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教授頒獲第六屆唐獎「漢學獎」！

2024年06月20日

恭喜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榮休講座教授許倬雲頒第六屆唐獎的「漢學獎」以表彰他在漢學領域的卓越貢獻。許教授的史學能見其大，其中國古代專論發掘長期歷史的本質問題，通史解釋著重文化之涵容與交流，尋找中國在世界的定位。

唐獎是全球性學術獎項，由2012年創辦至今，分別設有「永續發展獎」、「生技醫藥獎」、「漢學獎」和「法治獎」四個獎項，均屬諾貝爾獎未及涵蓋的領域。「漢學獎」旨在表彰漢學領域之成就，並彰顯中華文化對人類文明發展之貢獻。

許倬雲教授早年將社會科學方法用於史學研究，晚年則專注在通史論述。他的學術從「史實」中求「史識」，證明漢學並不局限在學院象牙塔內，可以走入社會，與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對話。

香港三聯有幸和許倬雲教授合作，推出港版《經緯華夏》（繁體增訂版）和《許倬雲十日談：當今世界的格局與人類未來》。前者《經緯華夏》（繁體增訂版）為一部華夏文明從成長到成型的傳記，許倬雲教授以「大歷史」的觀看視角與思維方式，對華夏內外的歷史互動重新歸納排列，梳理中國文化的發展軌跡。今次的繁體增訂版，更收入了新篇章。後者《許倬雲十日談：當今世界的格局與人類未來》為許倬雲教授在疫情期間一系列的線上講座精華，討論的問題涉及瘟疫、中美衝突、美國內部問題、全球化、科技與哲學等重大課題，以對話的方式還原歷史源流。

《經緯華夏》（繁體增訂版）
出版日期：2024年7月
定價：港幣1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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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雲十日談：當今世界的格局與人類未來》
出版日期：2024年7月
定價：港幣1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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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雖死，而心仍未已：不一樣的教宗

羅馬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方濟各昨天與世長辭，享年88歲。除了是自公元741年後首位出自拉丁美洲的教宗，教宗方濟各同時也是首位出身自耶穌會的教宗。有別於以往的教宗，他選擇住在梵蒂岡聖瑪爾大之家的普通套房、以巴士代替使用專用轎車出門。他節儉樸素的生活方式，體現了耶穌會所提倡的以貧窮、貞潔為生活標記，教導信徒、辦學及宣教為本職。由姚鵬和陶建平所著的《往訓萬民——中國近代羅馬公教明信片研究》裡提到，耶穌會於1540年獲教宗保羅三世頒諭正式核准其憲章，是天主教最大修會之一。耶穌會着重發展教育事業，成立當年就派遣教士到葡萄牙、北非、東亞和南美等地傳教。耶穌會在南美傳教長久的歷史，註定教宗方濟各和羅馬天主教的結緣。耶穌會在華的活動也是在它成立的初期開展。歷史上，它雖然並非是最早來華的修會，卻率先得到當時明朝的認可。可惜的是，耶穌會最早派往東方的「東亞宗徒」的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於1551年從日本搭乘葡萄牙商船抵廣東台山外海後，因海禁無法進入內地，最後不幸身染瘧疾病逝。圖中屹立於廣東台山的上川島，正正是傳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曾經的葬身之地。三十年後，由為現今大家所熟知的利瑪竇率一班耶穌會士成功立足中國，了卻沙勿略的遺憾。教宗方濟各曾於自傳《希望》談及對死亡的看法：「梵蒂岡是我最後服務的地方，並非我永恆的歸宿。」身雖死，而心仍未已，他的信仰和祝福將由一眾信徒世代相傳，生生不息。《往訓萬民——中國近代羅馬公教明信片研究》十九世紀末葉，明信片成為中國的通信工具之一，基督教修會看準先機，藉着明信片宣傳各自的宗教主張。本書以清末民國傳教會印製發行的大量明信片作為載體，勾勒天主教百年間在華的傳播和發展、以及聖像藝術在中國本土化的過程。作者：姚鵬、陶建平出版日期：2024年1月定價：港幣$498按此線上購買

《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解構英國監獄的人道主義外衣

在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香港，監獄制度如何體現“人道”與“歧視”的矛盾？本文為蘇載玓博士所著的《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第四章〈英國對於香港監獄管理思維的優次〉小結，文中探討了“隔離制度”作為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在當時的殖民地香港的實踐卻流於形式，反映出英國殖民者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要探討英國的監獄改革過程，就不能不談備受推崇的隔離監獄紀律制度。它亦是在百年香港監獄發展過程中經常被“提起”的英國“國策”。簡單來說，隔離制度通過把囚犯彼此分隔開，以反思改造他們。反思的過程也包括其他元素，如：沉默、勞動與宗教灌輸等。英國監獄改革的起因並不是簡單的一兩個點子，而是整個歐洲大陸自由平等人權等思想激盪下的時代產物，當中包括對於監獄制度的關注。由於當時英國不是中央統籌，各郡城地方監獄奉行不同的紀律制度，靜默、獨處與集體制度等並行引發種種亂象，促使宗教改革家與監獄實務管理者在這個思想比較開放的年代攜手創立一套新的紀律制度——隔離制度。兩所新建的中央監獄的落成，使隔離制度成為 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其影響範圍甚至輻射到整個歐洲大陸與美洲。“分類”也是隔離制度包容的元素之一，雖然分類本身也曾是一個獨立的制度，但其單獨行事也是站不住腳的，最終融入隔離體系成為有機組成部分。當然，一個制度實行久了，必然會暴露自身的缺陷與弱點。打從一開始，要配合隔離制度，就要修建單人囚室，面臨比一般更高昂的建築成本，加上其他客觀因素，反對隔離制度的聲音開始增多。隨著英國 1877 年“監獄法令” 的出台，英國所有地方監獄都要遵從中央的監獄管理。隔離制度在英國的監獄改革中，亦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之後，新法已不再嚴格指令英國監獄實行隔離制度要求。英國本頓維爾監獄內的隔離囚室然而，該制度在香港的實踐卻從頭到尾都流於形式。英國對於香港監獄制度的要求，體現在本章花了不少篇幅描述的監獄年度報表中的問題上。不同樣式的兩份表格記載了在不同時期由不同監獄總監提供的答案，除了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當時監獄的情況外，最重要的是反映出殖民當局與倫敦對於監獄管理的不重視。報表每年按時遞交，但對於分類與隔離兩個制度的實踐情況卻語焉不詳，而且從來都沒有達標。這反映出殖民當局和倫敦對於堅持這兩個制度其實並不熱心，因為部分問題是關於用地短缺以及建築費高昂等。英國最初尚以委婉措辭來掩飾逃避問題的態度，畢竟當初也確實是因為缺乏理想的監獄選址，而後期則直言不願意投放資源，最終兩次廢棄昂船洲新監獄計劃，完全暴露了殖民統治者的典型心態，連在自己最推崇的人道主義上都不再掩飾，直截了當宣告連“人道主義”也分等次。麥當勞港督在回應殖民地部關於監獄紀律的質詢，其中包括嚴刑在監獄中經常 / 也許引致自殺的問題時，他冷酷地回應道：固然嚴格紀律或會引發自殺的傾向，但華人的自殺有異於歐洲人的自殺⋯⋯1 麥當勞（Richard G. MacDonnell）（1866–1872）擔任香港第七任港督 1875 年監獄調查委員會報告前言更直接了當宣稱：香港監獄中的囚犯絕大部分都是華人，監管他們的監獄人員不熟悉其語言，也不了解他們的品質性格，更無從稽考他們的過往，因此任何試圖提升他們的情操或道德水準的嘗試都只會是徒然。2 即便是具有前瞻視野及監獄管理經驗的監獄總監哥頓少將也直言不諱：香港的繁榮吸引了大量華人和其他國籍人士湧入，當中無可避免會有犯罪分子。後者慣受廣州或其他東方監獄的嚴峻刑罰，來到香港後，面對英國以文明與基督教為本的人道待遇和溫和制度，完全不能起到震懾成效。3 監禁的唯一震懾作用是“失去自由以及相關的樂趣”——這種只有我們西方族裔才會感覺到的損失，對於此處我們要應付的人卻是行不通的。4 但是，無論我們多希望以人道立場與深思來對待他們，考慮到他們自己的社群以及自身問題，如果這樣的待遇對他們來說是“奢侈享受”的話，我們就該對英國的準則做出調整⋯⋯根據我們的經驗，採取一些足以馴服與改造本國“最差勁的一群”罪犯的方法，而隔離監禁制度正是這首要的、最有力的制度。5 被視為香港洋商中最傑出的怡和大班的耆紫薇，在評議昂船洲再建計劃時直截了當地指出，香港的監獄對於華人囚犯來說太奢侈：“堅決反對擴建監獄，現有域多利監獄已足敷港籍囚犯之用。華人竊賊當施鞭刑後驅逐，再犯者公開鞭笞再逐。” 他完全反對在擴建監獄上投入任何資金，認為現有的域多利監獄對於真正來自香港的囚犯已經綽綽有餘，並希望殖民當局能夠對華人小偷盜賊施以鞭笞刑，然後將其驅逐出境，而不是關在監獄中餵飽他們。對於屢次潛返者，應公開鞭笞後再驅逐。6 昂船洲本是香港在那個時代全面實行隔離制度的唯一契機。在沒有取得九龍半島之前，港島用地緊張，而昂船洲的地理位置適宜，兼具日後擴展潛力。但兜兜轉轉多年以後，於 1938 年建成的香港監獄，仍然落址港島。 1868 年教育家兼改革家瑪麗．卡彭特對於印度艾哈邁達巴德監獄的記錄，與香港昂船洲的情境何其相似？既有空間可新建監獄，由有人力（勞役囚犯）可節省建築費，甚至監獄已經建好了，麥當勞港督卻因為對囚犯族裔的偏見（認為華人囚犯無法被改造更新），寧願放棄已建成的設施也不願長期投入，認為無需在香港實行隔離制度。倫敦對於這個瘋狂決定的默許，也大可以反映殖民統治者的基本心態。早期昂船洲地圖，來源：CO129/86, p.502 雖然在殖民統治期間，有一些肯為華人挺身而出的人物，如軒尼詩港督曾經力撐修新建監獄、改善囚犯待遇等，奈何他維護華人的立場招致不少反對，特別是如耆紫薇這類的洋商權貴抵制。因此軒尼詩提出的建議經常受到壓力，在香港立法局或英國議會舉步維艱。偶爾也有一些殖民地部的衛道之士提出意見，如倫敦殖民地部官員盧卡斯就曾反對 1875 年委員會加重鞭笞以增加香港監獄“震懾”功能的建議。他認為不能因為臨近國家的嚴刑，就讓英國在人道立場方面做出妥協，但最終不敵主流思維，只得同意將此舉暫時作為“實驗性質”。雖然隔離制度在英國本土已經過了最鼎盛的時期，但香港各監獄委員會的報告仍不時追憶其榮光，折射出倫敦本土對於這個經歷監獄改革、得來不易的隔離制度的微妙眷戀。但理論與實踐終究存在鴻溝。該制度不但在香港遇到很多現實困境，讓當權者卻步甚至妥協、放棄，在印度以及西澳更早的一些殖民統治區域同樣折戟。深入研究揭示，問題的根源並非地域差異，而是種族歧視使然——殖民統治者深信某些族群天生劣質，不能夠被“改造”。這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最終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注釋 1 MacDonnell to […]

【Being Hong Kong】當「打電話」成為歷史：《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

還記得在屋企「煲電話粥」的時光嗎？來到今天，「手機」的主要功能更不在於「打電話」，而是上網。傳統「電話」亦成為歷史一部分。

韓國史必讀：為什麼高麗王朝能在亂世下䇄立不倒？

10至14世紀間，高麗歷經五代十國、遼、宋、金、元、明等政權之更迭與並存。每當東亞政治版圖劇變，皆對高麗產生不同程度之影響。首先，契丹、女真、蒙古等強勢遊牧、漁獵民族，於其崛起擴張之際，皆曾對朝鮮半島懷有覬覦之心，對高麗進行不同程度之侵犯。另一方面，中原的政權更替對高麗也產生了影響，北方的契丹、金朝和中原的五代、宋朝等相互爭奪霸權時，競相與高麗聯合，因此高麗的國際地位有所提升；相反，當元、明等統一王朝出現時，對高麗而言，來自中原的外交壓力也會相對增大。不過，高麗善於因勢利導，往往能將地緣政治環境之挑戰巧妙轉化為機遇，試圖在環伺之大國中保持平衡，臣服於遼、金、明之同時，亦努力與北宋、南宋、北元等保持聯繫，希冀各方互相牽制，避免被單一勢力完全控制或過度依賴一方，從而保持自身之相對獨立性。《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高麗篇）》跳出國家之間的關係史或交流史的單一框架，根據高麗不同時期的外交格局劃分為十個主題，以現代的角度重新審視高麗時代的外交及對外關係：第一章、高麗時代對外關係與外交史總論第二章、高麗初期與中國的外交第三章、高麗與契丹（遼）的外交第四章、高麗與宋朝的外交第五章、高麗與金的外交第六章、高麗對蒙古的抗爭與外交第七章、高麗與蒙古（元）的外交第八章、高麗與周邊民族的外交及戰爭第九章、高麗與日本的外交及倭寇第十章、高麗與明的外交及矛盾主編簡介李鎮漢韓國高麗大學韓國史學系教授、韓國海洋史學會會長、韓國歷史研究會前會長，研究方向為高麗時代史、中韓關係史、海洋史等，著有《高麗時代宋商往來研究》、《高麗時代貿易與海洋》、《高麗時代對外交流史研究》、《高麗前期官職與俸祿關係研究》等。《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高麗篇）》主編：李鎮漢翻譯：戴琳劍、李廷青、周鵾、林金彪、成姬蘭、魏晨光、王天泉頁數：336頁定價：港幣148元

【今日中國】地圖中的澳門風物與獨特城市史

「澳門有不一般的歷史，和不一般的城市特徵。這些特別之處，很淸楚地表現在一系列中西方的歷史圖像中。而且這個現象在世界眾多城市中，惟澳門獨有。」資深城市研究學者薛鳳旋繼《澳門五百年》後，再次以「澳門史」為題推出新著《澳門三百年極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