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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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八十】筆跡分析：把口可以呃人，但寫字卻很誠實
三聯作者、英國筆跡專家公會首位華人筆跡專家林婉雯Maria日前到會八十直播室作客，從字跡入手分析主持們不為人知的性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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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下「緊守崗位」的它——公眾電話亭
惡劣天氣下「緊守崗位」的它。 在電話亭打電話，是很多年輕一代未曾有過的經驗。但遇上突如其來的雨天，除了商場和店舖，若碰巧附近有一個電話亭，大概也可充當暫時的容身之所，「有瓦遮頭」。 到底香港是何時有第一個公眾電話亭？由昔日的電話維修員、羅肇忠（Uncle Sam）所著的《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圖文並茂回顧香港電話歷史，當中便提到： 「筆者無法查證香港是由何時開始出現公眾電話機。翻查資料，最早提及公眾電話是在1920年1月1日《華字日報》的報道，報道指山頂道「新橋棚」將安裝公眾電話亭，號碼為816，但內容並無說明是收費電話抑或給顧客叫喚轎夫服務的普通電話。此外，1926年5月15日西報 Hong Kong Daily Press的報道指，有一名外國婦人投訴九倉小輪（今天天星碼頭）外的公眾電話有故障。由此可見，香港至少於1920年代已有公眾電話機。」 「公眾電話並非一般電話，早期雖然安裝在店舖中，但收費並不是收歸店 舖的，而晚上收舖後，公眾電話便不可使用。如晚上遇到緊急事情，便求救無門，就此情況，電話公司借鑒英國公眾電話亭的做法，計劃在適當地方設置電話亭。1950 年代，電話公司在英國訂購了一款投幣式公眾電話機，準備於 1953 年在港島九龍安裝16座公眾電話亭。若試驗成功，將進一步在九龍城、黄大仙、鑽石山、紅磡、何文田等區安裝。」 隨著手提電話功能漸漸超越固網電話，不少人認為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安裝電話亭反令行人不便。Uncle Sam更曾在油麻地見到一個電話亭淪為垃圾站，實在令人心酸。 《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作者：羅肇忠頁數：296頁定價：港幣188元 按此線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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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介】喚起水務歷史的責任：《唯水是問：隱藏於香港水務歷史的人和事》
要觀察香港水務的歷史面貌，少不了這些「人和事」作為點與線，才組成清晰的一面。本書在介紹水務開拓時期，提及許多英國工程師為本地水務奠定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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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半世紀，影響一代人，讀懂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變革與實踐
這本書修改自我的博士論文，大體是2015年確定選題方向，2016年調研收集資料，2017年正式開始寫作，2018年完成並通過答辯。雖然藉著出版的機會，我補充了一些新近文獻，但總的來說，本書（尤其是第一、二章）只能反映2017年前後學界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進展，謹請讀者注意。 從論文選題到現在，差不多十年了。回頭看，這段時間恰好是中國的又一個生育劇變期（圖Ⅰ）。新增人口數、自然增長率都在2016年之後掉頭直下，短短數年，出生數直接腰斬，總人口更是前所未有地進入負增長。當然，在我寫作博士論文的那幾年，還看不清這種趨勢。當時大家仍沉浸在“全面二孩”帶來的生育反彈中，有人甚至主張回歸“一胎化”，認為隨著政策放鬆，人口又將失控。 過去幾年中國人口生育的快速變化，既令人感慨，也發人深省。我們對人口問題的理解恐怕還有很多局限，對人口規律的把握也沒有想像中那麼深刻。今天的人口學，研究對象早已變成各種數據，分析方法也高度量化，看上去十分接近自然科學；但對於基礎性的人類生育行為和人口變化規律的認識，其實和馬爾薩斯時代並沒有根本區別，大體還是來自對歷史經驗的總結歸納，而非基於堅實公理之上的邏輯演繹。 這一點和過去幾十年中國人口觀念、人口政策的“翻燒餅”有很大關係。50年代末，“人多力量大”壓倒了節育的主張；70年代末，社會精英集體轉向強調人的消耗性、主張嚴格控制人口；到了21世紀10年代，“人口紅利”大為盛行，人口又變成最可寶貴的資源了。幾乎一代人的時間，看法就會翻轉一次，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並不真的掌握影響人口生育的根本原因，總是用當時的現象去推論未來。時間一久，屢屢失算。同樣，今天大談的“低生育陷阱”也是基於過去幾十年一些國家的生育現象，導致這一點的原因是什麼，人類生育會被哪些因素改變，未來人口趨勢如何，其實並沒有十分確定的答案。 上述感受在我準備博士論文時就已經萌生。確定大概方向後，我開始粗讀文獻，主要是政策文件和一些二手研究。隨著閱讀增多，我越來越對70年代末計劃生育從原本寬鬆的“晚稀少”轉向極為嚴格的“一胎化”感到困惑：改革開放給我的整體印象是國家權力在各個領域收縮、與民休息，但為何同一時期的計劃生育反倒變得更為嚴格？ 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促使我在2016年春嘗試寫作了“人口的政治：70年代末嚴格計生政策出台原因探析”一文。核心觀點是：人口政策嚴格化和改革開放寬鬆化一體兩面，都是為了應對“文革”後中國的落後現實。因為落後，所以必須改革開放；但對為何落後的追問又需要一個“阻斷機制”—建國後快速增長的人口恰恰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既然中國的落後主要不是總量少，而是人均水平低，那就說明問題不在國家體制，而在人口太多。計劃生育因此至關重要，走向嚴格的“一胎化”也就可以理解了。 計生嚴格化與70年代末中國的發展困境有關，這一點已經有學者提過，並不算新。我寫這篇論文的初衷是用更多歷史材料加以論證。文章寫成後曾投稿發表，但因篇幅過長，刊出時不得不刪去大半。藉著本書出版的機會，我將其作為“附錄”，全文收入。 現在看去，“人口的政治”中一些推論邏輯還不夠嚴密，除了自身學術水平的限制，這也和材料來源有關——一旦涉及高層決策，公開資料不多，光靠文件和講話，難以窺見全貌、釐清過程。因此寫完文章的我更堅定了通過調研收集材料的想法。之後不久就前往甘東，在那裏待了半年。調研經過書中有介紹，不再贅述。總之，能收集到這麼多資料，得以完成博士論文，要歸功於當地朋友的幫助。不過出於現實考慮，也是尊重他們的意願，不再一一致謝了。 過去幾年生育變化的另一個後果是，在人口問題不斷引人關注、變成熱點的同時，關於歷史上的人口政策、尤其是計劃生育的研究迅速萎縮（圖Ⅱ）。這部分是因為政策重點轉向鼓勵生育，嚴格計劃生育成了過去式，學者的興趣有所下降。但從2013年生育政策調整後反倒出現一個研究高潮來看，興趣問題未必是主要原因。更可能的是，隨著生育率“雪崩”，人口形勢陡然嚴峻，曾經的生育政策和計生歷史在現實中變得微妙起來，學術期刊也多傾向於不發表。 這種情況下，本書能夠出版，十分感謝香港三聯書店，尤其是出版經理李斌先生和責任編輯王逸菲。在此之前，我以為本書要想面世不容易。沒想到年初，偶然聯繫上了香港三聯書店，李斌先生看過文稿後即惠允促成，並在隨後高效推動相關事宜。本書改自博士論文，內容蕪雜、徵引繁複、圖表頗多，又涉及內地與香港兩地的體例格式、表述習慣差異，很多地方都需修改調整，責任編輯為此做了大量工作。對兩位的付出深表謝意。 當然，上述歸因掩蓋了一個問題——隨著計劃生育成為過去，對其歷史的研究還有什麼學術價值，又是否值得出版？我的看法是，中國上世紀60年代發端、70年代全面推開的計劃生育，綿延半個世紀，波及十多億人，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這為理解國家政策如何影響人們的生育行為提供了難得的案例，計生史研究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另一方面，未來中國的人口不管如何變化，都擺脫不了既定的歷史。現實問題越突出，越需要回答曾經發生了什麼、何以至此。本書提供了一種對這段歷史的解釋，它肯定不是唯一的、也不一定是最正確的，但可以和其他研究一起，豐富對過去的理解，揭示其中的複雜性，盡量避免過分簡化歷史以致得出誤導性的結論。 此外，我希望通過這本書保留一點史料。計生初興距今已經半個多世紀，隨著時間拉長，親歷者也在逐漸凋零。很多與之相關的故事和道理如果不去詢問記錄，將永遠消失。本書不光使用檔案文件，也對當事人做了一些訪談，算是為早期計生史提供了一點新的資料，這對以後的研究或許會有幫助。倘能如此，出版也就有意義了。 按寫作論文時的設想，我將在畢業後幾年對甘東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期的計生史做整體研究。博士論文如果等到那時再修改，應該會完善很多。不過世事變化，研究最終還是止步於1972-1982年，後續計劃已無法實現。關於過去半個世紀的計劃生育，我還有些書中未及討論的想法，藉此略陳一二，以供讀者參考。 中國計劃生育的獨特之處在於長期性、普遍性和徹底性。作為一項並不被民眾廣泛接受的政策，能夠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相當大的範圍內得到相當程度的落實，這在新中國、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的歷史中並不多見，即使農業稅也未必能與之相比。這些特點使得計生實施包含了大量有待研究的問題。 比如，政策指標與民眾意願的衝突。70年代末以降，政策生育數長期低於民眾的理想生育數。推行計生的正當性快速衰減，實施成本愈發高昂。這既構成了實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可採用的組織方式和技術手段。值得思考的是，政府為何要推行一個最初並不被民眾廣泛接受的政策，又如何將其落實下去？可以說，這個問題是貫穿本書的主線。 再如，嚴格執行與普遍變通的並存。由於和民眾意願相左，落實計生的一種可能選項是強力推行。這在大量海外研究和個別案例的印證下，塑造了計劃生育不那麼受歡迎的基本形象。但另一方面，許多研究又表明，計劃生育在現實中似乎遭遇了普遍且有效的應對，執行時的變通大量存在。那麼，一個廣泛變通的政策又何以談得上被嚴格執行？ 又如，複雜內容與變動環境的協調。計生政策包含了“晚稀少”“嚴格一胎”“一孩半”“雙獨二孩”等不同內容，在推行計生的半個世紀中，中國從計劃體制走向雙軌制、市場經濟、全球化。伴隨農村公社制和城市單位制的鬆解，基層社會的組織治理方式也處於不斷轉變之中；更不用說城市與農村，東部與中西部，漢族為主區域與少數民族地區的巨大差異。在一個政策內容和社會環境都變化多樣的時代，計劃生育目標是如何實現的？ 以上種種，令人困惑，對其的思考也貫穿了我從田野調查到論文寫作、再到後續研究的整個過程。在我看來，要回答這些疑問，必須從歷史入手。計劃生育雖然延續幾十年，但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有著鮮明的階段性特徵。一些問題看似弔詭，其實只是因為把不同階段的特點放在了一起。 基於對甘東的研究，我將70年代以降的計生工作進一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72-1982年，也就是本書論述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以“晚稀少”政策為主，依靠強有力、全覆蓋的公社和單位制，全面動員，普遍實施。1980年前後，轉向“一胎化”的人口政策與民眾意願大為背離，實施難度陡增；與此同時，隨著農村改革普遍推行，公社體制瓦解，國家對生產生活物資的控制力和分配權明顯削弱，原本的“運動模式”難以維繫。 以1983年開始的“大結紮運動”為標誌，甘東計生走向“突擊模式”。這種模式不再追求全面無死角的政策落實，而是“軟處取土，硬處打牆”，依靠周期性的計生運動和年內兩次突擊行動，集中力量，由難入手，整村清茬，帶動其他。從某種角度講，這一時期的計生實施可以視為第一階段“運動模式”的弱化版。 前兩階段的共同點在於計生工作的關鍵都是如何將政策落實下去，只是因為政策內容與可用資源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到1995年前後，甘東計生工作進入新階段，我稱之為“迎檢模式”。在這個階段，核心問題發生變化，從“如何落實上級政策”變成“如何讓上級相信政策落實了”。基層計生部門將大量人力、精力投入到圍繞上級檢查的攻防戰中，各種應對檢查的技巧手段層出不窮，計劃生育的“迎檢遊戲”（艾雲，2011）也由此而來。 從計生實施的角度看，90年代中期實為一個重要分水嶺，其意義不亞於70年代末的“一胎化”轉變。這也反映在歷年節育手術變化上（圖Ⅲ）。 從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國各類節育手術大體四五年一個循環，表現出明顯的周期波動。這源於前兩個階段計生實施的特點，即當任務緊迫、現實阻力較大時，往往在全國範圍內發起計生運動，形成節育高潮；但這些運動又無法持續，於是高潮之後是相對的低谷，隨著時間推移，問題不斷累積，又呼喚出一場新的運動。 但進入90年代後期，原本鋸齒般變化的節育手術量趨於平滑穩定，與此前形成鮮明對比，反映出的是周期性計生運動的終結。當然，不是說此後沒有計生運動，而是說此後的運動對現實生育行為的影響已經相當有限了。這和歐美學者所說的中國計劃生育的“新自由主義轉向”（Greenhalgh & Winckler，2005）大體是同一個過程。 那麼，計生工作為什麼會在90年代中期發生巨大變化？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不過我也沒有充分的把握，只能粗略談些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這與90年代後期人口政策轉變有一定關係。到1998年前後，世紀末人口保持在12億左右的歷史任務已基本宣告實現，人口控制壓力陡然減輕。此後國家層面也沒有再提出具體的人口目標，計劃生育的重要性事實上在下降。 不過這也並非全部原因。以甘東為例，在1996年前後的計生運動中，“迎檢模式”就已經有所體現了。導致轉變的更重要因素可能是這一時期社會經濟的整體變遷，具體地說，就是90年代逐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新體制之下，城鄉藩籬逐漸打破、工業化城鎮化不斷加速、人口流動更加頻繁，這些帶來了廣大民眾、尤其是農村居民生育觀念的變化。到90年代中後期，“超生游擊隊”的形象事實上已經過時，民眾生育水平普遍下降，推行嚴格計生運動的必要性大大減弱。另一方面，90年代一系列改革（如分稅制，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化）使行政體系內部的工作方式、風氣氛圍都發生變化，計生工作模式也隨之轉變。 “迎檢模式”持續了十年左右，到00年代中期，計生工作又出現新的特點，走向“報表模式”。新變化的背景是進入21世紀，農村年輕人大都外出打工，本地計生對象迅速減少，而且由於人口頻繁流動，計生部門也很難掌握實際情況。結果就是考核檢查日益例行化，時間、內容、形式高度固定。上級不再試圖通過突然襲擊或抓住各種蛛絲馬跡去推測詰問真實狀況，下級也不再花大力氣打探消息、提前佈局、臨場發揮。考核時雙方都像按既定劇本表演，整個過程規範且平淡。 在這一階段，基層計生工作的一個重點是跑項目。隨著中央財政改善，計生部門經費在00年代迅速增長，轉移支付力度隨之增大。這些經費大都通過項目方式下達，因此對基層而言，如何向上爭取各種專項（如二女戶補助）、獲評各類稱號（如創省優、創國優）變得重要起來。 相應地，基層的日常工作變成填寫各類報表。到00年代中期，在信息技術支持下，傳統手工報表徹底被網絡數據庫（如WIS、PADIS等）替代。相比而言，數據庫的管理權限上移，上報後難以修改，對數據邏輯關係的審核也更嚴密。於是，大量基層計生工作者也被“困在系統裏”，用他們的話說，“不在工作上下功夫，專在數字上做文章”。要編的報表越來越多，下鄉入戶越來越少，整體數據也愈發失真。 到00年代中後期，計劃生育主要成了紙面工作，或是基層“放水養魚”的幌子，對實際生育行為的干預已經很少了。也許正因如此，2012年陝西的計生事件才會引發巨大的社會反響—這並非大家對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現象忍無可忍後的最終爆發，而是震驚於一個近乎銷聲匿跡的“怪物”居然會突然復活。 不過到這時，以控制人口為主旨的計劃生育已經走到盡頭。2013年，中央開始調整生育政策，逐步放開二孩；同年，國家人口計生委被整合進新成立的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不再作為單設部門。到2018年，中國的新生人口開始暴跌，“計劃生育”四個字也從國家機構名中徹底消失。持續半個多世紀的“計生時代”終於徹底落幕。 只是對計劃生育而言，蓋棺並不意味有了定論；恰恰相反，關於其中很多問題、乃至整體歷史評判的爭論才剛剛開始。本書若能提供一些具有參考價值的解釋，或是引起讀者對這個議題的些許興趣，便算得上成功了。 最後，我從本科到博士都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接受教育，社會學的知識和“想像力”至今讓我有仰高鑽堅之歎。本書能夠完成，應歸功於學界前輩的薰陶和系裏老師的教誨，尤其是我的博士導師劉愛玉教授，她給了我充分的選題自由，在我猶豫不定時又大力鼓勵，並指導了論文寫過的全過程。朱曉陽、張靜、周飛舟、渠敬東、謝桂華、佟新、應星等老師對論文寫作給予了很大幫助，他們在授課和討論中閃爍的洞見大大提升了本書的學術水平。 從論文到成書，雖然幾經修改，疏漏之處仍如地上落葉，旋除旋生。不辭固陋，率爾付梓，先著一鞭，以為引玉。懇請讀者包涵指正。 2024年7月8日 於北大燕園 ©本文為《生民以數：一個縣的計劃生育實施與變遷（1972–1982）》自序 《生民以數：一個縣的計劃生育實施與變遷（1972–1982）》作者：孫超頁數：344頁尺寸：170 × 240 mm定價：$118按此線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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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hen.hk】100年前的電話：《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
其實喺手提電話未出現嘅年代，講電話係要坐定定喺屋企「撥個輪」。大家幻唔幻想到100年前嘅電話到底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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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Hong Kong】當「打電話」成為歷史：《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
還記得在屋企「煲電話粥」的時光嗎？來到今天，「手機」的主要功能更不在於「打電話」，而是上網。傳統「電話」亦成為歷史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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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權力之網：澳門華商家族的關係網絡建構研究
家族政治現象是現代政治中的一道風景線，它不僅是觀察傳統政治的著眼點，也是透視現代政治的重要切入口。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在西方國家還是在東方國家，政治家族都是活躍於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政治力量。 在西方，美國有亞當斯家族、羅斯福家族、甘迺迪家族、布希家族以及克林頓家族，而加拿大有特魯多家族，英國有邱吉爾家族和埃奇坎伯家族等。在亞洲不少國家和地區，其政治家族的權勢更是達到登峰造極的境地，如印度尼赫魯家族、新加坡李光耀家族、菲律賓阿基諾家族、日本岸信介家族和鳩山家族等。我們會發現，這些政治家族在國家或地區政治中具有相當大的權力，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和作用，從而使家族政治在現代政治中一直延續和發展下來。正因如此，對政治家族的研究成為政治學領域一個經久不衰的研究主題，許多政治學者都予以高度關注和深入探討。 在香港三聯新出版的《權力之網：澳門華商家族的關係網絡建構研究》中，作者方木歡教授試圖提出的問題是：基於政治家族在現代政治中所具有的權力，其權力來源究竟是什麼？ 目前學界解釋政治家族權力來源的理論概括而言，主要有庇護主義論、資本—資源優勢論、精英主義論、政黨衰弱論以及環境決定論等理論觀點，它們各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不足之處。本書在批判這些理論的基礎之上，吸取福柯和拉圖爾兩者權力理論的合理內核，認為政治家族權力來源於它與資本、政府、政黨和社會組織所建構的關係網絡。 本研究選擇具有政治家族性質的澳門華商家族為案例樣本，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澳門華商家族與資本、政府、政黨和社團各自所建構的關係網絡。研究發現，對其權力生成的作用體現在： 首先，立足於資本建立了龐大的商業資本關係網絡並獲取經濟權力，為澳門華商家族的關係網絡構築了經濟基礎；其次，通過連接政府，積極與政府之間發生互動合作而形成政治權力，為澳門華商家族的關係網絡奠定政治基礎；再次，通過在國家或地區政治中積極配合政黨工作形成重要影響力，使澳門華商家族的關係網絡獲得政治支撐；最後，通過支持社團發展而建立互利共存的社會關係網絡，為澳門華商家族的關係網絡積累社會資本，而獲得深厚的社會權力。當然，澳門華商家族與資本、政府、政黨和社團之間構成的關係網絡不是相互分割或相互隔開，而是相互作用和影響，形成一個緊密相連的有機整體。 通過關係網絡視角分析澳門華商家族的權力來源及其內在結構，對於理解澳門政治史發展的演進過程，以及認識澳門現代政治的特徵表現具有重要的意義，也能夠為回答政治家族的權力來源這一問題提供一個解釋框架。 《權力之網：澳門華商家族的關係網絡建構研究》作者：方木歡頁數：232頁開度：170 × 240 mm定價：港幣1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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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格雷厄姆．艾利森：中美能否避免關稅戰之下的修昔底德陷阱？
自今年2月份以來，美國對所有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並逐次提高。美國對華關稅稅率實際累加已達145%。 針對美國的關稅行動，中國也採取對等反制措施。中國商務部發表聲明稱，“反對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將奉陪到底”。除了中國以外，歐洲、加拿大、墨西哥等國家和地區已經明確表示了對美國加徵關稅採取反制措施。 特朗普政府加徵關稅背後的邏輯是，如果能收取大量關稅，短期內就能增加美國的財政收入，以緩解美國目前高達36萬億美元的債務和今年到期的9萬億美元債務，長期而言能夠降低國內所得稅稅率，促使企業回到美國建廠，從而推動美國再工業化。但實際上，這種邏輯是完全錯誤的。正是因為全球化的發展，國外商品的進口，才使得美國消費者能夠以低價使用大量的商品，保持其生活水準。另外，提高關稅實際上並不能有效解決美國的債務危機。關稅收入相對於龐大的國債規模而言微不足道，美國真正的困境在於找不到足夠的買家購買其置換國債。 誠然，關稅問題僅僅是中美複雜關係的表象之一，集中體現了中美兩國在多個領域的衝突，但其背後反映的是老牌霸主和後起大國之間核心利益的衝突和全球規則的再制定。因此，看似是美國表面上發動貿易戰，形成關稅壁壘，實際上則是美國試圖利用金融霸權來鞏固其全球控制力並深刻地打壓中國，因為金融是中國相對薄弱、而美國相對最強的環節，美國就是要利用關稅和貿易戰，來掀起一場金融風暴。 隨著中美關係日趨緊張，各國學者都嘗試對這兩個大國的競爭關係提出了思考和看法。其中，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使用了“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術語，他認為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是“未來幾十年對全球秩序有決定性影響的問題”。此後，這個術語也被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接納並使用。隨著特朗普的兩次當選美國總統，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更加流行，受到了更為廣泛的討論。 艾利森教授在哈佛大學從教50年，其學術關注為核武器、俄羅斯、中國和決策問題。除了在哈佛任職以外，艾利森教授還在不少的研究智庫工作，他也在美國政府擔任工作，並深度介入美國的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自 1985 年以來，他一直是國防政策委員會諮詢委員會的成員。 香港三聯最新出版的《中美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格雷厄姆·艾利森與王輝耀對談》一書為艾利森教授與全球化智庫（CCG）創始人兼理事長王輝耀博士的最新對話訪談錄，旨在闡述“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以及論述中美在多方面存在的矛盾和競爭。 根據“修昔底德陷阱”聲稱的崛起大國和居於主導地位的守成大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由此推斷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此論調一直為公眾所誤解。因此，本書的目的就是要以易於理解的形式向更多讀者介紹修昔底德陷阱的含義，並澄清一些對艾利森教授觀點的誤讀。 自艾利森在 2017 年對戰爭的風險做出有說服力的論證後，他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尋求避免戰爭、“跨越陷阱”的方法。在本書中，他提出了中美兩國如何“跨越陷阱”的具體舉措： 在外交層面，雙方應加強高層對話，建立危機管控機制；在全球治理層面，雙方應在全球性問題上尋找共同利益；在認知層面上，應注重汲取歷史過往所給予的智慧，正確理解對方的戰略意圖，避免誤判；在理論層面上，可通過構建新型的大國關係，避免陷於無休止的競爭而導致互相毀滅的結局。 “正確地認識和辨別修昔底德陷阱”是為了“避免落入陷阱”，而“跨越陷阱”，則需要兩國保持克制、理性的態度，加強對話與交流，邁向競合關係的未來。 《中美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格雷厄姆．艾利森與王輝耀對談》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王輝耀頁數：176頁開度：150mm x 210mm定價：港幣490元詳情及線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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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殯儀業迷思：殯儀業從業員收入豐厚？
本地大熱電影《破·地獄》上映翌日已破千萬票房，創下香港電影史上最高開畫票房紀錄。電影故事從黃子華飾演的婚禮策劃師道生展開，道生因生意失敗欠下一身債務，故轉戰殯儀業發展。時至今日，殯儀業的收入是否如我們想像般豐厚？ 由梁偉強與劉銳業合著的《身後事：香港殯葬文化探尋》提到，如今已經沒有「殯儀業賺錢論」一說。 昔日長生店幾乎無街外人入行，再加上傳統觀念影響下，不少人為了能讓父母「風光大葬」，不惜借貸辦喪事，與長生店洽談亦不會討價還價，故殯儀業過往賺錢的確容易。 不過如今行業內部競爭激烈，包括修畢殯儀課程後衍生的非正式從業員、本地社福及志願機構的支援增加等。疫情後喪禮越趨簡單，拜神信仰減少，喪禮安排更省去宗教禮節。「豐儉由人」逐漸成為辦理身後事的主流，使殯儀行業的收入大不如前。 長生店經理、喃嘸師傅、堂倌⋯⋯各個殯儀崗位有甚麼入行途俓？遺體化妝師每單工作能賺幾千甚至上萬元？《身後事：香港殯葬文化探尋》集結香港殯葬業內各種真實案例，並嘗試分析不同宗教、文化的殯葬習俗，從而探討一系列香港熱門的生死教育議題。 書籍詳情及線上購買 相關著作 《方生方死：被遺忘的專業》作者：梁偉強, 劉銳業, 馬淑茵ISBN：9789620451232港幣定價：$128出版日期：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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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這將如何影響中美關係？
美國大選落下帷幕，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這將如何影響中美關係？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成在近期著作《中美關係：變局中的利益交匯點》（全新增訂版）寫道： 「就美國本身而言，從特朗普到拜登，對華政策呈現延續性，這也表明中美兩國關係結構性的矛盾是中美關係緊張的主要原因，而非個人和黨派因素。這種結構性矛盾，主要是指兩個方面，一是由於兩國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中的位置出現變化，這是西方人士經常說的『修昔底德陷阱』，也是中國國內人們常說的『老大老二』的結構性矛盾。 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第一次面對一個治理能力、綜合國力和技術潛力與自己旗鼓相當的國家。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中美保持這樣勢均力敵、各有千秋的局面應該是大概率。二是政治制度和經濟模式的不同。如果西方尤其是美國政治、經濟、社會或者安全形勢是蒸蒸日上或是穩定發展的，就不會在乎中國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模式。但過去幾年，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發生了多方面、多層次的危機，他們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模式既缺乏基本的了解，又帶著極度的反感和恐懼。 不管誰在白宮，都會跟中國強硬。在美國國內矛盾尖銳的情況下，當政者既沒有意願也沒有太多政治資源來改善中美關係。這種狀況估計在未來許多年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 在中美關係目前和未來的僵持局面中，中方應如何應對？由李成教授所著的《中美關係：變局中的利益交匯點》（全新增訂版）從多層次、多方面印證和回應了在中美關係不景氣的環境下擴大中美利益交匯點的至關重要性，強調中國在西方「脫鈎」下需要更多的開放，更多的換位思考，更多的求同存異，更多的對外合作。 《中美關係：變局中的利益交匯點》（全新增訂版）試閱 《中美關係——變局中的利益交匯點（全新增訂版）》作者：李成出版日期：2024年7月定價：港幣118元詳情及線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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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強搵工攻略：筆跡分析之職涯規劃篇
工作合適與否，並非只考慮人工和前途，還需衡量自己的個性和能力。雖然認識自己是個世紀難題，幸好坊間有著不同的性格能力測驗，而筆跡分析正是其中之一。透過分析書寫規律，了解自己的情緒和各方位發展傾向，避免MBTI當中的自我評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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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破解：司法獨立和言論自由是否英治時期遺下的遺產？
今時今日，香港司法獨立和言論自由受保障，是否如大部分人所認爲，是英國法治的重要遺產呢？香港法律制度是建立在殖民時期英式法治體系的基礎上，即普通法（common law）。此法系著重案例參考，因此很依賴審判者公平公正的判決。然而當審判者的權力開始凌駕於法律之上，所謂「自由」究竟誰來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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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筆跡如何，你的職業也必如何？
你的筆跡如何，你的職業也必如何？透過筆跡認識自己，規劃漫漫職涯路！ 「搵工難，搵份好工更難」喺職場上，講得最多嘅話題莫過於「轉工」！到底依家呢份工適唔適合我？如果要轉工，我應該要留守本業定轉行另闢蹊徑？如果你有以上嘅疑問，就要讀讀英國筆跡專家公會首位華人筆跡專家林婉雯Maria的力著《筆跡心理分析之職涯規劃篇：你找到合適的工作嗎？》！ 《筆跡心理分析之職涯規劃篇：你找到合適的工作嗎？》林婉雯、楊康婷、何潤儀、吳曼華 著頁數：272頁定價：$118元按此線上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