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發展的未來？

2024年09月30日

繼新世界發展行政總裁鄭志剛宣佈辭任後，新世界再向母企出售旗下股份。在80年代初，新世界發展完成尖東海傍的新世界中心發展計劃，市值一度超越長實、新地而成為華資地產公司的龍頭股。可是，今次並非是首次新世界遇上財政危機。80年代末，新世界便曾因收購失利一度負債近90億，當時創辦人鄭裕彤是如何帶領新世界發展度過危機？

「欠債就不是家財，我比較保守，不喜歡揹太高的債。」1991年，當時已退下一線的鄭裕彤重出江湖「救急」，展開一系列減債行動，將部分資產出售，甚至將被喻為鄭氏「皇冠上的寶石」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景閣豪華住宅也變賣套現。翌年，新世界透過發行零息價券及認股證將債務降至合理水平。同時，新世界重返地產老本行，以香港為基地發展電訊、基建及酒店業務，並重視在中國海外及內地投資，在基建、安居工程和舊城重建上佔得先機。經過數年努力，新世界發展再度躋身香港四大地產上市公司之列。

「新人事，新作風」，接下來的新世界，又會以怎樣的策略轉虧為盈？

好書推薦

1. 《香港地產史（1841-2023）》

作者：馮邦彥
頁數：640頁
尺寸：210 mm × 260 mm
定價：$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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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鄭裕彤傳──勤、誠、義的人生實踐》

作者：王惠玲、莫健偉
頁數：400頁
尺寸：170 mm × 230 mm
定價：$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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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冷知識：香港滙豐銀行篇

今年是香港滙豐銀行成立160週年。1865年，湯馬士‧修打蘭爵士 (Thomas Sutherland) 了解到香港及內地沿海地區對銀行信貸的殷切需求，故在皇后大道中開設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總行。時至今日，滙豐已發展為全球最大規模的銀行之一。藉着週年之際，讓我們一起回顧滙豐銀行一些有趣的歷史： 🔍最初的「滙豐銀行」不叫「滙豐銀行」？滙豐銀行當時的英文名稱為「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mpany Limited」，直譯為「香港上海銀行有限公司」，所以大多數香港人都稱滙豐銀行為「上海銀行」。當時，上海正有一家業務非常發達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亦簡稱「上海銀行」，它的主要營業方針是吸收小額存款，因此和當時上海的市民關係密切。抗戰初期，上海人大量湧到香港來，要找上海銀行處理款項，往往被領到滙豐銀行去，弄得驢頭不對馬嘴。 🔍成立百年之際，滙豐銀行如何慶祝？百年企業來之不易，滙豐銀行曾在成立100週年時舉行一連串的慶祝節目，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請來著名英國遠東歷史研究學者柯利斯（Maurice Collis）寫了一部「滙豐百年歷史書」。滙豐銀行提供給了不少獨家資料，並為此書請來專責的藝術編輯，十分隆重其事。此外，滙豐銀行在它們的建築物上掛上慶祝100週年之用的裝飾燈彩和廣告，並持續了一個月之久。（內容輯錄自《葉靈鳳文存卷一．霜紅室隨筆之藝海書林》（下冊）——滙豐百年史）好書推薦《葉靈鳳文存卷一．霜紅室隨筆之藝海書林》（全兩冊）葉靈鳳著，許迪鏘、張詠梅編開度：148 x 210 mm頁數：共648頁定價：合共港幣398元按此查看書籍詳情及購買

惡劣天氣下「緊守崗位」的它——公眾電話亭

惡劣天氣下「緊守崗位」的它。在電話亭打電話，是很多年輕一代未曾有過的經驗。但遇上突如其來的雨天，除了商場和店舖，若碰巧附近有一個電話亭，大概也可充當暫時的容身之所，「有瓦遮頭」。到底香港是何時有第一個公眾電話亭？由昔日的電話維修員、羅肇忠（Uncle Sam）所著的《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圖文並茂回顧香港電話歷史，當中便提到：「筆者無法查證香港是由何時開始出現公眾電話機。翻查資料，最早提及公眾電話是在1920年1月1日《華字日報》的報道，報道指山頂道「新橋棚」將安裝公眾電話亭，號碼為816，但內容並無說明是收費電話抑或給顧客叫喚轎夫服務的普通電話。此外，1926年5月15日西報 Hong Kong Daily Press的報道指，有一名外國婦人投訴九倉小輪（今天天星碼頭）外的公眾電話有故障。由此可見，香港至少於1920年代已有公眾電話機。」「公眾電話並非一般電話，早期雖然安裝在店舖中，但收費並不是收歸店舖的，而晚上收舖後，公眾電話便不可使用。如晚上遇到緊急事情，便求救無門，就此情況，電話公司借鑒英國公眾電話亭的做法，計劃在適當地方設置電話亭。1950 年代，電話公司在英國訂購了一款投幣式公眾電話機，準備於 1953 年在港島九龍安裝16座公眾電話亭。若試驗成功，將進一步在九龍城、黄大仙、鑽石山、紅磡、何文田等區安裝。」隨著手提電話功能漸漸超越固網電話，不少人認為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安裝電話亭反令行人不便。Uncle Sam更曾在油麻地見到一個電話亭淪為垃圾站，實在令人心酸。《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作者：羅肇忠頁數：296頁定價：港幣188元按此線上購買

【重回二戰時】俯瞰歷史，見證戰火下的香港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香港結束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歲月。時光飛逝，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讓我們翻開《鷹眼之下：戰時航空照片中的香港（1941–1945）》，透過二戰期間美國陸軍航空隊及日本陸海軍在香港上空拍攝的照片（圖1至圖5），重看這段動盪時光—— 最後，我們特意節錄書中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區智浩先生的序言，祝願終有一天，世上再沒有何一個人要承受戰爭中的苦難：「得知鄺智文博士深入研究二次大戰香港日據時期的航空偵察和戰時民生，令人深感欣慰。一般軍事愛好者通常只關注那些在空戰中擊落數十架甚至上百架敵機的英雄，卻往往忽略了背後默默付出的「航空偵察兵」。即使像德國空軍王牌埃里希‧哈特曼（Erich Hartmann）擊落了352架敵機，也無法挽回盟軍對斯圖加特（Stuttgart）大轟炸所造成的巨大破壞與影響。如果沒有美軍PBY卡特琳娜偵察機及時發現南雲忠一的航母機動部隊，美軍也無法贏得中途島戰役，從而改變太平洋戰爭的態勢。每次戰略或戰術轟炸的成功背後，都離不開事前精確的航空偵察。若缺乏準確的目標情報，即便飛行員冒著被擊落的風險，昂貴的炸彈也可能落在毫無價值的目標上，造成人員和資源的浪費。《小王子》的作者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正是一名無聲奉獻的航空偵察兵。他在駕駛F-5偵察機（由P-38改裝）執行偵察任務時，不幸被德軍Me-109擊落於地中海犧牲。航空照片是一種中性的時空記錄。在戰爭期間，它們是關鍵的軍事情報；而在和平時期，則成為支撐社會建設與規劃的重要地理資訊。政府需要比對新舊航空照片，以掌握民生事務和環境變化的動態。一張航空照片更勝千言萬語，清晰呈現出人類活動和自然環境變遷的痕跡。然而，航空照片本身卻無法訴說拍攝者在拍攝瞬間的心情、壓力與想法。無論是飛行員、偵察員還是航空測量師，他們在有限的時間內，面對天氣變化、敵方炮火或緊迫航空交通管制，往往只有一次拍攝目標的機會，每一次拍攝都充滿著挑戰與壓力。希望大家亦同時能感受到拍攝每一張航空照片的困難，多少也是一種冒險與膽色。透過這本書的介紹，讀者更能立體深入地了解日據時期香港市民的生活，感受到他們在戰爭中的苦難。願世界和平，讓航空照片僅用於和平時期的社會建設與地理資訊的應用。」《鷹眼之下：戰時航空照片中的香港(1941-1945)》作者：鄺智文頁數：408頁尺寸：210 × 290 mm定價：$298按此線上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