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只是開端：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八十年代”

以法學和史學跨學科視角解讀中國法制開端的傑作

中國真正走上現代法制道路，是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的，因此這個時期是中國法制建設的“開端”。正是認識到此時所取得的法制建設成就還遠遠不夠，所以鄧小平清醒地提醒大家“現在只是開端”，今後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探尋八十年代的法制建設歷史，對於準確理解當今中國的法治建設局面具有重要意義。

本書對上述“開端”進行了深入且生動的研究，帶領讀者進入那個邊試邊幹、生機勃勃的“八十年代”：不僅通過八二憲法的誕生與修訂界定了它的起始點，而且論證了它與五四憲制的連續性，還研究了它的開創者——社會主義法制奠基人彭真的立法思想。本書跨越法學和史學的學科壁壘，提倡重返歷史場景，與歷史人物共情，以此來重新思考法制事件的歷史意義。這種研究思路的轉向，與作者深刻的問題意識，及其“將法學寫在祖國大地上”的理論自覺是分不開的。

現實意義：探尋八十年代的法制建設歷史，有助於理解當今中國的法治建設格局
跨越學科：跨越法學和史學的學科壁壘，重新思考法制事件的歷史意義
理論自覺：作者深具問題意識，擁有“將法學寫在祖國大地上”的理論自覺
文字優美：雖然話題是法理和歷史，但是作者的文字優美、充滿詩意

序言 “從現在起” 001

上編 開端
第一章 再回首：“八十年代”法制的歷史地圖 013
第二章 道是可知似難知：一九八二年憲法歷史探源初步 037
附 與“開端”同時代：憲法研究的經史分殊與結合 085

中編 大轉變
第三章 “現行”的誕生：1979年“繼續有效”決議與社會主義法制的連續性構造 101
第四章 文．意．實：彭真立法思想的法理重述 145
第五章 從中國實際出發：以彭真立法實踐為中心的考察 179
附 以其人之道，讀其人之論：彭真文獻使用之我見 239

下編 尾聲
第六章 長開端的結束：現行憲法1988年修改考 263
附 重釋“一手抓法制”（1986）：關於鄧小平法制思想的一次原意探求 319

後記 337
參考文獻 342

田雷
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研究員，立法與法治戰略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憲法、立法、國家機構法，致力於法學、歷史學和政治學的跨學科研究。近年研究聚焦於我國改革開放歷史時期的法律與發展問題，提倡回到歷史，用文獻說話，講述改革開放的法治歷程並提煉其法理機制。此前曾在香港三聯出版《當春乃發生：中國“八二憲制”的誕生與構造（1979-1992）》。

在這部書稿上篇所寫的“開端”，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正在北大法律系研讀憲法，但不久就轉行進入了政治學領域。而在此之後，憲法與其他法律領域發生了本書稿中篇所寫的“大轉變”，對此，我只有膚淺的瞭解。逝去的八十年代是法律人不應該忘卻的關鍵轉折期，但也許是我孤陋寡聞，現有文獻中對這個時期法制建設過程的細緻研究似乎並不多見，田雷這本書用豐富的史料、抽絲剝繭的分析填補了這個空白，作為田雷攻讀博士學位時的指導老師，我喜見他在書中展示出的學術成長。
——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社會又一輪轉型的階段，因而在歷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中國當代的法制建設，一如作者所說，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走向現代法制軌道的。惟其如此，八十年代的法制建設歷史極具學術研究價值。然研究者雖眾，質量上乘的作品並不多。由於學科壁壘，先行研究要麼偏於純粹法學的思路，要麼限於純粹史學的窠臼。這部書稿則突破了前述的壁壘，揚法學和史學研究方法之長，避兩者之短，將兩個學科的研究思路融通起來，以梳理歷史脈絡為基礎，以問題為導向，既清晰建構史實，更深入解讀歷史文獻，提煉和歸納法制建設史的演變邏輯。比如對八十年代主持政法工作的領導人彭真的“文、意、實”三個遞進層次的立法思想的分析，就是法學和歷史學研究者幾乎都未關注的議題。書稿體現出作者對八十年代法制建設歷史的研究已經相當深入，在選題立意、史實建構和邏輯分析三個方面都有獨立創建，是相關領域難得的高質量成果。特為推薦。
——韓鋼（華東師範大學）

本書以細膩的文字、生動的敘事，吸引讀者走進歷史的場景，重返源頭，感知“八十年代”可歌可泣的法制往事。如同已出版的其他作品，作者再一次讓我們領略到法律史論著的高級書寫：豐滿立體，綿密入微，不只有人物、事件，更有歷史圖景和理論範式。
——李秀清（華東政法大學）

田雷所做的工作可以稱為“自我的異觀察”。作為法學者，他的研究視角是歷史的；研究對象“八二憲法”是現行有效的憲法，卻被推上法制史的舞台；作為歷史研究，卻念念不忘生生不息的現存狀態。田雷堅稱，自己主張的“轉向歷史”並不只是法教義學意義上的“原旨主義”、“歷史解釋”，但卻又主張“適當鬆解歷史因果關係的鏈條”，重視歷史語境中的私人體悟。在法學日益專業化、教義學化的當下，基於外部視角的“異觀察”無疑有助於避免封閉與盲目，而法學者的“自我異觀察”則有著更深邃的生命意義。畢竟，我們是法律人，但我們也都是“歷史的人質”。古之學者為己，這本書也是“為己”的。
——張翔（北京大學法學院）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張口反多數難題，閉口第三人效力，反而是為我們自己法制傳統奠基的核心文獻，卻無人問津”。作者致力於探尋歷史的內裏，從研究“美利堅的創制”轉向“可歌可泣”的當代中國法制史。他帶我們“反身入景”、回到八十年代，置身於從“亂紀元”到“面貌一新”又“長期穩定”的“恆紀元”這一段“活的歷史”。
——聶鑫（清華大學法學院）

 “從現在起”

我們的法律是太少了，成百個法律總要有的，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現在只是開端。民主要堅持下去，法制要堅持下去。這好像兩隻手，任何一隻手削弱都不行。
——鄧小平

打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翻到第189頁，是小平同志一篇簡短的談話稿。每次讀到“現在只是開端”，這六個字總在我眼前閃動，彷彿它是前人在文獻中留下的密碼——時代巨輪駛過，過往漸行漸遠，歷史的水面波瀾不興，而現在，只要我們在歷史的門前輕輕說出這六個字，一段塵封的過往就能夠敞開它自己，邀我們走入它的內部，穿越到彼時彼刻的“現在”，身處一段具體歷史的“開端”，然後與時代的大江大河同行。

本書借“現在只是開端”作書名，意在構築如影視劇作品中的那種動態長鏡頭，讓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一段歷史展示在讀者眼前。當然也藏著作者的自勉，希望能夠下笨功夫，做活歷史，於四十不惑已過的我而言也不算晚——現在也只是開端。

鄧小平的這次講話，“現在”定格的這一刻，時間在1979年6月28日。從文選所收的不煩要言，再到年譜當日繁複一些的記載，鄧小平此次所談，關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問題。在概括這篇只有一頁紙、兩段內容的講話時，編者選用的是講者最後落腳處的強調，以“民主和法制兩手都不能削弱”為題。若是換用當下學科導向的法學話語，領導人在這裏講的是“立法”的事——按文選所載，在“開端”論之前，面對外國友人的訪華團，小平同志還道出了“新時期”的一處關鍵看點所在：“我們好多年實際上沒有法，沒有可遵循的東西。這次全國人大開會制定了七個法律。”

歷史的脈絡漸次打開，鄧小平以“開端”所標示的“現在”，對應當時正在會期中的全國人大會議，是為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大的第二次會議。若我們追根溯源，從建國起，社會主義法制歷史浩盪，“這次全國人大開會”，會期由1979年6月18日起，至7月1日閉幕，則走出了歷史長河的一處轉彎，七部法律在會議閉幕日通過，如同七座高聳入雲的豐碑。半年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公報中向舉國上下宣告：“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1979年年初，彭真復出後執掌新設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在對這個法工委前身的權威機構進行說明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幾乎照搬了三中全會公報的表述：“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1——“從現在起”作為一種表述的反覆出現，正是“新時期”之歷史意識最自然而然的浮現。以此階段為“開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邁入一段歷史的“新時期”，立法工作則如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講話中所設定的，是“有比沒有好，快搞比慢搞好”。

時間走到1986年9月6日，六屆全國人大進入其任期中段，彭真委員長也在文選所錄講話中留下了一句凝練時代風貌以及歷史趨向的話：“大家都講，我們的法制是一天比一天好。”彭真講這番話時的在座諸位，是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的負責同志，在這個場合講“大家都講”，領導人以言行事，既是論述眼下的現狀，也包括對未來的期盼和訴求，是在凝聚民主和法制建設的歷史合力。

“人心思法”，然而“現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4回首出發時，共和國法制的這個“開端”是匱乏的。從那時起，“一天比一天好”之所以在“八十年代”是成立的，回到彭真委員長的上下文，首先在於立法工作的卓有成效：

事實證明，六屆全國人大立了那麼多法，總的看，大家認為是好的。我們的憲法是一部好的憲法，我們有許多法也是比較好的，沒有朝令夕改。如果有的不適合實際情況了，當然要改，但大多數的法立得還是比較嚴肅的，大體是行得通的。大家都講，我們的法制是一天比一天好。

聯繫上下文，“大家都講”，也就是“總而言之”，是由“事實證明”的一個結論。“這些年我們制定了五十三個法律”，以大事記的格式來歷數那麼多法的一一制定，是序言在這裏無法去承重的，一個更集約的方式是去考察法律集成的方式，如彭真委員長在中國法學會成立大會的講話中所言，“法也要有自己的體系，前後、左右不能自相矛盾”。那麼前、後、左、右是如何歷史地整合進入一個正在形成中的體系的，我們在此也只能簡述之：1984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編出了新時期的第一部“法律彙編”，這部彙編以1982年通過的“新憲法”作為開篇，然後依年份順序收入自1979年至1984年通過的法律以及相關決定；1989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全書》經法工委審定出版，“全書”按“部門法”的邏輯分為十大部分，“囊括⋯⋯現行法律、行政法規等法律規範性文件1,224件”；若突破本書時段的“八十年代”外延，根據“加強經濟立法”這一於1993年寫入憲法的新憲制要求，市場經濟立法繁花似錦，匯聚成九十年代的時代浪潮，直至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終於“如期實現”，“已經形成”。

“法律體系”既然形成，自然包括也融通彭真當初所說的“前後”和“左右”。於研究者而言，對於這個複合體系，就可以從不同的面向、用不同的方法進行觀察和接觸。而在歷史的向度內，翻開由法工委編撰的“立法統計”——我手頭邊用的是“2018年版”，追溯這個活的體系內所包括的現行法律，“現行”在時間範圍上的這一端是不斷前行的，而另一端就位於鄧小平所說的“開端”。彼時彼刻，也就構成了我們日常使用卻少有歷史自知自覺的“1979年以來”。

“對1979年以來制定的現行有效的260件法律，本書按通過時間順序，將審次情況及歷次修改情況列出；同時，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7個法律部門分類列出。”——對於任何可稱之為體系的複合體，從來都是橫看成嶺側成峰，就這裏所引的法工委在《立法統計》（2018年版）中的表述而言，我在其中所捕捉的，反而類似那種不成問題的問題——也即，“現行”作為一種時間的秩序，就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而言，起始並奠基於“1979年以來”的歷史進程。

以某個時間點作為一個具體歷史階段的起點，無論是為法律體系在時間上溯源的“1979年以來”，還是我們在日常政治中更熟悉的“建國以來”“三中全會以來”“十八大以來”，這種表述時間之延展的語意構造方式，都是立足當下而對一段過往的歷史予以歸納以及判斷。如我在書中所言，彭真作為現行憲法起草過程的主要負責人以及這部根本法的權威說明者，反而不會用我們現在約定俗成的“八二憲法”去稱呼這個文本。置身彭真所處的那個“當下”，其所思和想，如他在1983年6月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之所講，“在這次會議上，代表們提出，上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去年制定了一部好憲法，今後是要⋯⋯”，歷史的此時此刻同憲法的誕生尚且未拉開足夠的距離，世人此時只見“新憲法”，“八二憲法”之名還需要時間的經過才能成立——或許只有做到了彭真在其權威報告中所說的“長期穩定”，“八二憲法”作為對“現行憲法”的稱呼才能成立；只有在名正言順之時，也才能對它作出“好憲法”的權威判斷。以上所述，只有置身於時間的內部構造，才可能有所辨析。

返回正題，繼續剖析“現在只是開端”以及支撐起這個表述的時間構造。這六個字，之所以在我眼前跳動，首先是它以一個時代最有權威的聲音為我們設定出“開端”所在，故而在研究議程上劃出一個作為研究對象的歷史階段——讓我們在歷史過程中定位“開端”的時間坐標，研究者好稽古而探源。進而，它提示了我們進入開端的路徑以及方法。歷史日復一日，開端作為一個對象，永居於時間的上游，是研究者要去重返的一種時過境遷；但要如何才能打進開端的現在時，研究者就要返回開端生成之初的時態和情狀，然後同歷史共時態前行。換言之，“開端”作為一段歷史過程，亦即一個要去觀察和講述的對象，彷彿拍岸驚濤，一波巨浪從歷史江河的奔流中被衝擊出來，我們追溯時代源流，不斷加速助跑，奮力躍入歷史進行時的場景，然後憑藉著那躍入的慣性，與歷史前行而共行。

或者說，要講“1979年以來”的故事，那是今人在倒敘歷史，如此追根溯源，設定的是第三人稱的敘事角度。歷史早已水落石出，時代的行程被壓縮為大小不等的各類“事件”，難以觀其會通及整體。“現在只是開端”則打開了一種不同的方法和視野，觀察者置身事內，行進在第一人稱的歷史進行時。說時遲那時快，“現在”作為一種時刻源源不斷，時間永遠在推陳出新，由此連接成單向度的歷史過往。但“從現在起”作為一種時代的自覺，其在某個時間段的湧現，甚至成為日用卻未必自知的話語方式，卻未必常見於政治的歷史實踐。進入本書所講述的法制的“八十年代”，我們見證的就是一段其時正在發生的開端時刻。歷史的結構在當時敞開它自身，行動者此起彼伏，種種轉變破壁而出，道路就在腳下，時代行程的節奏如彭真所言，是“大家都講，我們的法制是一天比一天好”。歷史本就是這樣被創造出來的。當然，現在是開端，但也“只是”——大風起兮的時候，身在其中者不知有漢。

現在，歡迎來到“八十年代”！

改定於2025年10月

路在腳下。
——《敢問路在何方》 1986年

使勁地划。
——電視連續劇《繁花》

書稿最初交到出版社，是2023年歲末。那一年，年頭有《漫長的季節》，年尾則是《繁花》，劇中的人与事，前者發生在東北，是虛構的樺鋼，後者在上海，也連帶著更南的南方——深圳和香港，時光卻都交錯在熒幕上的“九十年代”。兩部電視劇不約而同，用同一首歌《再回首》來催淚，本書當然也是一次“再回首”——立足法學，主要是憲法學，對“八十年代”作為現行法制秩序之開端進行了一次歷史的掃描，嘗試拍出幾張透視光片，進行細節的考證，以研判事關全局的走勢。雖然“九十年代”出現在聚光燈下，繁花似錦，難免讓人有一探究竟的衝動，但我也深知，“八十年代”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史的一個斷代，至今在我們的研究中還未完全敞開。開端就是奠基，故而要先挖掘。

本書作為我在香港三聯出的第二本書，是此前一本，也即《當春乃發生：中國“八二憲制”的誕生與構造（1979—1992）》的續篇。兩本書所關注的，是同一個歷史階段，故而不是在年代順序上的接著講，並構成連續篇章，關鍵在問題意識以及研究方法的一以貫之。《當春乃發生》前半篇幅，聚焦於“八二憲法”的誕生，正是四十年時刻的回頭望，通過對現行憲法作歷史的探源，讓我同“八十年代”這個歷史階段不期而遇；但在《當春乃發生》這本書中，我首先也主要是一位憲法學者——基本停留在時間的外圍，只是透過若干歷史文獻，嘗試拭去灰塵，一隻腳踏入歷史的門檻，往內面探头探腦。《現在只是開端》作為續篇，其所嘗試的，是打入歷史的內部，重返奠基時刻，與歷史共行；讓這本書作為一個整體而貫通的，不限於“八二憲法”問題，而是作為一個法制歷程斷代的“八十年代”。

做研究不只是紙上碼字，也是做事情，進而分享做事的方法論。《漫長的季節》令人驚嘆，一位法學院的畢業生為我們帶來十年來最好的電視劇。我同導演辛爽是同齡人，都出生在八十年代的開頭。《漫長的季節》於我而言，最大的啟發是在一個短視頻的時代，還是要有人能夠沉下心來，學會創作時代劇的故事長篇。還有《繁花》，一處記憶猶新的共鳴來自范總說給汪小姐的一番話，是對“摸著石頭過河”這一改革策略的鮮活闡釋：“那個時候，什麼叫公司，什麼叫企業，我們什麼都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下了海，你就要使勁地划，划到哪裏是哪裏。”范總口中的“那個時候”，就是構成本書對象的“八十年代”，這是那個年代的創業史邏輯，也是本書寫作以及成書的方法論——這本書如有可能的突破，當然得益於這種方法論所賦予的勇氣：“使勁地划”；至於那些必然存在的諸多局限，同樣是受限於此，“划到哪裏是哪裏”。

本書的出版，要感謝香港三聯書店和編輯蘇健偉，這是我們第二次合作，我相信這樣的合作也只是開端，未來還會繼續。感謝我的老師王紹光教授，還有四位前輩學者韓鋼教授、李秀清教授、張翔教授、聶鑫教授，他們同樣是我的老師，我希望能在下一本書中努力實現他們在應邀表彰本書時給出的慷慨評價。本書部分章節曾先期發表於《清華法學》、《南大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學報》、《地方立法研究》等刊物，在此也要對這些刊物以及編輯的肯定和包容表達謝意。還有部分章節目前尚未或仍等待發表，故收在本書中屬於首次公開，其中包括討論彭真立法思想和實踐的兩章，這部分的內容寫作於2022年，完稿後有幸得楊景宇同志教導，在此特別致謝。最後也最重要的是感謝能讀到這裏的所有讀者朋友，如同范總和汪小姐在深圳的告別——范總說：“後會有期”；汪小姐糾正他：“不是的，是江湖再見！”願我們，不久後能在下一本書中再見！

初稿2024年2月
更新於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