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世代的自白

「閱讀」是我人生的開始，也是不渝的歸宿。

著名出版人、歷史學者陳萬雄博士，以其個人閱讀經歷為主線，融合時代變遷、文化反思、教育觀察，親撰自述性作品《閱讀世代的自白》。作者糅合新舊文章，並以第一身的體驗，與讀者分享其一生與書為伴、閱讀的歷程，為手捧圖書的「傳統閱讀最後世代」，作雪泥鴻爪的記錄。

序一　三歲定八十！ 7
序二　同是愛書人 9
序三　有關閱讀的幾個回憶 13
自序 23

上編 閱讀啟蒙
一 村童的「閱讀啟蒙」 33
二 兒童恩物的連環圖 43
三 迷上了小說 54
四 初到貴境 69

中編 啟蒙閱讀
五 由閱讀啟蒙到啟蒙閱讀 81
六 擁抱文藝的閱讀 95
七 文化思想的閱讀 103
八 閱讀決定人生 113
九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121
十 香港書店舊貌 126
十一 功德無量的翻版書 131
十二 從《藝林叢錄》說閱讀 136
十三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141
十四 農圃求學四年素描 146

下編 書生意氣
十五 日本出版黃金時代的閱讀 159
十六 圖書閱讀時代終焉 164
十七 閱讀一本大書 172
十八 善讀者諸葛亮，善教人閱讀者孫權 176
十九 廣泛的閱讀 182

後記 187


陳萬雄博士
著名出版人、歷史學者，歷任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總經理、董事長，以及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副董事長、總裁。主要著作包括：《歷史與文化的穿梭》、《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源流》、《讀人與讀世》、《陳萬雄集》（東莞學人文叢）、《三國傳真》（一套四冊）、《新亞問學記》、《遇上好時光：書與人的故事》等。

三歲定八十！

經常在言談，或在字裏行間看到這四個字——「閱讀人生」！

在人生歷程中，閱讀是重要的，也可以這樣說：「閱讀是人生一世之事！」

筆者也算是「一生閱讀」，說得難聽點，我在晚年較清閒的日子，往書店翻書比回家的次數更多。回家是一天一次吧，但我前往書店往往是穿梭式的，用句廣東日常語說，是「去完一間又一間」，真是「閱樂無窮」。

話雖如此，但在朋友中有一位比我閱讀更甚的真正「書痴」，那就是陳萬雄博士。這「書痴」不單是讀書，更是「瞓身」在書堆的，一生從事出版。

常言道：「三歲定八十！」在萬雄兄身上完全體會出這一點。我與他是小學同學，從三年班到六年班，我們都在一起，而且是在班中的好友。經常在一起遊玩（包括「青梅竹馬」式的追女仔），但有一點很不同，他經常是一書在手埋頭閱讀，天塌下來也不理的，大抵這就是所謂「天性」吧。所以那句「三歲定八十」充分地讓我們體會到「心性」兩字。「心性」定「先天」，「先天」如此，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常說的那句話：「後天的培養」。如果在後天培養出濃厚興趣，則出色處不相伯仲。倘若「先天」加上「後天」兩者共融，更上層樓乃必然之事。陳萬雄博士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夫子自道地寫下《閱讀世代的自白》，有好些篇章讓我這「半個書痴」頓生共鳴；共鳴之外而又有所啟蒙學習的，則是他那份謙遜而帶獨立思考的史學識見，讓我們產生很好的閱讀啟蒙。

萬雄三歲開始喜歡閱讀，我三歲開始喜歡塗鴉，而今我們都八十歲啦！回顧看，真是「三歲定八十」。

陳青楓
著名報人、作家、香港畫家聯會副會長

同是愛書人

喜愛讀書是我自幼養成的習慣。中學時代常到香港大會堂圖書館溫習，順便借閱課外書。大學時代開始熱衷買書，數十年來樂此不疲。在大學教書近半個世紀，退休後以寫書養志。同輩友朋之中，嗜書的人不少，陳萬雄兄是其中的表表者，他不但自己愛閱讀，還致力於出版事業，編印了多種好書。現時這本《閱讀世代的自白》，更把豐富的讀書經驗與讀者分享。

萬雄兄與我都是出身農村，聽他講幼年生活頗有同感。我初識文墨，除了在鄉村小學受教育之外，還得力於母教，因父親在外地，母親常要我寫信給父親稟告近況，她一字一句地講，我照著寫下來，有不懂的字，她就一筆一畫地教我寫。母親只讀過兩三年書，卻成了我的啟蒙老師。

祖父的循循善誘，大大提升了我的文化水平。幼時我常跟隨他到我家在市集中的店舖，據說是間書店，但店中除了曆書和文具之外，似乎沒有什麼書售賣。他老人家寫得一手好字，我親眼見他寫大字，鄉間的人常找他寫揮春，揮灑自如。可是我的書法學得不好，自愧不如祖父。

看連環圖和讀小說，是那個時代孩童的文娛。後來我隨家人搬到九龍城，生活改變了不少。「公仔書」看的是《財叔》、《神筆》和《神犬》之類，小說則多近代作品和翻譯文學。中學時代開始學習寫作，國文老師說想文章寫得好，要多看梁啟超的著作，於是省下零用錢，買了本厚厚的《飲冰室文集》，該書一直保留至今。

大學時代在新亞書院歷史系讀書，與萬雄兄是同窗，他喜歡看電影和逛書店，我只喜歡後者。記得有一次陪他到銀行，排隊提取了十元，結果是用來買書，到了領取貸款的大日子，一伙兒去買書是最豪氣的，然後到餐廳叫份「雜扒」，因為是平時難得吃到的。課餘多在圖書館，萬雄兄住宿舍，常留到晚上，我則較早回家。

大家的志趣都在中國近代史，我較集中於晚清思想，他則注意五四新文化；幾個同學曾經成立一個叫做「農圃學社」的讀書小組，討論一些共同有興趣的課題。萬雄兄副修哲學，喜讀思想性、理論性的著作；我副修中文，較多接觸文學書。當時我已放棄了做文學青年的夢想，漸漸不再寫新詩和散文了。

留學日本期間，我們也有一段不太長的共同讀書生活，自不免有逛書店的活動，他對日本出版界的看法我也有同感。回港以後，我先後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浸會學院（後來升格為浸會大學），教學之餘，閱讀和撰文是日常工作，興趣能與職業配合，是難能可貴的。此外，還主編一些通訊式刊物，內容多是書刊評介。

文字的載體由簡牘到紙張，是一段悠長的過程；載體的改變為閱讀提供了方便，是時代的進步。隨著科技的發展，現時既有「紙本書」，又有「電子書」；電腦和網絡的發達，使文字在影像時代的重要性正在減少。正如萬雄兄所說，我們屬於閱讀世代，一書在手的閱讀方式是可貴的，我們以至往後的世代都要加以珍惜。匆匆瀏覽的資訊，訴說的是變幻的世情；印刷在紙張上的文字知識，可以掌握在人們的手中，細加玩味和反覆思考，是具趣味性的深入閱讀方式。

我深深地期待，閱讀世代多發揮一些積極的作用，使這種優良的文化傳承延續下來，與新事物一同見證新時代。是為序。

周佳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

有關閱讀的幾個回憶

約兩個月前，平生摯友陳萬雄寄來了一份電郵，囑我為《閱讀世代的自白》寫序。接郵，可說是驚喜交集。喜，是老同學邀我撰寫序文如此誠懇，並居然對我有這麼大的信心；驚，是我卻缺乏以中文作序的信心。我在香港唸書時，從小學至高中畢業，上的都是「番書館」。功課作業七、八成以上都是用英文的。自赴美求學，後來又在留美謀生，工作、成家、生活，數十載以來，說的是英語，寫作絕大部分用英文，中文寫作缺乏根基，更欠練習，已經生疏了。既有自知之明，如接受萬雄囑咐，恐力有未逮，辜負了老朋友的一番心意。然而，萬雄繼而給我寄來了幾顆「定心丸」。既然如此，讓我放下心頭大石，不再躊躇，勉力為之。

我與萬雄，以及其他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書友情誼，始於一九六九年的大一時期。可惜同窗相處的日子很是短暫，不過兩年的光景。一九七一年的八月，我就離開了香港繼續我的求學路程。之後的五十多年來，與萬雄及其他新亞同學聚少離多。然而那兩年短暫相處的時光，卻為我們以後半個世紀的隔洋相知相惜、互助互勉，終生受用不盡的深厚情誼扎下了牢固的根基。同時，我與萬雄和其他新亞同學的邂逅，既是人生世緣，亦堪說來自「書緣」。既然萬雄容許我在序言裏「隨意」摭拾昔日在港讀書時一些或許足以啟發當今年輕人的回憶，不僅為我們那一個年代的香港教育留下一些足跡，亦印證彼此之間的世緣——那麼，我就簡略的說說和我們閱讀有關的幾個回憶吧。

第一個回憶，是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有一間以翻印一些國內已經停刊或絕版、而在港臺地區仍有市場需求的文史哲圖書和期刊為特色的書店——龍門書店。龍門的創辦人與主編周康燮先生與我父母在廣州相識多年，在香港也過從甚密。我母親亦曾資助龍門書店的開辦。因此我高中的那幾年，養成了一個讀書習慣，就是會經常跑去龍門書店瀏覽圖書，遇到有特殊興趣的書籍，周伯伯也會讓我帶回家閱讀。一九六八年，我由於心多旁騖，沒有專心致志於備試上，結果在香港大學的入學試上名落孫山，成了落第不秀之才；一時頓感前途茫茫，心灰意冷，不知所措。我媽媽憐惜之餘卻不願意我從此輟學，即與周伯伯商量。周伯伯大概鑑於我幾年來常到龍門串門子，一副喜歡讀書的樣子，於是向我媽媽表示我仍有升學的機會，勸勉我改轅易轍，爭取翌年報考中文大學。我沒有準備過中文大學的入學課程，對投考中大完全沒有信心。為了鼓勵我繼續向學，周伯伯介紹我謁見新亞書院歷史系的孫國棟教授，請求他容許我在他的課上做一名旁聽生。

那年初夏的某一天，我得到孫師接見。聽了我一番想繼續升學的陳詞後，愛惜學生的孫師就和藹地允許了我做旁聽生的懇求。不但如此，孫師知悉我對讀西洋史有興趣，又介紹我跟王德昭教授見面，而德昭師亦同樣允許了我旁聽之願望。於是，一九六八年秋季開學了，我就在新亞書院孫教授的「中國通史」和王教授的「法國革命史」上做一名旁聽生，上了好幾課。到了十月底，孫教授又給了我一次語重心長的訓勉，建議我暫時不要再繼續旁聽課程，專心為翌年的中大入學試做好準備工夫。我聽取了這一份訓誨，以後幾個月就全力備戰。翌年春季，我僥倖在中大入學試上了榜，得到新亞書院錄取，還獲得一份「張有興助學金」。當年秋季，我正式成為新亞書院歷史系的學生，同時也結識了陳萬雄和其他同級同學，這就是「書緣」的肇始。

第二個回憶，是高小、初中時，家裏添了一本讀物，那就是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明怡日記》，在當時我與意大利人亞米契斯著、夏丏尊譯的《愛的教育》一併閱讀。由於兩本書都描述兒童到少年成長的過程，故事裏的主人翁和自己年齡相約，初閱時，就感到有很大的趣味。踏入高中後，重讀《明怡日記》，才開始領略到書中寫一個從事文化工作的小市民家庭在戰後香港所經受的世情冷暖、人生百味，在諸般艱辛中為下一代創造美好將來的故事的深一層意義，甚受感動。幾年後，在新亞書院上大一國文課，教授是王貫之老師。上課不久，認識到王師母原來就是《明怡日記》的著者沈醒園女史。後來我們班上幾個也閱讀過《明怡日記》的同學，就有機會跟沈老師在課外交談我們閱讀這書的感想與心得，討論我們和明怡一樣在香港長大的經歷。大二那年的春季，一九七一年三月，王老師作古了，我們幾位同學為他的身後事，在師母身邊幫一點忙，以盡學生的心意。追本溯源，我們同樣讀過《明怡日記》一書，加深了我們師生、同學之間的情誼。這也是我們「書緣」的一個片段。

第三個閱讀的回憶，就更直接關乎我們的「書緣」了。一九六七年我在課外開始閱讀兩部有關歐洲史的英文書。其一是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著的《復原的一個世界》（A World Restored）。另一部是René Albrecht Carrié所著的《維也納和會以來歐洲的外交史》（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這兩部書，我只是簡略的讀過一遍，還沒有深入的理解。入學新亞歷史系後，這兩本書才派上用場。萬雄《閱讀世代的自白》書中曾描述了當年我們幾位大一年級的同學，貿然選修了王德昭教授高年級課程「西洋近代史」的故事。當時我也不知從哪裏來的勇氣，就借用從這兩本書學到的一點知識，在下課時向德昭師提出了一些詢問；之後又問德昭師可否用這兩部書來寫課程的讀書報告。想不到德昭老師居然認可了，後來我的讀書報告頗得嘉許。更重要的是德昭師竟花了很多工夫和時間仔細修改我的文章。他的評語與鼓勵是我一生難忘的。這件事獲得萬雄、啟秋、佳榮等幾位同學的留意，於是就組成了萬雄在書中所及的「讀書會」。當時一小群同學喜愛「坐而論道」，在新亞圓亭草地上大擺龍門陣，就大家閱讀過的書籍心得與課堂筆記，交流分享，互相砥礪。我們在大二的那一年，還打算發起辦一個「農圃學社」，當時由我取英文名，稱之為Prometheus Society。由此，我們的讀書，鞏固了我們同窗共學的友情，造就了我們的「書緣」。

我們讀什麼書，如何讀書，為什麼讀書，反映了我們的人生觀、世界觀與價值觀；也代表我們的心靈對自己以及別人的內在世界和對外在宇宙的探討與認知。閱讀極可能塑造我們的品格，也足以影響我們人生的途徑。我們這一「閱讀世代」與過去的世代在閱讀這回事上比較起來，閱讀人數和群體大幅增加了，供閱讀的圖書數量和類別亦倍增了。同時，閱讀的方式與技術也日新月異。無可置疑，「誰在閱讀？」「閱讀些什麼？」「如何閱讀？」這些問題上，世界這幾十年來有莫大的變化與發展。至於「為什麼閱讀？」這個問題也十分值得思考。一般來說，我們幼年時的閱讀，多是為了趣味。到了求學的年代，是求知識、求學問與興趣兼而有之，當然以前者為重。進入社會工作後，長時間的閱讀動機，求知識學問與興趣，並行不悖。我們會「活到老，學到老」，也肯定會「讀到老」。踏入老年時，為興趣而閱讀再次抬頭。不過，到了那個年紀，我們過去獲得的知識學問，也很可能早已變成我們的人生興趣，為何閱讀的因素也難以分清楚了。然而，我一直思考一個問題：超出了「知識」、「學問」、「生計」和「興趣」等閱讀動機以外，我輩中人的閱讀，是否有另外更大更深的動力呢？

我還在探討我自己是「為什麼閱讀」，更不敢冒昧對別人提出「為什麼閱讀」的結論。不過，思索五十多年前的回憶中，我倒能找到一條有關萬雄「為什麼閱讀」的線索。一九七一年我離開香港，臨別前萬雄為我寫了一段勉勵的話語。這幾句話是從牟宗三老師的《五十自述》摘抄節錄的。當時萬雄給我的贈言就是：「我正視我個人的存在的生命之艱難。我正視民族的存在的生命之艱難。我的生命的途徑必須暢達，民族生命的途徑必須暢達。」現在想來，這幾句話似乎足以反映了萬雄一生讀書的內心精神動力。萬雄平生與書有緣。他熱愛學問、熱愛思想、熱愛人生，也熱愛社會國家、熱愛世界人類。說他是為了個人的存在的生命之暢達，民族的存在的生命之暢達，人類的生命的暢達，而讀書、編書、著書，不無道理。若是如此，我盼望讀萬雄這一本書的諸位讀者，也因此深深地思考自己是「為什麼閱讀」的。

最後願意說幾句題外話（稍帶政治性的話）。過去十多年來，在美國相當多的大小城市公共圖書館甚至一些中學的圖書館裏，發生過多樁近乎「禁書」的事例。往往某一個地方居民中的保守派會向當地圖書館或是中小學的負責人施加壓力，以期禁止增添某些種類的讀物，甚至圖書館已經存有的書籍也會受到「審查」而被從書架上撤除。以此為鑑，我們要多珍惜我們的閱讀自由啊！盼望萬雄容許我藉此向大眾閱讀者呼籲為維護人類的讀書自由而努力。謹祝如今和以後世世代代閱讀者前途燦爛光明。

梁鋼章
前美國北亞利桑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胡適生前，喜歡勸人寫自傳。他也坐言起行，寫成了《四十自述》。胡氏早享大名，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和學術上，大有貢獻。年屆四十，已譽滿天下，足夠資格寫自傳的了。他之敦促友人寫自傳，乃出於他的「歷史癖」。與他有交誼往來的，多是其時各界的頭面人物。胡適鼓勵他們撰寫自傳，是讓他們留下真實的經歷，為大時代留下第一手歷史記錄。近代中國遭逢「三千年未有的巨變」，是名副其實的大時代。

閱讀自傳，是我的愛好，從少年至老朽，興趣不減；「近代自傳」也是我個人的專題藏書。好的自傳，有著不一般的閱歷，也是時代的光影；是文學，也是歷史；記故實，也描繪世態人情。我喜歡的自傳，自是傳主能透過本身的閱歷，如實反映時代，不偏不枉，不妄不諱。傳主也無意於自炫，而是讓讀者了解歷史，體會世情，了悟人生，啟牖心靈。容閎《西學東漸記》、蔣夢麟《西潮》、沈從文《從文自傳》、茅盾《我走過的道路》等等，都是讓我一讀再讀的優秀自傳。近代以還，尤其現代，自傳的著作多矣，是否可讀，是否可傳，「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有公論。

本人無可炫耀的家世，無甚功業，學問也不大，一生平凡，尚能用心做事，盡心做人而已。快到胡適寫自傳時翻一倍的年紀，所以動念撰寫這本帶有自述性的《閱讀世代的自白》，出於一時之興，也是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于克凌兄敦勸的盛意。原本摭拾舊文，按主題出版「四書人語」四冊，前二冊《新亞問學記》和《遇上好時光：書與人的故事》已承蒙香港中華書局二零二三年予以出版。第三冊關於閱讀的舊文，或應時或酬世而作，總覺事過境遷，明日黃花，忐忑猶豫。年來，觀察圖書出版和社會閱讀風氣的改變，有感行之逾千年的「傳統閱讀」，丕變日亟，迷惘而不知何所底止？這種丕變，將對人類知識和教育有何影響，甚而對人類文明前途有何影響？不覺惶惑，亦感憂慮。我的專業是歷史研究，一生從事的工作是出版文化，深知閱讀對於人類文明進步、個人成才的重要。再從歷史眼光去看，對行之久遠、傳承人類文明最重要的圖書「傳統閱讀」形式，行將終焉，既留戀也恍然若失。面臨或因閱讀形態的改變，而牽動文化和教育的大變局，不能無動於衷！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的第一代，也許成為「傳統閱讀」的最後世代。逝者如斯，不可逆轉；人情戀舊，也在所難免。一生雅好閱讀，回顧閱讀之樂，感恩閱讀之益，際此閱讀的大變局，恍若改朝換代的末代遺民，眷戀前朝往事，如白頭宮女話當年。既感慨如斯，遂一變摭拾舊文，集成第三冊的初衷，欲將快要逝去的「閱讀傳統」，以第一身的體驗，重新撰寫，以作「傳統閱讀」遺民關於閱讀文化的雪泥鴻爪的記錄。

閱讀與學習形態雖然面臨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就個人對人類文明史的淺識，仍然堅信人類透過閱讀以追求知識、探索學問、尋求智慧的天性，是不會改變的。換句話說，閱讀價值，不會因「閱讀傳統」的丕變而崩潰，否則人類會重返野蠻。至於個人幾十年的閱讀經歷和解悟，審往知今，或許對即將到來的新閱讀、新學習仍有啟示的作用。

戰後出生的大部分中國人，雖然不如上幾代人般遭逢國衰民頹，戰亂頻仍，社會困乏，苦難無窮；另自己所經歷過的日子，也是起伏跌宕、波譎雲詭、波瀾壯闊的，是不平凡的年代。至於我個人，雖經磨難困頓，也曾憑風而起，凌波弄潮。大半生已過，一生興趣所歸在閱讀，志業所在乃圖書。多年前，我刻有「依然白髮一書生」和「書生意氣」兩方閒章，在在揭示了一生志趣所在。大部分的時光和心力，也耗在一個「書」字。讀書、編書、賣書和著書的「四書」，編織起我的人生。「閱讀」是我人生的開始，也是不渝的歸宿。我的閱讀經歷其實也是不少同輩的共同經歷，只是境遇有異，體驗有差而已。

這本所謂自白，說的只是閱讀。

個人的閱讀經歷，即從事學術研究和工作之前，大致可分成兩個階段。前後的兩個閱讀階段，既關乎個人的景況，也抹上時代的色彩。前一階段是學前和小學時期之在廣東農村；後一階段是中學和大學之在香港與唸博士之在日本。或許喻之不倫，前一階段自己名之為「閱讀啟蒙」，後一階段則稱之為「啟蒙閱讀」。

「閱讀啟蒙」，有如中國傳統的「童蒙」時期，只是所閱讀的已非《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和《幼學瓊林》等一般啟蒙讀物，更無緣高級童蒙的「四書五經」諸經典。到我們這一代，大部分人接受的「閱讀啟蒙」，已全屬新時代的讀物了，除非是書香子弟。「閱讀啟蒙」於我個人的意思，是指閱讀興趣的開竅，從此喜歡上了閱讀，一生與書為伴，成就了「四書人生」。

而「啟蒙閱讀」的意思，乃假借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與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啟蒙運動」所賦予「啟蒙」的定義。中外這兩個運動，啟蒙了一個時代文化思想的變革。「啟蒙閱讀」，於我個人，是啟牖了我文化思想的研讀興趣，影響了我日後攻讀的專業和學術研究的路向，以至一生從事的志業。「啟蒙閱讀」也讓我自覺或不自覺承傳了五四以來知識分子致力於探索中國思想文化現代化的流緒，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胤子。「啟蒙閱讀」，不完全由於個人閱讀的偶然和稟性使然，乃受著港臺地區六、七十年代社會文化氛圍的驅使。此書之謂「自白」，除自述個人閱讀的一些經歷和體驗外，或多或少在求折射出其間中國內地以及香港和海外社會文化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