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城無處不飛花：蒲慕州訪談錄》獲學者好評

2024年12月02日

研究歷史的學人，可以如何擴闊其研究視野及眼界？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謝偉傑教授評價最新出版的《春城無處不飛花：蒲慕州訪談錄》：「真好看！內容豐富、深入淺出，對如何學習和研究歷史的啟發性很大，而且說得很容易明白，很適合讓學生去讀。」

圖片攝自11月6日「跨界與比較：史學研究的方法與視角」講座暨《春城無處不飛花：蒲慕州訪談錄》新書發佈會

《春城無處不飛花：蒲慕州訪談錄》是歷史學者蒲慕州教授的訪談錄。蒲慕州先生是少數能夠同時從事埃及學及漢學研究的學者，學術成就斐然，近來亦致力於比較古代史的研究。筆錄者李華透過四次訪談，圍繞蒲先生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四個方向——埃及史、宗教研究、古代文明比較以及日常生活史，將蒲先生談及自己棄理從文的學術歷程、做跨界及比較研究的心得、以及其對學術的反思，整理成書。

著者：蒲慕州口述李華筆錄
出版月份：2024年10月
頁數：224頁
開度：140x210mm
定價：$138

詳情及線上購買

復活與基督：自西方國家的教義，是如何傳入中華地區？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腓立比書三章甘五節）耶穌受難節，是耶穌為了救贖人類，被釘十字架的一天。受難後的第三天神蹟降臨，耶穌應驗聖經死而復生。教徒為紀念耶穌復活，將當天定為復活節。時至今日，復活節已經成為基督教的重要節慶之一，象徵永生與赦罪，並成為很多國家的主流節日。源自西方國家的教義，是如何傳入中華地區？自1807年，基督教英國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馬禮遜東來傳教，香港也扮演重要角色。當時，清廷以「夷風染習」禁絕傳教行為，故馬禮遜只能落腳澳門，然而澳門由葡人管治，崇信天主教，對基督教傳教多所限制。鴉片戰爭後，清廷戰敗割讓香港，澳門、馬六甲及南洋之傳教士紛紛前來香港，從而使基督教得以在香港落地生根。後來，香港更成為基督教流入中國內地之跳板，成為中華地區主流的民間信仰之一。基督教在香港發展的歷史源遠流長，最新出版的《香港基督教史（1807-1997）》把1807年至1997年間的香港基督教史分為六個時期：西牧治會時期（1842-1883）、華人治會時期（1884-1914）、華人自理時期（1915-1941）、香港日佔時期基督教會（1941-1945）、從戰後到植根本土時期（1945-1973）、復興時期（1974-1997），論述基督教傳入香港的經過和如何在香港生根和發展，以及在醫療、教育、關顧弱小等方面的社會服務。《香港基督教史（1807-1997）》作者：李志剛、劉義章、陳智衡、邢福增、郭偉聯、何世傑頁數：336頁開度：16開（170×240mm）定價：港幣188元按此線上購買

韓國史必讀：為什麼高麗王朝能在亂世下䇄立不倒？

10至14世紀間，高麗歷經五代十國、遼、宋、金、元、明等政權之更迭與並存。每當東亞政治版圖劇變，皆對高麗產生不同程度之影響。首先，契丹、女真、蒙古等強勢遊牧、漁獵民族，於其崛起擴張之際，皆曾對朝鮮半島懷有覬覦之心，對高麗進行不同程度之侵犯。另一方面，中原的政權更替對高麗也產生了影響，北方的契丹、金朝和中原的五代、宋朝等相互爭奪霸權時，競相與高麗聯合，因此高麗的國際地位有所提升；相反，當元、明等統一王朝出現時，對高麗而言，來自中原的外交壓力也會相對增大。不過，高麗善於因勢利導，往往能將地緣政治環境之挑戰巧妙轉化為機遇，試圖在環伺之大國中保持平衡，臣服於遼、金、明之同時，亦努力與北宋、南宋、北元等保持聯繫，希冀各方互相牽制，避免被單一勢力完全控制或過度依賴一方，從而保持自身之相對獨立性。《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高麗篇）》跳出國家之間的關係史或交流史的單一框架，根據高麗不同時期的外交格局劃分為十個主題，以現代的角度重新審視高麗時代的外交及對外關係：第一章、高麗時代對外關係與外交史總論第二章、高麗初期與中國的外交第三章、高麗與契丹（遼）的外交第四章、高麗與宋朝的外交第五章、高麗與金的外交第六章、高麗對蒙古的抗爭與外交第七章、高麗與蒙古（元）的外交第八章、高麗與周邊民族的外交及戰爭第九章、高麗與日本的外交及倭寇第十章、高麗與明的外交及矛盾主編簡介李鎮漢韓國高麗大學韓國史學系教授、韓國海洋史學會會長、韓國歷史研究會前會長，研究方向為高麗時代史、中韓關係史、海洋史等，著有《高麗時代宋商往來研究》、《高麗時代貿易與海洋》、《高麗時代對外交流史研究》、《高麗前期官職與俸祿關係研究》等。《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高麗篇）》主編：李鎮漢翻譯：戴琳劍、李廷青、周鵾、林金彪、成姬蘭、魏晨光、王天泉頁數：336頁定價：港幣148元

【書摘】楊天石：孫中山思想的當代生命力

2025年3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100週年。孫中山先生畢生奮鬥，就是期盼中國成為“世界上頂富強的國家”、“世界上頂安樂的國家”，中國人民成為“世界上頂享幸福的人民”。他的許多思想具有超越那個時代的意義，成為中華民族永恆的寶貴精神財富，在當今社會仍能給我們以啟發和激勵。值此之際，香港三聯節選楊天石先生的文章《孫中山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互相為用”思想》與讀者朋友分享。回顧此文，不僅是對孫中山先生的深切緬懷，也是對其精神遺產的重溫，期以為大家提供洞見，啟發思考。本文原為楊天石先生答《同舟共進》特約記者葦一，原載於廣州《同舟共進》2016年10月號。香港三聯出版的《孫中山新探》收錄此文。《孫中山新探》為楊天石先生“近代史研究六種”之一，收錄了楊先生多年來關於孫中山的研究論文、學術札記、演講報告與訪談錄，提出了若干新看法，所論多與時賢不同，以扎實的史料、求真的精神、卓然的創見，推動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具有世界眼光和現代知識的革命家相比同時代其他的革命家，孫中山的一個重要不同之處在於一他是一個周遊世界、有廣闊世界眼光的思想家。孫中山成長於美國檀香山，去過英、法、比利時等多個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在日本更是住了很多年，這種周遊列國的經歷，在中國近代革命家中可謂鳳毛麟角。在這一過程中，孫中山得以具備世界眼光和現代社會知識，了解現代社會發展趨勢。在周遊中，孫中山既看到了資本主義推動科學技術發展，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積極一面，也看到了資本主義醜惡、黑暗的一面，比如殘酷剝削工人，貧富兩極分化，社會階級鬥爭激化，工人運動頻繁，社會黨、無政府主義黨方興未艾。這些，都被孫中山一一看在眼裏，引發他的反思。與此同時，孫中山還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外的侵略和掠奪，看到了資本主義列強是怎樣欺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由於上述原因，孫中山明確表示，中國不能走西方列強的老路。他在1905 年撰寫的《民報》發刊詞，就是中國不能走西方老路的一個宣言。他在這篇文章裏寫道：“吾國縱能媲跡於歐美，尤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末軌”，什麼意思？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末路”。孫中山的這段話，意思是說，即使我們學西方學到家了（媲跡），但那是人家走過的“末路”，終究不會成功，不會有好結果。我們以前對孫中山的這句話不夠重視，因為我們一直認為孫中山是一位資產階級革命家。實際上，孫中山心中想的是中國不能跟著西方的腳步走，而應走一條不同於甚至是超越西方的路。用他的原話講，便是：“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這就是說，中國倘若實行他主張的民生主義的話，那便能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禍害”還沒有在中國發生之前，避免這些“禍害”，到那時，西方人必然會瞠目大驚，他們會感慨自己已經掉隊了，落到後面了。應該說，讓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同時完成，“畢其功於一役”，這裏有空想的成分，但是，尋找與歐美不同之路，企圖超越歐美，這其中又有非常深刻、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儘管孫中山憎惡資本家、資產階級，不願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但他並沒有全盤否定資本主義。孫中山對資本主義的態度，集中在他那最有名的八個字裏，即“取那善果，避那惡果”。他說：“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造成此不平等世界。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這是歐美所不能及的。”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文明中優良成分我們要拿過來，壞的成分不能要，這是辯證思維，形而上學頭腦的人是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孫中山的判斷與當今世界的發展現狀孫中山提出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相互為用”的思想很重要，首先，孫中山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看成是兩種“經濟能力”，即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兩種動力。這一思想價值很大，因為它符合當今世界的發展現狀。西方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其生產力一直在發展，還在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在當前中國，社會主義的公有經濟和民營私人經濟、外資經濟都在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其次，孫中山的這一思想，也符合近期和中期未來世界的發展趨勢。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若要進一步發展的話，未來肯定要繼續吸納社會主義思想和制度中的優良成分；而社會主義中國想要取得更大的發展成就，也肯定要吸收資本主義思想和制度中的合理、優良的成分。我認為，在未來可以預見的一長段時間內，世界發展趨勢應該是這樣的。這個時間段有多長，我說不好，可能幾十年，也可能二三百年，甚至更長。世界經過近期和中期的發展後會怎樣？孫中山沒有講，但他有一個提法叫“新共產時代”。它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發展模式？什麼時候進入這一時代？孫中山沒有具體說。我想，它應該和馬克思主義對人類未來的設想相似。可以預料，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裏，在“新共產時代”到來之前，未來世界的發展模式必然是：既不是資本主義消滅社會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消滅資本主義，而是一種兩者“互相為用”的發展模式。一切思想家都立足於他所處的時代，回答那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這些回答具有現實針對性，但是，其中的若干觀念、範疇、命題又常常超越他的時代，具有長遠的甚至是永恆的意義。孫中山的思想的許多部分都具有這種超時代的意義，可以長期成為中國人民的珍貴思想營養。 ©本文節選自《孫中山新探》，內容經二次編排《孫中山新探》作者：楊天石頁數：544頁出版日期：2022年9月定價：港幣$168

【AndThen.hk】100年前的電話：《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

其實喺手提電話未出現嘅年代，講電話係要坐定定喺屋企「撥個輪」。大家幻唔幻想到100年前嘅電話到底係點？

惡劣天氣下「緊守崗位」的它——公眾電話亭

惡劣天氣下「緊守崗位」的它。在電話亭打電話，是很多年輕一代未曾有過的經驗。但遇上突如其來的雨天，除了商場和店舖，若碰巧附近有一個電話亭，大概也可充當暫時的容身之所，「有瓦遮頭」。到底香港是何時有第一個公眾電話亭？由昔日的電話維修員、羅肇忠（Uncle Sam）所著的《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圖文並茂回顧香港電話歷史，當中便提到：「筆者無法查證香港是由何時開始出現公眾電話機。翻查資料，最早提及公眾電話是在1920年1月1日《華字日報》的報道，報道指山頂道「新橋棚」將安裝公眾電話亭，號碼為816，但內容並無說明是收費電話抑或給顧客叫喚轎夫服務的普通電話。此外，1926年5月15日西報 Hong Kong Daily Press的報道指，有一名外國婦人投訴九倉小輪（今天天星碼頭）外的公眾電話有故障。由此可見，香港至少於1920年代已有公眾電話機。」「公眾電話並非一般電話，早期雖然安裝在店舖中，但收費並不是收歸店舖的，而晚上收舖後，公眾電話便不可使用。如晚上遇到緊急事情，便求救無門，就此情況，電話公司借鑒英國公眾電話亭的做法，計劃在適當地方設置電話亭。1950 年代，電話公司在英國訂購了一款投幣式公眾電話機，準備於 1953 年在港島九龍安裝16座公眾電話亭。若試驗成功，將進一步在九龍城、黄大仙、鑽石山、紅磡、何文田等區安裝。」隨著手提電話功能漸漸超越固網電話，不少人認為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安裝電話亭反令行人不便。Uncle Sam更曾在油麻地見到一個電話亭淪為垃圾站，實在令人心酸。《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作者：羅肇忠頁數：296頁定價：港幣188元按此線上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