恆的意義。孫中山的思想的許多部分都具有這種超時代的意義，可以長期成為中國人民的珍貴思想營養。 ©本文節選自《孫中山新探》，內容經二次編排 《孫中山新探》 作者：楊天石頁數：544頁出版日期：2022年9月定價：港幣$168
Skip to content
身雖死，而心仍未已：不一樣的教宗
羅馬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方濟各昨天與世長辭，享年88歲。除了是自公元741年後首位出自拉丁美洲的教宗，教宗方濟各同時也是首位出身自耶穌會的教宗。有別於以往的教宗，他選擇住在梵蒂岡聖瑪爾大之家的普通套房、以巴士代替使用專用轎車出門。他節儉樸素的生活方式，體現了耶穌會所提倡的以貧窮、貞潔為生活標記，教導信徒、辦學及宣教為本職。 由姚鵬和陶建平所著的《往訓萬民——中國近代羅馬公教明信片研究》裡提到，耶穌會於1540年獲教宗保羅三世頒諭正式核准其憲章，是天主教最大修會之一。耶穌會着重發展教育事業，成立當年就派遣教士到葡萄牙、北非、東亞和南美等地傳教。耶穌會在南美傳教長久的歷史，註定教宗方濟各和羅馬天主教的結緣。 耶穌會在華的活動也是在它成立的初期開展。歷史上，它雖然並非是最早來華的修會，卻率先得到當時明朝的認可。可惜的是，耶穌會最早派往東方的「東亞宗徒」的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於1551年從日本搭乘葡萄牙商船抵廣東台山外海後，因海禁無法進入內地，最後不幸身染瘧疾病逝。圖中屹立於廣東台山的上川島，正正是傳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曾經的葬身之地。三十年後，由為現今大家所熟知的利瑪竇率一班耶穌會士成功立足中國，了卻沙勿略的遺憾。 教宗方濟各曾於自傳《希望》談及對死亡的看法：「梵蒂岡是我最後服務的地方，並非我永恆的歸宿。」身雖死，而心仍未已，他的信仰和祝福將由一眾信徒世代相傳，生生不息。 《往訓萬民——中國近代羅馬公教明信片研究》 十九世紀末葉，明信片成為中國的通信工具之一，基督教修會看準先機，藉着明信片宣傳各自的宗教主張。本書以清末民國傳教會印製發行的大量明信片作為載體，勾勒天主教百年間在華的傳播和發展、以及聖像藝術在中國本土化的過程。 作者：姚鵬、陶建平出版日期：2024年1月定價：港幣$498按此線上購買
Skip to content
當歷史成為「迷題」，我們如何用文學繼續追問？
1949年4月6日凌晨，200多位台灣學生被軍警直接逮捕，他們被控涉嫌「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搗毀公署、私擅拘禁執行公務之人員」等罪名。事件發生後，學校在政府督導下成立「整頓學風委員會」重新審核學生資格，被除名的學生多達36名，被補學生陸續被起訴或遭到以各種罪名的「二度逮捕」。校園的校風轉趨保守，學術自由深受反共教育干預，白色恐怖在校園蔓延，史稱「四六事件」。 若不惜憾事只成為過去，我們又該如何追憶下去，讓世人記住歷史？ 「其實，我之所寫，不是要刻意宣傳什麼理念，而是現實存在但以前不能談，一般人也不知道的一段台灣史而已。我之所以會一直寫它，當然是因為對它有一定的認識與感情，更因為它對台灣社會以及兩岸關係的今天或者未來都有很重要的以史為鑒的意義，因此希望有更多關心台灣問題終極解決的人可以通過具有審美價值的小說來理解它的意義。」 ——藍博洲，輯錄自《台北戀人》港版自序 由台灣作家藍博洲所著的長篇小說《台北戀人》，在多年蒐集四六事件歷史證言與相關史料的基礎上寫成。全書以第一人稱敘事，講述一位老婦人從北京回到台灣，逐一探訪當事人，尋找五十年前失蹤的戀人，揭開四六學運前後的塵封記憶。而在輔線中，九十年代的台灣大學生發起了解禁平反運動，以獨特的視角解讀白色恐怖下的台灣學生運動。 《台北戀人》作者：藍博洲頁數：440頁開度：140 x 200 mm定價：港幣148元按此線上購買
Skip to content
《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解構英國監獄的人道主義外衣
在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香港，監獄制度如何體現“人道”與“歧視”的矛盾？本文為蘇載玓博士所著的《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第四章〈英國對於香港監獄管理思維的優次〉小結，文中探討了“隔離制度”作為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在當時的殖民地香港的實踐卻流於形式，反映出英國殖民者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 要探討英國的監獄改革過程，就不能不談備受推崇的隔離監獄紀律制度。 它亦是在百年香港監獄發展過程中經常被“提起”的英國“國策”。簡單來說， 隔離制度通過把囚犯彼此分隔開，以反思改造他們。反思的過程也包括其他元素，如：沉默、勞動與宗教灌輸等。 英國監獄改革的起因並不是簡單的一兩個點子，而是整個歐洲大陸自由平等人權等思想激盪下的時代產物，當中包括對於監獄制度的關注。由於當時英國不是中央統籌，各郡城地方監獄奉行不同的紀律制度，靜默、獨處與集體制度等並行引發種種亂象，促使宗教改革家與監獄實務管理者在這個思想比較開放的年代攜手創立一套新的紀律制度——隔離制度。兩所新建的中央監獄的落成，使隔離制度成為 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其影響範圍甚至輻射到整個歐洲大陸與美洲。“分類”也是隔離制度包容的元素之一，雖然分類本身也曾是一個獨立的制度，但其單獨行事也是站不住腳的，最終融入隔離體系成為有機組成部分。 當然，一個制度實行久了，必然會暴露自身的缺陷與弱點。打從一開始， 要配合隔離制度，就要修建單人囚室，面臨比一般更高昂的建築成本，加上其他客觀因素，反對隔離制度的聲音開始增多。隨著英國 1877 年“監獄法令” 的出台，英國所有地方監獄都要遵從中央的監獄管理。隔離制度在英國的監獄改革中，亦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之後，新法已不再嚴格指令英國監獄實行隔離制度要求。 英國本頓維爾監獄內的隔離囚室 然而，該制度在香港的實踐卻從頭到尾都流於形式。英國對於香港監獄制度的要求，體現在本章花了不少篇幅描述的監獄年度報表中的問題上。不同樣式的兩份表格記載了在不同時期由不同監獄總監提供的答案，除了在某種程度 上反映當時監獄的情況外，最重要的是反映出殖民當局與倫敦對於監獄管理的不重視。報表每年按時遞交，但對於分類與隔離兩個制度的實踐情況卻語焉不詳，而且從來都沒有達標。這反映出殖民當局和倫敦對於堅持這兩個制度其實並不熱心，因為部分問題是關於用地短缺以及建築費高昂等。 英國最初尚以委婉措辭來掩飾逃避問題的態度，畢竟當初也確實是因為缺乏理想的監獄選址，而後期則直言不願意投放資源，最終兩次廢棄昂船洲新監獄計劃，完全暴露了殖民統治者的典型心態，連在自己最推崇的人道主義上都不再掩飾，直截了當宣告連“人道主義”也分等次。麥當勞港督在回應殖民地部關於監獄紀律的質詢，其中包括嚴刑在監獄中經常 / 也許引致自殺的問題 時，他冷酷地回應道： 固然嚴格紀律或會引發自殺的傾向，但華人的自殺有異於歐洲人的自殺⋯⋯1 麥當勞（Richard G. MacDonnell） （1866–1872）擔任香港第七任港督 1875 年監獄調查委員會報告前言更直接了當宣稱： 香港監獄中的囚犯絕大部分都是華人，監管他們的監獄人員不熟悉其語言，也不了解他們的品質性格，更無從稽考他們的過往，因此任何試圖提升他們的情操或道德水準的嘗試都只會是徒然。2 即便是具有前瞻視野及監獄管理經驗的監獄總監哥頓少將也直言不諱： 香港的繁榮吸引了大量華人和其他國籍人士湧入，當中無可避免會有犯罪分子。後者慣受廣州或其他東方監獄的嚴峻刑罰，來到香港後，面對英國以文明與基督教為本的人道待遇和溫和制度，完全不能起到震懾成效。3 監禁的唯一震懾作用是“失去自由以及相關的樂趣”——這種只有我們西方族裔才會感覺到的損失，對於此處我們要應付的人卻是行不通的。4 但是，無論我們多希望以人道立場與深思來對待他們，考慮到他們自己的社群以及自身問題，如果這樣的待遇對他們來說是“奢侈享受”的話，我們就該對英國的準則做出調整⋯⋯根據我們的經驗，採取一些足以馴服與改造本國“最差勁的一群”罪犯的方法，而隔離監禁制度正是這首要的、最有力的制度。5 被視為香港洋商中最傑出的怡和大班的耆紫薇，在評議昂船洲再建計劃 時直截了當地指出，香港的監獄對於華人囚犯來說太奢侈：“堅決反對擴建監 獄，現有域多利監獄已足敷港籍囚犯之用。華人竊賊當施鞭刑後驅逐，再犯者公開鞭笞再逐。” 他完全反對在擴建監獄上投入任何資金，認為現有的域多利監獄對於 真正來自香港的囚犯已經綽綽有餘，並希望殖民當局能夠對華人小偷盜賊 施以鞭笞刑，然後將其驅逐出境，而不是關在監獄中餵飽他們。對於屢次潛返者，應公開鞭笞後再驅逐。6 昂船洲本是香港在那個時代全面實行隔離制度的唯一契機。在沒有取得九龍半島之前，港島用地緊張，而昂船洲的地理位置適宜，兼具日後擴展潛力。 但兜兜轉轉多年以後，於 1938 年建成的香港監獄，仍然落址港島。 1868 年教育家兼改革家瑪麗．卡彭特對於印度艾哈邁達巴德監獄的記錄，與香港昂船洲的情境何其相似？既有空間可新建監獄，由有人力（勞役囚犯）可節省建築費，甚至監獄已經建好了，麥當勞港督卻因為對囚犯族裔的偏見（認為華人囚犯無法被改造更新），寧願放棄已建成的設施也不願長期投入，認為無需在香港實行隔離制度。倫敦對於這個瘋狂決定的默許，也大可以反映殖民統治者的基本心態。 早期昂船洲地圖，來源：CO129/86, p.502 雖然在殖民統治期間，有一些肯為華人挺身而出的人物，如軒尼詩港督曾經力撐修新建監獄、改善囚犯待遇等，奈何他維護華人的立場招致不少反對， 特別是如耆紫薇這類的洋商權貴抵制。因此軒尼詩提出的建議經常受到壓力， 在香港立法局或英國議會舉步維艱。 偶爾也有一些殖民地部的衛道之士提出意見，如倫敦殖民地部官員盧卡斯就曾反對 1875 年委員會加重鞭笞以增加香港監獄“震懾”功能的建議。他認為不能因為臨近國家的嚴刑，就讓英國在人道立場方面做出妥協，但最終不敵主流思維，只得同意將此舉暫時作為“實驗性質”。 雖然隔離制度在英國本土已經過了最鼎盛的時期，但香港各監獄委員會的報告仍不時追憶其榮光，折射出倫敦本土對於這個經歷監獄改革、得來不易的隔離制度的微妙眷戀。但理論與實踐終究存在鴻溝。該制度不但在香港遇到很多現實困境，讓當權者卻步甚至妥協、放棄，在印度以及西澳更早的一些殖民統治區域同樣折戟。深入研究揭示，問題的根源並非地域差異，而是種族歧視使然——殖民統治者深信某些族群天生劣質，不能夠被“改造”。這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最終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 注釋 1 MacDonnell 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