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思破解：司法獨立和言論自由是否英治時期遺下的遺產？
2024年08月29日
今時今日，香港司法獨立和言論自由受保障，是否如大部分人所認爲，是英國法治的重要遺產呢？香港法律制度是建立在殖民時期英式法治體系的基礎上，即普通法（common law）。此法系著重案例參考，因此很依賴審判者公平公正的判決。然而當審判者的權力開始凌駕於法律之上，所謂「自由」究竟誰來定義？
1842年，英國正式殖民統治香港，社會響起各種批評聲音。為維持英國政府在港的穩定統治，起初50年間採用懲罰性審查制度，以「煽動性誹謗法」對付批評政府的新聞編輯。
1920至1940年代，香港出現大規模罷工運動和國共内戰，人人激憤。政府為防止法治受衝擊，進一步擴大對新聞界的控制，每篇新聞發佈前，需經過新聞審查員細讀每一行，篩走敏感字眼，不少報紙印製後出現以奇怪符號掩蓋被刪字句的情況。
二戰結束後，左派勢力大量湧入香港，滲透勞工界、教育界及新聞界，與其他黨派進行持續的意識形態戰爭，大大提高港英政府審查言論行動的難度。他們決定從學校入手，曾設立「特別局」，關閉非民主主義學校、驅逐校長，並編寫教科書，向學生宣傳「民主的美德和英聯邦協作理念價值」，打壓及建設手段雙管齊下。隨後，國共兩黨繼續通過其他文化藝術手段，滲透反殖民意識至各階層，最終引發1956年和1967年兩場嚴重暴動，港英政府對言論監察之嚴密只增不減。
然而與中國中央政府商榷香港回歸時，港英政府卻一改以往作風，開始公開討論新聞自由對香港的重要性，亦不再干涉電台和電視報道的製作，似要洗去從前香港受殖民管治被打壓的形象。回歸前夕，香港人已經覺醒法治的自由意識，舊有的「噤聲」社會不復存在，還給中國一個高度的「自由社會」。
對比一下香港現在與殖民時期的法治觀念，殖民時期的法律，反而成為港英政府控制社會穩定、打壓言論自由的工具，與今時今日的香港法治大相徑庭。從英治時期到現今，法治形態一直演變，法律議題亦與我們息息相關，社會中卻甚少有人論及和整合香港法治的發展形式。
由吳海傑所著的《噤若寒蟬：港英時代對媒體和言論的政治審查（1842-1997）》秉持對保障法治和自由的認同態度，廣泛而深入地分析殖民時期的檔案史料，透過引用不同報章、各界言論和法律條文等，重新審視英國法律在殖民時期人權自由歷史的角色。
《噤若寒蟬：港英時代對媒體和言論的政治審查(1842-1997)》
作者：吳海傑
譯者：張升月、齊崇硯
頁數：256頁
定價 ：1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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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解構英國監獄的人道主義外衣
在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香港，監獄制度如何體現“人道”與“歧視”的矛盾？本文為蘇載玓博士所著的《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第四章〈英國對於香港監獄管理思維的優次〉小結，文中探討了“隔離制度”作為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在當時的殖民地香港的實踐卻流於形式，反映出英國殖民者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 要探討英國的監獄改革過程，就不能不談備受推崇的隔離監獄紀律制度。 它亦是在百年香港監獄發展過程中經常被“提起”的英國“國策”。簡單來說， 隔離制度通過把囚犯彼此分隔開，以反思改造他們。反思的過程也包括其他元素，如：沉默、勞動與宗教灌輸等。 英國監獄改革的起因並不是簡單的一兩個點子，而是整個歐洲大陸自由平等人權等思想激盪下的時代產物，當中包括對於監獄制度的關注。由於當時英國不是中央統籌，各郡城地方監獄奉行不同的紀律制度，靜默、獨處與集體制度等並行引發種種亂象，促使宗教改革家與監獄實務管理者在這個思想比較開放的年代攜手創立一套新的紀律制度——隔離制度。兩所新建的中央監獄的落成，使隔離制度成為 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其影響範圍甚至輻射到整個歐洲大陸與美洲。“分類”也是隔離制度包容的元素之一，雖然分類本身也曾是一個獨立的制度，但其單獨行事也是站不住腳的，最終融入隔離體系成為有機組成部分。 當然，一個制度實行久了，必然會暴露自身的缺陷與弱點。打從一開始， 要配合隔離制度，就要修建單人囚室，面臨比一般更高昂的建築成本，加上其他客觀因素，反對隔離制度的聲音開始增多。隨著英國 1877 年“監獄法令” 的出台，英國所有地方監獄都要遵從中央的監獄管理。隔離制度在英國的監獄改革中，亦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之後，新法已不再嚴格指令英國監獄實行隔離制度要求。 英國本頓維爾監獄內的隔離囚室 然而，該制度在香港的實踐卻從頭到尾都流於形式。英國對於香港監獄制度的要求，體現在本章花了不少篇幅描述的監獄年度報表中的問題上。不同樣式的兩份表格記載了在不同時期由不同監獄總監提供的答案，除了在某種程度 上反映當時監獄的情況外，最重要的是反映出殖民當局與倫敦對於監獄管理的不重視。報表每年按時遞交，但對於分類與隔離兩個制度的實踐情況卻語焉不詳，而且從來都沒有達標。這反映出殖民當局和倫敦對於堅持這兩個制度其實並不熱心，因為部分問題是關於用地短缺以及建築費高昂等。 英國最初尚以委婉措辭來掩飾逃避問題的態度，畢竟當初也確實是因為缺乏理想的監獄選址，而後期則直言不願意投放資源，最終兩次廢棄昂船洲新監獄計劃，完全暴露了殖民統治者的典型心態，連在自己最推崇的人道主義上都不再掩飾，直截了當宣告連“人道主義”也分等次。麥當勞港督在回應殖民地部關於監獄紀律的質詢，其中包括嚴刑在監獄中經常 / 也許引致自殺的問題 時，他冷酷地回應道： 固然嚴格紀律或會引發自殺的傾向，但華人的自殺有異於歐洲人的自殺⋯⋯1 麥當勞（Richard G. MacDonnell） （1866–1872）擔任香港第七任港督 1875 年監獄調查委員會報告前言更直接了當宣稱： 香港監獄中的囚犯絕大部分都是華人，監管他們的監獄人員不熟悉其語言，也不了解他們的品質性格，更無從稽考他們的過往，因此任何試圖提升他們的情操或道德水準的嘗試都只會是徒然。2 即便是具有前瞻視野及監獄管理經驗的監獄總監哥頓少將也直言不諱： 香港的繁榮吸引了大量華人和其他國籍人士湧入，當中無可避免會有犯罪分子。後者慣受廣州或其他東方監獄的嚴峻刑罰，來到香港後，面對英國以文明與基督教為本的人道待遇和溫和制度，完全不能起到震懾成效。3 監禁的唯一震懾作用是“失去自由以及相關的樂趣”——這種只有我們西方族裔才會感覺到的損失，對於此處我們要應付的人卻是行不通的。4 但是，無論我們多希望以人道立場與深思來對待他們，考慮到他們自己的社群以及自身問題，如果這樣的待遇對他們來說是“奢侈享受”的話，我們就該對英國的準則做出調整⋯⋯根據我們的經驗，採取一些足以馴服與改造本國“最差勁的一群”罪犯的方法，而隔離監禁制度正是這首要的、最有力的制度。5 被視為香港洋商中最傑出的怡和大班的耆紫薇，在評議昂船洲再建計劃 時直截了當地指出，香港的監獄對於華人囚犯來說太奢侈：“堅決反對擴建監 獄，現有域多利監獄已足敷港籍囚犯之用。華人竊賊當施鞭刑後驅逐，再犯者公開鞭笞再逐。” 他完全反對在擴建監獄上投入任何資金，認為現有的域多利監獄對於 真正來自香港的囚犯已經綽綽有餘，並希望殖民當局能夠對華人小偷盜賊 施以鞭笞刑，然後將其驅逐出境，而不是關在監獄中餵飽他們。對於屢次潛返者，應公開鞭笞後再驅逐。6 昂船洲本是香港在那個時代全面實行隔離制度的唯一契機。在沒有取得九龍半島之前，港島用地緊張，而昂船洲的地理位置適宜，兼具日後擴展潛力。 但兜兜轉轉多年以後，於 1938 年建成的香港監獄，仍然落址港島。 1868 年教育家兼改革家瑪麗．卡彭特對於印度艾哈邁達巴德監獄的記錄，與香港昂船洲的情境何其相似？既有空間可新建監獄，由有人力（勞役囚犯）可節省建築費，甚至監獄已經建好了，麥當勞港督卻因為對囚犯族裔的偏見（認為華人囚犯無法被改造更新），寧願放棄已建成的設施也不願長期投入，認為無需在香港實行隔離制度。倫敦對於這個瘋狂決定的默許，也大可以反映殖民統治者的基本心態。 早期昂船洲地圖，來源：CO129/86, p.502 雖然在殖民統治期間，有一些肯為華人挺身而出的人物，如軒尼詩港督曾經力撐修新建監獄、改善囚犯待遇等，奈何他維護華人的立場招致不少反對， 特別是如耆紫薇這類的洋商權貴抵制。因此軒尼詩提出的建議經常受到壓力， 在香港立法局或英國議會舉步維艱。 偶爾也有一些殖民地部的衛道之士提出意見，如倫敦殖民地部官員盧卡斯就曾反對 1875 年委員會加重鞭笞以增加香港監獄“震懾”功能的建議。他認為不能因為臨近國家的嚴刑，就讓英國在人道立場方面做出妥協，但最終不敵主流思維，只得同意將此舉暫時作為“實驗性質”。 雖然隔離制度在英國本土已經過了最鼎盛的時期，但香港各監獄委員會的報告仍不時追憶其榮光，折射出倫敦本土對於這個經歷監獄改革、得來不易的隔離制度的微妙眷戀。但理論與實踐終究存在鴻溝。該制度不但在香港遇到很多現實困境，讓當權者卻步甚至妥協、放棄，在印度以及西澳更早的一些殖民統治區域同樣折戟。深入研究揭示，問題的根源並非地域差異，而是種族歧視使然——殖民統治者深信某些族群天生劣質，不能夠被“改造”。這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最終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 注釋 1 MacDonnell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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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雜誌】香港奧運征程：光輝歲月與精神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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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二戰時】死亡戰俘營
1945年8月15日，日軍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正式結束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歲月。抗戰期間，除了有數以百計的普羅大眾無辜受害，為港出戰的軍官士兵亦死傷無數。 1941年11月，近二千名加拿大官兵抵港協助駐港英軍抵擋日軍。由周家建博士所著的《榮歸君國：香港戰役中的加拿大軍團》記錄戰爭對他們造成的身心創傷，其中提及到日本戰俘營的不人道對待： 「日本本土戰俘營管理嚴苛，營房和工作條件差、醫藥不足且水土不服，以及被強逼參與奴役，衛港加軍戰俘每天徘徊於疾病與死亡之間。 美軍醫官拉蒙・布萊希少校指出：『戰俘的生活很單調：工作、食飯、點名、睡覺。— 日復一日；一週七天；一年五十二週。食物嚴重不足，工作非常辛苦。冬天多雪多冷，其他季節多雨。』」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霾隨時間遠去，今日認識這段歷史的意義又是什麼？作者周家建博士在後記中這樣寫着：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二十世紀最後一場全球實體戰爭，傷亡人數以百萬計。對衛港加軍而言，前來香港協防，原是一項簡單的防守任務，卻不幸演變成直接在戰場上與敵交鋒。研究香港戰役，不論是任何目的，都必須持平客觀，尊重史實，畢竟親身經歷者皆是血肉之軀，為信念而面對殘酷的戰鬥和磨難。他們的悲痛，不只停留在戰場和戰俘營內，而影響之深遠，亦不限於一眾老兵身上。 《舊唐書・魏徵傳》有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鑑古知今，瞭解事情的過去，才能從容面對未來。從衛港加軍身上，學到是人的韌性。他們榮歸君國：香港戰役中的加拿大軍團在戰場上遭到日軍的沉重打擊，及後在戰俘營內過着如履薄冰的生活，每天吞聲忍語地面對強權威嚇，在前景堪虞的狀況下，憑意志和互助來渡過重重難關。復元後，縱使面對的困惑和不安，亦能透過重建人生來改變社會和貢獻國家。十八天的香港戰役，時間雖短，所蘊藏的教訓卻是永恆。透過閱讀老兵的故事，作為人生的借鏡，從中得到啟迪。」 願世上於戰爭不幸逝去的靈魂都能安息。 《榮歸君國：香港戰役中的加拿大軍團》作者：周家建頁數：320開度：168 mm × 230 mm定價：港幣128元按此線上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