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者的事功與影響——孫文共同研究班文集

孫中山誕辰一百六十週年紀念之作
回望孫中山一生的革命事功、政治實踐與思想遺產，呈現其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

• 十八篇專題研究，多維還原孫中山
  涵蓋革命活動、國際交涉、宗教主張、實業建設、護國運動、對日招商、俄國革命論及北上京津等重要議題。
• 從孫中山的生前事功追蹤至其身後影響
  時間跨度由1896年“倫敦蒙難”延伸至後世對“三民主義”的理解與運用，揭示孫中山形象的生成、傳播與演變。
• 中外史料互證，重探熟悉歷史中的未知細節
  廣泛運用中外檔案、報刊、回憶錄等材料，注重史事考辨與細節重建，為多個重要事件提出新的觀察與解釋。
• 歷時三年，歷經三十一次研討淬煉而成
  全書源自“孫文共同研究班”長時間、多輪次的報告、質詢與評議，不僅呈現研究成果，也展現開放討論與共同研究如何推動學術精進。

孫中山是近代中國革命的先行者，他一生奔走中外，既親歷王朝鼎革、共和肇建與國民革命的激蕩歷程，也在身後成為不同政治力量與思想潮流反覆詮釋的重要象徵。

本書以“先行者的事功與影響”為題，集結“孫文共同研究班”多篇研究成果，圍繞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政治實踐、對外關係與思想遺產展開討論。全書由“倫敦蒙難”及其革命者形象的生成寫起，延及辛亥革命前後的國際交涉、宗教主張、實業建設、護國運動、對日招商、俄國革命論、關餘爭撥與北上京津等重要議題。 作者廣泛運用中外文獻、報刊、回憶錄與檔案材料，注重史事考辨與細節重建，既展現孫中山事功的多重面向，也揭示其思想與形象在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2026 年適逢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六十週年，本書的出版不僅展現了共同研究與學術傳承的成果，亦藉此回望孫中山的事功與思想遺產。

編者言
“政治犯不予引渡”規則與孫中山倫敦蒙難事件的第三種解釋 （侯中軍）
“倫敦蒙難”後孫中山的英文撰述及其革命者形象的生成 （李珊）
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的“行者”綽號與革命形象（彭劍）
辛亥革命前法國官方針對孫中山革命的策略研究（莊和灝）
辛亥鼎革之際孫中山美籍軍事顧問風波探析（陳丹）
辛亥革命後康梁組建國民黨史實發覆（安東強）
民元孫中山的宗教主張及其與宗教界關係探略（張金超）
志異與立信：1916年孫中山遊普陀誌奇史事考（左松濤）
1916年孫中山陣營推進護國運動的幾個細節：對太田宇之助回憶錄《生涯》相關內容的解讀（王萌）
錯位的戰場：孫中山與胡適的新文化運動（周月峰）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的對日招商（霍耀林）
他山之石：孫中山的俄國革命論（1917—1925）（盧華）
被告伍廷芳：西南關餘訴訟案研究（1920—1922）（張曉宇）
多維政治博弈視野下孫中山與1923—1924年粵海關關餘爭撥（劉傑）
1924—1925年孫中山北上京津與遜清皇室的反應（李在全）
民國時期邊疆少數民族政治人物對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理解與運用：以格桑澤仁為中心的討論（趙崢）
天主教在“主義時代”的調適：以徐宗澤解讀三民主義為例（王鵬瑋）
左右之間：京、滬孫文主義學會與國民革命（靳帥）

附錄 小說《新西遊》主角原型考（彭劍）
   孫文班例會簡表

後記 華中師範大學共同研究班觀感（霍耀林）
作者簡介

彭劍

湖南寧鄉人，1975年生。歷史學博士，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清季憲政大辯論》、《清季憲政編查館研究》、《欽定、協定與民定——清季制憲研究》，譯《大清憲法案》，整理《章開沅口述自傳》。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論文集，源自“孫文共同研究班”。孫文班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研究群”辦的第一個共同研究班，革命史研究群是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一個教師興趣小組。
2017—2018年，革命史研究群的兩位同事到日本訪學，我前往京都大學，承紅磊前往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共同研究班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乃邀請革命群的其他同事前來觀摩，大家都覺得這是一種很好的學術交流方式，遂決定移植。經討論，我們確定以孫中山作為第一個共同研究班的主題，由我擔任班長。“孫文班”於2019年1月舉行第一次例會，到2021年12月，歷時3年，共舉行31次例會，還算圓滿地完成了既定活動。

之所以要加一個限定語“還算圓滿”，是因為受到新冠疫情衝擊，和武漢這座城市一樣，2020年初，“孫文班”的活動也按下了暫停鍵。還好，我們從那年6月份開始恢復了活動，還把“暫停”期間的幾次例會補上了。疫情給我們的最重要啟示似乎是，應該加倍珍惜時光，抓緊完成那些自己樂於做的，對自身、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我稱之為“及時行樂”。

2021年，發生了另一樁大事，章開沅先生於5月28日逝世。孫文一生最大的事功是領導了辛亥革命，而章先生是辛亥革命研究領域的泰山北斗。革命史研究群之所以選擇以孫文為第一個共同研究班的主題，就是因為章先生的卓越研究，使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成為研究辛亥革命的重鎮，章先生及其他老師可以隨時對我們悉心指導、嚴加鞭策。章先生一直很關心革命史研究群，鼓勵我們多開展活動，還曾與本群全體成員座談，勖勉有加。章先生的辭世，使我們頓失所依，茫然無措；也使我們意識到，學術星火的傳承，刻不容緩。

庚子遭遇大疫，辛丑痛失良師，此二事，均不堪回首。其他事，則都成佳憶。

共同研究班的規則中，有一條曰“自理”。所謂自理，主要是費用自理。外地學者往來武漢的差旅費等均須自理，而每次活動後的反省會，也實行AA制。這種開展學術活動的方式，在很多人的眼中，可能是不近人情的。但是，京都大學人文研的共同研究班，是不提供報酬的，反省會則一直都是AA制。他們的AA制還規定，當日的報告人和評論人不用出錢。我對此的解讀是，這是向報告人和評論人表達敬意的一種方式，意味著參加反省會的人一起請報告人和評論人小酌。這種方式，無疑是充滿人情味的。

令我感動的是，學者們對這種方式給予了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尤其是中山大學的安東強和廣東省社科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的張金超兩位先生，不但多次來共同研究班報告、評議，還不止一次連招呼也沒有打，突然出現在會場，帶來的，是驚喜，更是支持。
革命史研究群是一個很有味道的興趣小組。平時，我們是一群“飯搭子”，每天中午圍坐在教工食堂高談闊論，飯後一起在桂子山漫步消食。但是，當我們在會議室坐下來，舉行內部論文討論，則個個話鋒凌厲，從來沒有誰刻意求同，當然，態度是誠懇的，目的也是單純的：只為推出好的作品。而當共同研究班遇到困難時，研究群的同志們都有求必應，一起闖關。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革命史群給了我日常所需要的全部心理支持。

我們抱著試試看的心態辦共同研究班，沒有想到居然引起了一些學界朋友的關注。因此，我們有機會操辦由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和台灣“陳守仁孫學研究中心”合辦的“第二屆孫中山的思想及行誼”學術研討會；有機會受邀到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舉行第10次例會；有機會受邀向上海中山學社的專家學者介紹孫文班的做法；有機會在《清史研究》雜誌介紹孫文班……

正如在上述場合所展示的，共同研究班的例會，與一般的學術會議不太一樣。一般的學術會議，因為規模較大，給每位學者的報告時間往往只有10分鐘左右，每篇論文獲得的評議也頗有限。而共同研究班的例會，報告人可以講一個小時左右，評論人的評議時間也有20分鐘。並且，我們有一個規定，那就是，20分鐘裏，表揚性的話語不能超過3分鐘。評論人評議完畢，報告人立即一一回應。報告人回應畢，評論人進一步質詢、補充，報告人則進一步回應。這一輪交流下來，往往就需要一個小時左右。在這之後，主持例會的班長，作為第二評論人，接著展開評議。班長評議畢，報告人一一回應。報告人回應畢，班長可以繼續評議，報告人則繼續回應。班長和報告人交流完畢，例會進入自由評議階段，所有與會的學者，不論長幼，不分師生，均可對報告人展開評議，報告人則須一一回應。如此下來，對一篇報告的討論，需要3個小時左右，這顯然不是學術會議那種交流方式所能比的。而在此過程中，對相關問題的討論也不斷深入、細化。

共同班例會上提交的報告文稿也有別於學術會議。學術會議上討論的是完整的論文，但共同研究班例會則不鼓勵提交完整的論文，而鼓勵提交摘要式文稿。這種文稿，日本學者有時也稱為“研究途中的產品”，或“半成品”。我們知道，一篇論文其實是一個攻防系統。進攻的一面在於論文的學術追求，最重要的是與學界對話；防禦的一面則是儘量做到滴水不漏，預防被其他學者攻倒。而摘要式文稿不是這樣，因為還沒有成文，攻防系統尚未形成。尤其重要的是，它是不設防的。撰寫摘要式文稿時，需要交代研究的緣起、自己找到了哪些材料並分享其中的重要內容、自己覺得通過這些材料可以作何研究，最後，還要交代未來的努力方向。這樣的文稿，顯然是不設防的。非但不設防，而且完全開放。報告者不設防，評論者也就容易從各方面參與進來，提示資料綫索、修正研究思路。經過半日討論，報告人回去消化吸收，補充資料，完善思路，然後才撰寫論文。大家都坦誠相見，是有利於學術精進的。摘要式文稿，日語寫作レジュメ，對應的英文是resume。雖然有摘要的意思，但提交到共同研究班的報告，不能像雜誌上刊登的論文摘要那般簡短。為了便於討論，共同研究班的報告不能少於8頁。

我們鼓勵學者們在共同研究班報告之後修訂成文，公開發表。收入本論文集的18篇文章，涉及孫文的事功與影響，從1896年“倫敦蒙難”到他逝世後人們對“三民主義”的運用，範圍相當廣泛，不乏真知灼見。附錄1為我的一篇摘要式報告，收入本論文集的我的那篇論文，即在此報告基礎上修訂而成。兩相對照，可知論文與摘要式文稿的差別。附錄2為孫文班31次例會的信息簡表，示不忘也。

彭劍
2024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