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百多年前的運動，仍可為我們帶來什麼啟示？
2024年05月04日
五四運動至今已過去一百多年，在知識界的地位依然是舉足輕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提出白話文運動、反傳統思想言論等一系列的革新方案，正正代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想為國家創造更好未來的決心。毋論方案本身的成效，破格創新的倡議都讓當時更多的中國人意識到國家面臨的危機，正視國力的落後和文化發展上的困境。然而五四運動，或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個名詞，已有專文甚至多篇論文探討。唯獨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個名詞，似尚未見人考證。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意義，以及當中冒起的民族主義及潛移默化的思想改造，直至今天仍是歷久不衰的歷史議題。由陳萬雄博士所著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增補版)》就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期間，從人脈關係、政治活動、思想文化和社會思潮幾個方面，梳理發展的脈絡，以見前後兩個歷史運動相承的條理，提出新見解，探討未來。
《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增補版)》
作者：陳萬雄
出版日期：2018年10月
定價：$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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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冷知識：「廣州」點解叫廣州？
從秦朝開始，廣州一直是中國華南地區的中心。但由於嶺南天氣炎熱，叢林遍佈，加以偏處南陲，遠離中原，所以由秦至漢朝，嶺南和中國的關係只是政治上的縻服，未有得到很好的開發。 自三國鼎立，孫吳為達到「進可攻，退可守」，設法將其勢力向南方伸展，便分出交州部分領土建置廣州。此後，六朝皆用「廣州」作為行政區域的名稱。及至晉朝，隨著八王之亂及永嘉之亂的爆發，中原陷入五胡亂華的大亂局面，當地漢人為避戰亂，被迫大規模南遷。於是，廣州的人口得以增加。南來的漢人帶來了高度的文化和生產技術，使廣州的開發步伐日見加速。六朝政權對廣州的牢牢控制亦使廣州逐漸漢化，成為中國南方第一大港。 如無六朝時期的多方經營，廣州也不會從原始草昧的環境發展為對外交通經濟中心。《六朝時期廣州的開發》論述廣州處於魏晉六朝由開發至繁盛的過渡期，並旁及六朝時期廣州的吏治、少數民族的漢化、海外交通和貿易等議題。 作者簡介 古紹璋（1950–1984） 廣東中山人，出生於香港。1963年入讀英華書院。1970年參加香港大學入學試，中史科考獲A級。1973年於香港大學以優異成績畢業後，隨即留在母校念碩士、兼任助教，並追隨香港大學中文系金發根老師研究魏晉南北朝史。1975年9月，返母校英華書院任教中國語文、中國文學及中國歷史科。碩士論文〈六朝時期廣州的開發〉於1980年獲通過，取得香港大學哲學碩士學位。1982年獲教育署委任為中國歷史科課程委員會委員。1984年5月病逝於香港。 編校者簡介 古競豪（1983–） 父古紹璋，外號古夫子，天主教徒。1995年入讀英華書院，2001年轉往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就讀。2008年畢業於香港大學語文教育系，論文題目為〈如何從字詞教學提升中學生的古文理解能力〉。2011年修讀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碩士。碩士論文〈甲骨文與商代祭祀樂器〉於2014年以優異成績通過，取得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碩士學位。現任中學中文及普通話科老師。 《六朝時間廣州的開發》古紹璋原著、古競豪編校開度：140mm × 210mm頁數：216頁定價：港幣98元 按此線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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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字留下經典——田仲一成的中國傳統戲劇研究
來自日本的中國傳統戲劇專家田仲一成教授與世長辭，享年92歲。田仲一成教授出生於日本東京，1955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後來對中國文學產生興趣，1962年完成東京大學研究生院中國文學專業博士課程。 田仲一成教授以中國戲劇史為研究方向，並主張新舊結合，利用實地考察的方式彌補舊有文獻的不足，突破傳統中國戲劇史的研究局限。1983年，田仲一成教授以論文《中國祭祀戲劇研究》獲頒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其創新的研究方式更為中國學界帶來新風潮。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的宗族與演劇——華南宗族社會中祭祀組織、儀禮及其演劇的相關構造（上下冊）》是田仲一成教授從祭祀角度討論中國戲劇的經典之作，主要探討宗族祭祀習俗與華南地區的關聯。 田仲一成教授在此書中除了運用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譜牒學等研究方法，更走訪多個華南地區進行實地考察。他曾在香港新界農村實地考察近三年半，前後訪問了十幾個墟市和村莊，歷時七年，亦考察了新加坡等南洋地區，拍攝了上千幅珍貴的照片。此書收錄其中12個實地考察實例和200多幅精選照片，並邀請了兩位日語翻譯專家錢杭教授和任余白先生譯文，確保此書的學術和收藏價值在中文譯本中得以保存。 《中國的宗族與演劇–華南宗族社會中祭祀組織、儀禮及其演劇的相關構造（上下冊）》田仲一成 著錢杭、任余白 譯開度：170 × 240 mm頁數：816定價：$328按此線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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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楊天石：孫中山思想的當代生命力
2025年3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100週年。孫中山先生畢生奮鬥，就是期盼中國成為“世界上頂富強的國家”、“世界上頂安樂的國家”，中國人民成為“世界上頂享幸福的人民”。他的許多思想具有超越那個時代的意義，成為中華民族永恆的寶貴精神財富，在當今社會仍能給我們以啟發和激勵。 值此之際，香港三聯節選楊天石先生的文章《孫中山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互相為用”思想》與讀者朋友分享。回顧此文，不僅是對孫中山先生的深切緬懷，也是對其精神遺產的重溫，期以為大家提供洞見，啟發思考。 本文原為楊天石先生答《同舟共進》特約記者葦一，原載於廣州《同舟共進》2016年10月號。香港三聯出版的《孫中山新探》收錄此文。《孫中山新探》為楊天石先生“近代史研究六種”之一，收錄了楊先生多年來關於孫中山的研究論文、學術札記、演講報告與訪談錄，提出了若干新看法，所論多與時賢不同，以扎實的史料、求真的精神、卓然的創見，推動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具有世界眼光和現代知識的革命家 相比同時代其他的革命家，孫中山的一個重要不同之處在於一他是一個周遊世界、有廣闊世界眼光的思想家。孫中山成長於美國檀香山，去過英、法、比利時等多個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在日本更是住了很多年，這種周遊列國的經歷，在中國近代革命家中可謂鳳毛麟角。在這一過程中，孫中山得以具備世界眼光和現代社會知識，了解現代社會發展趨勢。 在周遊中，孫中山既看到了資本主義推動科學技術發展，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積極一面，也看到了資本主義醜惡、黑暗的一面，比如殘酷剝削工人，貧富兩極分化，社會階級鬥爭激化，工人運動頻繁，社會黨、無政府主義黨方興未艾。這些，都被孫中山一一看在眼裏，引發他的反思。與此同時，孫中山還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外的侵略和掠奪，看到了資本主義列強是怎樣欺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 由於上述原因，孫中山明確表示，中國不能走西方列強的老路。他在1905 年撰寫的《民報》發刊詞，就是中國不能走西方老路的一個宣言。他在這篇文章裏寫道：“吾國縱能媲跡於歐美，尤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末軌”，什麼意思？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末路”。孫中山的這段話，意思是說，即使我們學西方學到家了（媲跡），但那是人家走過的“末路”，終究不會成功，不會有好結果。 我們以前對孫中山的這句話不夠重視，因為我們一直認為孫中山是一位資產階級革命家。實際上，孫中山心中想的是中國不能跟著西方的腳步走，而應走一條不同於甚至是超越西方的路。用他的原話講，便是：“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這就是說，中國倘若實行他主張的民生主義的話，那便能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禍害”還沒有在中國發生之前，避免這些“禍害”，到那時，西方人必然會瞠目大驚，他們會感慨自己已經掉隊了，落到後面了。 應該說，讓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同時完成，“畢其功於一役”，這裏有空想的成分，但是，尋找與歐美不同之路，企圖超越歐美，這其中又有非常深刻、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儘管孫中山憎惡資本家、資產階級，不願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但他並沒有全盤否定資本主義。孫中山對資本主義的態度，集中在他那最有名的八個字裏，即“取那善果，避那惡果”。他說：“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造成此不平等世界。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這是歐美所不能及的。”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文明中優良成分我們要拿過來，壞的成分不能要，這是辯證思維，形而上學頭腦的人是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 孫中山的判斷與當今世界的發展現狀 孫中山提出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相互為用”的思想很重要，首先，孫中山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看成是兩種“經濟能力”，即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兩種動力。這一思想價值很大，因為它符合當今世界的發展現狀。西方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其生產力一直在發展，還在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在當前中國，社會主義的公有經濟和民營私人經濟、外資經濟都在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 其次，孫中山的這一思想，也符合近期和中期未來世界的發展趨勢。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若要進一步發展的話，未來肯定要繼續吸納社會主義思想和制度中的優良成分；而社會主義中國想要取得更大的發展成就，也肯定要吸收資本主義思想和制度中的合理、優良的成分。我認為，在未來可以預見的一長段時間內，世界發展趨勢應該是這樣的。這個時間段有多長，我說不好，可能幾十年，也可能二三百年，甚至更長。 世界經過近期和中期的發展後會怎樣？孫中山沒有講，但他有一個提法叫“新共產時代”。它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發展模式？什麼時候進入這一時代？孫中山沒有具體說。我想，它應該和馬克思主義對人類未來的設想相似。可以預料，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裏，在“新共產時代”到來之前，未來世界的發展模式必然是：既不是資本主義消滅社會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消滅資本主義，而是一種兩者“互相為用”的發展模式。 一切思想家都立足於他所處的時代，回答那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這些回答具有現實針對性，但是，其中的若干觀念、範疇、命題又常常超越他的時代，具有長遠的甚至是永恆的意義。孫中山的思想的許多部分都具有這種超時代的意義，可以長期成為中國人民的珍貴思想營養。 ©本文節選自《孫中山新探》，內容經二次編排 《孫中山新探》 作者：楊天石頁數：544頁出版日期：2022年9月定價：港幣$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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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王汎森榮獲2023年宏博研究獎！
恭喜臺灣歷史學家王汎森早前榮獲德國宏博基金會的2023年宏博研究獎（Humboldt Research Award）！
宏博研究獎創立於1972年，是德國頒授給境外國際學者的最高榮譽之一，旨在推崇獲獎者的終身學術成就，表彰在學術研究上提出重要基礎發現、新理論，或是在所屬學門已具有長遠影響，並且在未來可能繼續發展卓越研究成果的學者。王汎森博士主要研究範圍是思想文化史、學術史、史學史，關注的時間是從明清到民國時期，主要著作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