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宇掌故知多少：犯太歲點算好？

2025年02月21日

自古以來，民間相信當太歲運行到某個生肖的位置時，便會對該生肖造成不利。為改善運勢，不少香港人都會在農曆新年期間訪廟「攝太歲」求安心，當中黃大仙祠可說是最受歡迎的祠廟之一！作為大眾共同參拜的信俗，黃大仙是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

黃大仙原在廣州？
1921年之前，黃大仙廟是設在廣州的。當時廣州的政局非常複雜，差不多由軍閥割據，故每一個軍閥上臺，都隨意頒佈法令，乘機「刮龍」。當時軍閥陳炯明便乘着「破除迷信」之名霸佔廟產，拆去廟宇築馬路，或拆廟賣地建屋，黃大仙廟自然也受到影響。

六六年前「搬家」遷九龍
1921年初，本港紳商李亦梅、譚傑生、粱仁庵、郭述亭、張殿臣、陳柱石、唐麗泉等，把黃大仙接來香港，安奉在嗇色園內，才使黃大仙的仙蹟，得以惠及香港居民。

黃大仙廟本來不是全年開放？
嗇色園本來是上述幾位紳商的私人修道別墅，在接黃大仙來港之初時並不如今日任人參神，但因後來善信要求入廟參神者日眾，各紳商平日樂善好施，於是就定下開放時間，並將香火收入，撥充善舉，贈醫施藥，周年無間。到了1956年9月，黃大仙廟正式交東華三院接管。

圖文摘錄自魯金作品集系列——《香港廟宇閒談》

《香港廟宇閒談》魯金著
– 作者親身走遍港九新界，碑銘考古/田野調查/實地考察收集掌故
– 「廟趣」橫生，走筆所及乃至百年歷史古剎與隱跡方外的小廟
頁數：216
定價：港幣98元
按此線上購買

【書摘】楊天石：孫中山思想的當代生命力

2025年3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100週年。孫中山先生畢生奮鬥，就是期盼中國成為“世界上頂富強的國家”、“世界上頂安樂的國家”，中國人民成為“世界上頂享幸福的人民”。他的許多思想具有超越那個時代的意義，成為中華民族永恆的寶貴精神財富，在當今社會仍能給我們以啟發和激勵。值此之際，香港三聯節選楊天石先生的文章《孫中山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互相為用”思想》與讀者朋友分享。回顧此文，不僅是對孫中山先生的深切緬懷，也是對其精神遺產的重溫，期以為大家提供洞見，啟發思考。本文原為楊天石先生答《同舟共進》特約記者葦一，原載於廣州《同舟共進》2016年10月號。香港三聯出版的《孫中山新探》收錄此文。《孫中山新探》為楊天石先生“近代史研究六種”之一，收錄了楊先生多年來關於孫中山的研究論文、學術札記、演講報告與訪談錄，提出了若干新看法，所論多與時賢不同，以扎實的史料、求真的精神、卓然的創見，推動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具有世界眼光和現代知識的革命家相比同時代其他的革命家，孫中山的一個重要不同之處在於一他是一個周遊世界、有廣闊世界眼光的思想家。孫中山成長於美國檀香山，去過英、法、比利時等多個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在日本更是住了很多年，這種周遊列國的經歷，在中國近代革命家中可謂鳳毛麟角。在這一過程中，孫中山得以具備世界眼光和現代社會知識，了解現代社會發展趨勢。在周遊中，孫中山既看到了資本主義推動科學技術發展，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積極一面，也看到了資本主義醜惡、黑暗的一面，比如殘酷剝削工人，貧富兩極分化，社會階級鬥爭激化，工人運動頻繁，社會黨、無政府主義黨方興未艾。這些，都被孫中山一一看在眼裏，引發他的反思。與此同時，孫中山還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外的侵略和掠奪，看到了資本主義列強是怎樣欺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由於上述原因，孫中山明確表示，中國不能走西方列強的老路。他在1905 年撰寫的《民報》發刊詞，就是中國不能走西方老路的一個宣言。他在這篇文章裏寫道：“吾國縱能媲跡於歐美，尤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末軌”，什麼意思？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末路”。孫中山的這段話，意思是說，即使我們學西方學到家了（媲跡），但那是人家走過的“末路”，終究不會成功，不會有好結果。我們以前對孫中山的這句話不夠重視，因為我們一直認為孫中山是一位資產階級革命家。實際上，孫中山心中想的是中國不能跟著西方的腳步走，而應走一條不同於甚至是超越西方的路。用他的原話講，便是：“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這就是說，中國倘若實行他主張的民生主義的話，那便能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禍害”還沒有在中國發生之前，避免這些“禍害”，到那時，西方人必然會瞠目大驚，他們會感慨自己已經掉隊了，落到後面了。應該說，讓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同時完成，“畢其功於一役”，這裏有空想的成分，但是，尋找與歐美不同之路，企圖超越歐美，這其中又有非常深刻、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儘管孫中山憎惡資本家、資產階級，不願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但他並沒有全盤否定資本主義。孫中山對資本主義的態度，集中在他那最有名的八個字裏，即“取那善果，避那惡果”。他說：“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造成此不平等世界。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這是歐美所不能及的。”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文明中優良成分我們要拿過來，壞的成分不能要，這是辯證思維，形而上學頭腦的人是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孫中山的判斷與當今世界的發展現狀孫中山提出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相互為用”的思想很重要，首先，孫中山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看成是兩種“經濟能力”，即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兩種動力。這一思想價值很大，因為它符合當今世界的發展現狀。西方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其生產力一直在發展，還在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在當前中國，社會主義的公有經濟和民營私人經濟、外資經濟都在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其次，孫中山的這一思想，也符合近期和中期未來世界的發展趨勢。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若要進一步發展的話，未來肯定要繼續吸納社會主義思想和制度中的優良成分；而社會主義中國想要取得更大的發展成就，也肯定要吸收資本主義思想和制度中的合理、優良的成分。我認為，在未來可以預見的一長段時間內，世界發展趨勢應該是這樣的。這個時間段有多長，我說不好，可能幾十年，也可能二三百年，甚至更長。世界經過近期和中期的發展後會怎樣？孫中山沒有講，但他有一個提法叫“新共產時代”。它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發展模式？什麼時候進入這一時代？孫中山沒有具體說。我想，它應該和馬克思主義對人類未來的設想相似。可以預料，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裏，在“新共產時代”到來之前，未來世界的發展模式必然是：既不是資本主義消滅社會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消滅資本主義，而是一種兩者“互相為用”的發展模式。一切思想家都立足於他所處的時代，回答那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這些回答具有現實針對性，但是，其中的若干觀念、範疇、命題又常常超越他的時代，具有長遠的甚至是永恆的意義。孫中山的思想的許多部分都具有這種超時代的意義，可以長期成為中國人民的珍貴思想營養。 ©本文節選自《孫中山新探》，內容經二次編排《孫中山新探》作者：楊天石頁數：544頁出版日期：2022年9月定價：港幣$168

中秋節，去邊度玩好？從城市速寫認識維園與藍屋

適逢中秋，香港各區都不乏慶祝活動：灣仔藍屋今年再現燈海、維多利亞公園（維園）舉辦中秋綵燈會，更上演大坑舞火龍。我們對這些活動並不陌生，但對於藍屋、維園背後的故事，你又知多少？由簡國軒所著的《紙筆·香港：香港城市變遷的筆墨記錄》透過城市速寫和文字，把它們的面貌和典故記錄下來：藍屋藍屋是香港一級歷史建築，亦是香港少數保存原好的戰前建築之一。活化後的藍屋不僅保留了原本的住宅用途，同時增設「香港故事館」舉辦社區活動，這種「留屋留人」的方式成功保留了本地的歷史遺產。「藍屋」最初建成時並非藍色的。上世紀90年代，香港政府著手修葺「藍屋」時因剩下一批水務署的藍色油漆，便用於粉飾原為灰色的外牆。起初，居民認為藍色「不吉利」，後來卻逐漸習慣這個新外觀，因而稱之為「藍屋」。藍屋採用傳統木製結構，橫樑與扶手展現當年工藝之美。開放式露台提升通風與採光，是實用與美學兼備的體現。維多利亞公園維園佔地約十九公頃，涵蓋休閒、運動、文化等多種設施。每逢農歷新年前夕，維園會舉辦大型年宵市場，是香港重要的節日象徵，更是香港不同活動、藝術展覽、集會和文化交流的空間。維園前身是銅鑼灣避風塘的填海土地。隨著戰後人口的膨脹，香港政府開展填海工程，一半的填海地被用作開闢維園。維園於1957年正式開放，是香港島最大的公園，並以園內的維多利亞女皇銅像命名。維園直面維多利亞港，且不受建築群屏蔽，使園內空間比周邊街道涼快。《紙筆·香港：香港城市變遷的筆墨紀錄》繪著：簡國軒頁數：288頁尺寸：148 × 210 mm定價：$238 按此線上購買

【編輯推介】承載歷史、關照當下，縱覽台灣四百年滄桑變遷

作為跨越兩岸、融貫中西的史學大家，許倬雲先生以其宏大的歷史視野和深厚的人文關懷，為我們呈獻了一部縱覽台灣四百年滄桑變遷的著作——《台灣四百年》。《台灣四百年》從大航海時代的序幕講起，系統梳理台灣歷經荷蘭殖民、鄭氏王朝、清廷治理、日本殖民以至當代發展的歷史發展脈絡。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地方通史，而是一部著眼於今日台灣人精神與困境的著作。許先生自言，這部作品是個人情感與專業洞察相互交織的產物，「既寫下了我的觀察、我的理解、我的分析，還寫下了我的感想」。作為一位既「以大陸人的身份觀察台灣」，又「以本省人的身份理解台灣」的學者，許倬雲擁有獨特且難得的雙重視角。少年時隨家人遷居台灣，在台灣完成中學和大學教育，人生近半光陰在台灣度過；他不僅在台灣成長，也親身參與台灣改革開放時期的重要討論和會議，擁有從內部觀察台灣發展的機會。這種兼具內外視角的優勢，使他能夠超越單一的立場，提供更為全面平衡的歷史解讀。許倬雲在書中提出了一個精闢的觀點：台灣的命運始終交織著「本土、中國與世界」三重奏。這一分析框架貫穿全書，成為理解台灣歷史發展的關鍵線索。他指出，這既是台灣歷史的宿命，也是未來發展中不可偏廢的三重視角。從葡萄牙人賦予台灣「福爾摩沙」（美麗島）之稱，到鄭成功帶領漢文化力量進入台灣，台灣的歷史從來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同時進入世界史和中國史，承載著多重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另一方面，許倬雲也沒有回避台灣發展中的問題，他直陳台灣的產業淪為夕陽產業、房地產泡沫嚴重、貧富差距擴大等現實困境。這些批評不是來自旁觀者的冷眼，而是源於「恨鐵不成鋼」的深切關懷。香港三聯新近推出的繁體新版，特別增錄許倬雲晚年親撰之兩篇文章：〈我們該如何“愛國”，如何建設社會〉與〈我不希望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兵戎相見〉。兩文絕非簡單附錄，而是作者畢生關切的凝練與昇華，他將對歷史洞察深化為對民族情感歸屬、社會共建之道以及和平未來的懇切呼籲。在理性層面，許倬雲早已論證：台灣的未來發展必須與大陸龐大的經濟體和文明底蘊相結合，方能開創新局。新增的文章則從情感和道義層面，進一步表達了一位九旬史家超越「但悲不見九州同」的家國深情，轉向更具建設性的智慧囑託。許倬雲在書中提出，台灣的未來應當與大陸相結合，這一觀點不是基於簡單的民族情感，而是建立在歷史分析和現實考量之上的理性判斷。這種論述融合了個人經歷與歷史省察，既非空洞的政治口號，又超越了狹隘的地方主義，為思考兩岸關係提供了一條充滿人文關懷的路徑。《台灣四百年》作者：許倬雲出版日期：2026年1月頁數：186頁開度：140 × 210mm定價：港幣98元按此線上購買

惡劣天氣下「緊守崗位」的它——公眾電話亭

惡劣天氣下「緊守崗位」的它。在電話亭打電話，是很多年輕一代未曾有過的經驗。但遇上突如其來的雨天，除了商場和店舖，若碰巧附近有一個電話亭，大概也可充當暫時的容身之所，「有瓦遮頭」。到底香港是何時有第一個公眾電話亭？由昔日的電話維修員、羅肇忠（Uncle Sam）所著的《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圖文並茂回顧香港電話歷史，當中便提到：「筆者無法查證香港是由何時開始出現公眾電話機。翻查資料，最早提及公眾電話是在1920年1月1日《華字日報》的報道，報道指山頂道「新橋棚」將安裝公眾電話亭，號碼為816，但內容並無說明是收費電話抑或給顧客叫喚轎夫服務的普通電話。此外，1926年5月15日西報 Hong Kong Daily Press的報道指，有一名外國婦人投訴九倉小輪（今天天星碼頭）外的公眾電話有故障。由此可見，香港至少於1920年代已有公眾電話機。」「公眾電話並非一般電話，早期雖然安裝在店舖中，但收費並不是收歸店舖的，而晚上收舖後，公眾電話便不可使用。如晚上遇到緊急事情，便求救無門，就此情況，電話公司借鑒英國公眾電話亭的做法，計劃在適當地方設置電話亭。1950 年代，電話公司在英國訂購了一款投幣式公眾電話機，準備於 1953 年在港島九龍安裝16座公眾電話亭。若試驗成功，將進一步在九龍城、黄大仙、鑽石山、紅磡、何文田等區安裝。」隨著手提電話功能漸漸超越固網電話，不少人認為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安裝電話亭反令行人不便。Uncle Sam更曾在油麻地見到一個電話亭淪為垃圾站，實在令人心酸。《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作者：羅肇忠頁數：296頁定價：港幣188元按此線上購買

早在十六世紀時，我們已經開始使用廣東話書寫？

明朝人用「大頭蝦」形容冒失鬼，十九世紀的外國人甚至用廣東話注音《伊索寓言》⋯⋯從字典辭書到木魚書唱本，早期中外人士用廣東語寫下各種有趣文本，有的為了做生意，有的為了傳教，還有人記錄生活。由李燕萍、片岡新所著的《我手寫我口：中外人士廣東話書寫（1535-1935）》收錄了60部中外人士書寫廣東話的作品，當中最早記錄廣東話口語詞的書籍《廣東通志初稿》早於1535年經已面世：《廣東通志初稿》是一本怎樣的書？《廣東通志初稿》由戴璟主編，是一本記錄廣東的資訊的地方志。作者自認編寫得不夠理想，所以在書名加上「初稿」二字，希望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本書的「方言」類與「時節」類都記錄了當時的廣東話，並記錄了16 世紀的文化、歷史、人文地理、地域政治等資料，是一本非常珍貴的文獻。 1535年的廣東話有甚麼特色？《廣東通志初稿》第十八卷「風俗」中的「方言」類記錄了當時廣東話口語詞，從中可見，不少當時的廣東話口語至今仍繼續沿用： ◉ 不曉事者曰「大頭蝦」 ◉ 來曰「黎」 ◉ 問如何曰「點樣」由節日食品衍生而成的廣東話用語第十八卷「風俗」中的「時節」類所記錄的冬至美食「便爐」，與現代火鍋大致相同： ◉ 冬至遇風寒，多具「骨董羹」待客，謂之「便爐」。其法，具暖爐以魚、肉、蜆、菜雜煮，環坐而食。「骨董羹」是用魚、肉、蜆、菜等食材煮的羹，稱之為「便爐」。黃佐主修的《廣東通志》把「便爐」改作「邊爐」。到了清朝，吃火鍋被叫做「打邊爐」，這個說法便一直沿用至今。《我手寫我口：時空穿梭四百年看中外廣東話書寫作品》編著：李燕萍、片岡新頁數：344頁尺寸：170 × 240 mm定價：$168按此線上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