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思破解：司法獨立和言論自由是否英治時期遺下的遺產？
2024年08月29日
今時今日，香港司法獨立和言論自由受保障，是否如大部分人所認爲，是英國法治的重要遺產呢？香港法律制度是建立在殖民時期英式法治體系的基礎上，即普通法（common law）。此法系著重案例參考，因此很依賴審判者公平公正的判決。然而當審判者的權力開始凌駕於法律之上，所謂「自由」究竟誰來定義？
1842年，英國正式殖民統治香港，社會響起各種批評聲音。為維持英國政府在港的穩定統治，起初50年間採用懲罰性審查制度，以「煽動性誹謗法」對付批評政府的新聞編輯。
1920至1940年代，香港出現大規模罷工運動和國共内戰，人人激憤。政府為防止法治受衝擊，進一步擴大對新聞界的控制，每篇新聞發佈前，需經過新聞審查員細讀每一行，篩走敏感字眼，不少報紙印製後出現以奇怪符號掩蓋被刪字句的情況。
二戰結束後，左派勢力大量湧入香港，滲透勞工界、教育界及新聞界，與其他黨派進行持續的意識形態戰爭，大大提高港英政府審查言論行動的難度。他們決定從學校入手，曾設立「特別局」，關閉非民主主義學校、驅逐校長，並編寫教科書，向學生宣傳「民主的美德和英聯邦協作理念價值」，打壓及建設手段雙管齊下。隨後，國共兩黨繼續通過其他文化藝術手段，滲透反殖民意識至各階層，最終引發1956年和1967年兩場嚴重暴動，港英政府對言論監察之嚴密只增不減。
然而與中國中央政府商榷香港回歸時，港英政府卻一改以往作風，開始公開討論新聞自由對香港的重要性，亦不再干涉電台和電視報道的製作，似要洗去從前香港受殖民管治被打壓的形象。回歸前夕，香港人已經覺醒法治的自由意識，舊有的「噤聲」社會不復存在，還給中國一個高度的「自由社會」。
對比一下香港現在與殖民時期的法治觀念，殖民時期的法律，反而成為港英政府控制社會穩定、打壓言論自由的工具，與今時今日的香港法治大相徑庭。從英治時期到現今，法治形態一直演變，法律議題亦與我們息息相關，社會中卻甚少有人論及和整合香港法治的發展形式。
由吳海傑所著的《噤若寒蟬：港英時代對媒體和言論的政治審查（1842-1997）》秉持對保障法治和自由的認同態度，廣泛而深入地分析殖民時期的檔案史料，透過引用不同報章、各界言論和法律條文等，重新審視英國法律在殖民時期人權自由歷史的角色。
《噤若寒蟬：港英時代對媒體和言論的政治審查(1842-1997)》
作者：吳海傑
譯者：張升月、齊崇硯
頁數：256頁
定價 ：1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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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東講西】香港監獄史1841-1939
香港監獄，如何從無到有？日前，《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作者蘇載玓博士獲邀為香港電台廣播節目講東講西的嘉賓，分享成書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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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解構英國監獄的人道主義外衣
在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香港，監獄制度如何體現“人道”與“歧視”的矛盾？本文為蘇載玓博士所著的《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第四章〈英國對於香港監獄管理思維的優次〉小結，文中探討了“隔離制度”作為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在當時的殖民地香港的實踐卻流於形式，反映出英國殖民者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 要探討英國的監獄改革過程，就不能不談備受推崇的隔離監獄紀律制度。 它亦是在百年香港監獄發展過程中經常被“提起”的英國“國策”。簡單來說， 隔離制度通過把囚犯彼此分隔開，以反思改造他們。反思的過程也包括其他元素，如：沉默、勞動與宗教灌輸等。 英國監獄改革的起因並不是簡單的一兩個點子，而是整個歐洲大陸自由平等人權等思想激盪下的時代產物，當中包括對於監獄制度的關注。由於當時英國不是中央統籌，各郡城地方監獄奉行不同的紀律制度，靜默、獨處與集體制度等並行引發種種亂象，促使宗教改革家與監獄實務管理者在這個思想比較開放的年代攜手創立一套新的紀律制度——隔離制度。兩所新建的中央監獄的落成，使隔離制度成為 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其影響範圍甚至輻射到整個歐洲大陸與美洲。“分類”也是隔離制度包容的元素之一，雖然分類本身也曾是一個獨立的制度，但其單獨行事也是站不住腳的，最終融入隔離體系成為有機組成部分。 當然，一個制度實行久了，必然會暴露自身的缺陷與弱點。打從一開始， 要配合隔離制度，就要修建單人囚室，面臨比一般更高昂的建築成本，加上其他客觀因素，反對隔離制度的聲音開始增多。隨著英國 1877 年“監獄法令” 的出台，英國所有地方監獄都要遵從中央的監獄管理。隔離制度在英國的監獄改革中，亦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之後，新法已不再嚴格指令英國監獄實行隔離制度要求。 英國本頓維爾監獄內的隔離囚室 然而，該制度在香港的實踐卻從頭到尾都流於形式。英國對於香港監獄制度的要求，體現在本章花了不少篇幅描述的監獄年度報表中的問題上。不同樣式的兩份表格記載了在不同時期由不同監獄總監提供的答案，除了在某種程度 上反映當時監獄的情況外，最重要的是反映出殖民當局與倫敦對於監獄管理的不重視。報表每年按時遞交，但對於分類與隔離兩個制度的實踐情況卻語焉不詳，而且從來都沒有達標。這反映出殖民當局和倫敦對於堅持這兩個制度其實並不熱心，因為部分問題是關於用地短缺以及建築費高昂等。 英國最初尚以委婉措辭來掩飾逃避問題的態度，畢竟當初也確實是因為缺乏理想的監獄選址，而後期則直言不願意投放資源，最終兩次廢棄昂船洲新監獄計劃，完全暴露了殖民統治者的典型心態，連在自己最推崇的人道主義上都不再掩飾，直截了當宣告連“人道主義”也分等次。麥當勞港督在回應殖民地部關於監獄紀律的質詢，其中包括嚴刑在監獄中經常 / 也許引致自殺的問題 時，他冷酷地回應道： 固然嚴格紀律或會引發自殺的傾向，但華人的自殺有異於歐洲人的自殺⋯⋯1 麥當勞（Richard G. MacDonnell） （1866–1872）擔任香港第七任港督 1875 年監獄調查委員會報告前言更直接了當宣稱： 香港監獄中的囚犯絕大部分都是華人，監管他們的監獄人員不熟悉其語言，也不了解他們的品質性格，更無從稽考他們的過往，因此任何試圖提升他們的情操或道德水準的嘗試都只會是徒然。2 即便是具有前瞻視野及監獄管理經驗的監獄總監哥頓少將也直言不諱： 香港的繁榮吸引了大量華人和其他國籍人士湧入，當中無可避免會有犯罪分子。後者慣受廣州或其他東方監獄的嚴峻刑罰，來到香港後，面對英國以文明與基督教為本的人道待遇和溫和制度，完全不能起到震懾成效。3 監禁的唯一震懾作用是“失去自由以及相關的樂趣”——這種只有我們西方族裔才會感覺到的損失，對於此處我們要應付的人卻是行不通的。4 但是，無論我們多希望以人道立場與深思來對待他們，考慮到他們自己的社群以及自身問題，如果這樣的待遇對他們來說是“奢侈享受”的話，我們就該對英國的準則做出調整⋯⋯根據我們的經驗，採取一些足以馴服與改造本國“最差勁的一群”罪犯的方法，而隔離監禁制度正是這首要的、最有力的制度。5 被視為香港洋商中最傑出的怡和大班的耆紫薇，在評議昂船洲再建計劃 時直截了當地指出，香港的監獄對於華人囚犯來說太奢侈：“堅決反對擴建監 獄，現有域多利監獄已足敷港籍囚犯之用。華人竊賊當施鞭刑後驅逐，再犯者公開鞭笞再逐。” 他完全反對在擴建監獄上投入任何資金，認為現有的域多利監獄對於 真正來自香港的囚犯已經綽綽有餘，並希望殖民當局能夠對華人小偷盜賊 施以鞭笞刑，然後將其驅逐出境，而不是關在監獄中餵飽他們。對於屢次潛返者，應公開鞭笞後再驅逐。6 昂船洲本是香港在那個時代全面實行隔離制度的唯一契機。在沒有取得九龍半島之前，港島用地緊張，而昂船洲的地理位置適宜，兼具日後擴展潛力。 但兜兜轉轉多年以後，於 1938 年建成的香港監獄，仍然落址港島。 1868 年教育家兼改革家瑪麗．卡彭特對於印度艾哈邁達巴德監獄的記錄，與香港昂船洲的情境何其相似？既有空間可新建監獄，由有人力（勞役囚犯）可節省建築費，甚至監獄已經建好了，麥當勞港督卻因為對囚犯族裔的偏見（認為華人囚犯無法被改造更新），寧願放棄已建成的設施也不願長期投入，認為無需在香港實行隔離制度。倫敦對於這個瘋狂決定的默許，也大可以反映殖民統治者的基本心態。 早期昂船洲地圖，來源：CO129/86, p.502 雖然在殖民統治期間，有一些肯為華人挺身而出的人物，如軒尼詩港督曾經力撐修新建監獄、改善囚犯待遇等，奈何他維護華人的立場招致不少反對， 特別是如耆紫薇這類的洋商權貴抵制。因此軒尼詩提出的建議經常受到壓力， 在香港立法局或英國議會舉步維艱。 偶爾也有一些殖民地部的衛道之士提出意見，如倫敦殖民地部官員盧卡斯就曾反對 1875 年委員會加重鞭笞以增加香港監獄“震懾”功能的建議。他認為不能因為臨近國家的嚴刑，就讓英國在人道立場方面做出妥協，但最終不敵主流思維，只得同意將此舉暫時作為“實驗性質”。 雖然隔離制度在英國本土已經過了最鼎盛的時期，但香港各監獄委員會的報告仍不時追憶其榮光，折射出倫敦本土對於這個經歷監獄改革、得來不易的隔離制度的微妙眷戀。但理論與實踐終究存在鴻溝。該制度不但在香港遇到很多現實困境，讓當權者卻步甚至妥協、放棄，在印度以及西澳更早的一些殖民統治區域同樣折戟。深入研究揭示，問題的根源並非地域差異，而是種族歧視使然——殖民統治者深信某些族群天生劣質，不能夠被“改造”。這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最終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 注釋 1 MacDonnell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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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產知多點】恒基兆業如何站穩腳跟？
香港華商第三次發展浪潮之際，一批財雄勢大的地產集團趁時崛起，成為香港老牌英資財團的強大競爭對手，李兆基創辦的恆基兆業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人稱「亞洲股神」的李兆基（四叔）在早期展現出了怎樣的商業遠見？由馮邦彥所著的《香港華資財團（1841-2020）》介紹了早期恆基兆業「與眾不同」的商業模式，從中亦可窺見李兆基出眾的戰略眼光： 1.「地產經營絕招」：舊樓收購 恒基兆業的經營方式強調貫徹「貨如輪轉」：「只做樓宇供應，不做收租業主」，因此十分重視增加土地儲備。不過，恒基兆業增加土地儲備的方式相當特別，主要是長期派人遊說舊樓的業主售樓，然後將整幢樓宇拆卸重建。 針對海外華僑，恒基長期在美加的中文報刊登收購廣告，在無競爭對手的條件下低價購入地皮。即使到了八九十年代，恒基仍堅持在市區收購舊樓的策略，並將市區狹小的地盤建成袖珍式的住宅和店舖，表面上看總體樓價不高，每平方呎的價格及利潤卻相當驚人。 2. 「小型住宅之王」：著重發展小型住宅樓宇 李兆基認為，香港市民隨著收入增加置業觀念日濃，但土地供應有限，故小型住宅樓宇的發展前景大有可為。早期，恒基主要在市區發展300-500平方呎單位面積的小型住宅，銷售對象為廣大的受薪階層，由於住宅離工作地點不遠，加上交通方便，因而深受置業者歡迎。 80年代，恒基的住宅樓宇發展已從港九市區擴展到沙田、荃灣、西貢等新市鎮，到90年代初，恒基的土地儲備已達到1,650萬平方呎，其中超過400 幢為中小型住宅樓宇。 3. 「反潮流買進」：低迷的局勢大舉購入土地 1982-1984年間，在香港前途尚未明朗、地產市道低迷之際，恒基即乘機大舉購入土地，為日後公司的發展奠定基礎。1987年股災後，新界的換地權益書價格下跌了三成，恒基在翌年便動用超過5,000 萬港元，以平均每平方呎1,000港元價格，大手購入新界換地權益書，加強了日後在屯門和葵涌商住地皮的投資實力。1991年政府拍賣換地權益書而乏人問津時，恒基以8,300 萬港元全數購入，成為香港擁有最多換地權益書的地產公司之一。 李兆基的商業遠見無疑恆基兆業的成功之道，在香港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發展中洞察先機，準確把握商貿發展脈搏和機遇乃是重中之重。 《香港華資財團（1841-2020）》香港近現代政治和經濟歷史的一輯生動側影 編著者：馮邦彥頁數：784頁定價：港幣$198按此網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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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介】盡顯盡顯人性光輝與黑暗的煉獄
1941年11月，接近二千名加拿大官兵，在羅遜准將帶領下乘船抵達香港，他們的任務是協助駐港英軍抵擋日軍。十八天激烈戰鬥，造成了二百九十名加拿大官兵陣亡，其中包括羅遜准將。今天，他們仍長眠於香港西灣國殤紀念墳場與赤柱軍人墳場。本書不只是重塑加拿大官兵如何被牽扯進香港戰役，更關注戰爭結束後生還的加拿大官兵的生活，從而闡述戰爭對軍人所造成的身體上和心理上的創傷。 由周家建所著的《榮歸君國：香港戰役中的加拿大軍團》把這群衛港加軍戰俘的故事娓娓道來。透過本書，除了認識一段香港近代史，更呈現出人性既有光輝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可見戰爭的可怕及對人性的殺傷力。 《榮歸君國：香港戰役中的加拿大軍團》作者：周家建出版日期：2024年2月定價：$138按此線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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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冷知識：香港滙豐銀行篇
今年是香港滙豐銀行成立160週年。1865年，湯馬士‧修打蘭爵士 (Thomas Sutherland) 了解到香港及內地沿海地區對銀行信貸的殷切需求，故在皇后大道中開設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總行。時至今日，滙豐已發展為全球最大規模的銀行之一。藉着週年之際，讓我們一起回顧滙豐銀行一些有趣的歷史： 🔍最初的 「滙豐銀行」不叫「滙豐銀行」？滙豐銀行當時的英文名稱為「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mpany Limited」，直譯為「香港上海銀行有限公司」，所以大多數香港人都稱滙豐銀行為「上海銀行」。當時，上海正有一家業務非常發達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亦簡稱「上海銀行」，它的主要營業方針是吸收小額存款，因此和當時上海的市民關係密切。抗戰初期，上海人大量湧到香港來，要找上海銀行處理款項，往往被領到滙豐銀行去，弄得驢頭不對馬嘴。 🔍成立百年之際，滙豐銀行如何慶祝？百年企業來之不易，滙豐銀行曾在成立100週年時舉行一連串的慶祝節目，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請來著名英國遠東歷史研究學者柯利斯（Maurice Collis）寫了一部「滙豐百年歷史書」。滙豐銀行提供給了不少獨家資料，並為此書請來專責的藝術編輯，十分隆重其事。 此外，滙豐銀行在它們的建築物上掛上慶祝100週年之用的裝飾燈彩和廣告，並持續了一個月之久。 （內容輯錄自《葉靈鳳文存 卷一．霜紅室隨筆之藝海書林》（下冊）——滙豐百年史） 好書推薦 《葉靈鳳文存 卷一．霜紅室隨筆之藝海書林》（全兩冊）葉靈鳳 著，許迪鏘、張詠梅 編開度：148 x 210 mm頁數：共648頁定價：合共港幣398元 按此查看書籍詳情及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