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大合唱》簡史（繁體增訂版）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週年。在國家危亡、全民抗戰之時，黃河的怒吼，怎樣成為民族的吶喊？激昂的音符，如何化作抗爭的刀鋒？《黃河大合唱》不僅是音樂史的華章，更是一部鐫刻民族血性與文化覺醒的壯闊史詩。翻開書頁，能聽見黃河的浪濤在字裡行間奔湧——那是永不褪色的熱血，也是每一個中國人靈魂深處的共鳴。

透過珍貴的史料與動人細節，本書追溯了《黃河大合唱》這部恢宏巨作從戰火中誕生，在時代中淬煉的不朽傳奇：上編詳述《黃河大合唱》的創作背景，包括詞曲作者光未然與冼星海的早年經歷、武漢共事、延安重逢及創作傳奇，揭秘歌詞誕生於光未然墜馬養傷期間的偶然性；下篇則聚焦作品傳播史，梳理八十餘年國內外演出歷程、曲譜版本流變及學術評價。繁體增訂版，在簡體版的基礎上，根據新材料、新研究進一步增補修訂，內容更臻完善。

i 序言一 裡戈
vii 序言二 張安東
xiv 《黃河大合唱》作者簡介
001 向經典致敬：《黃河大合唱》

003 上編 海光．黃河

004 第一章 詞曲作者相識之前
019 第二章 冼星海與光未然的結識
026 第三章 武漢共事後分頭奔赴西北
040 第四章 黃河隔不斷的延安匯聚
051 第五章 創作傳奇
084 第六章 在延安的演出
120 第七章 離開延安後的詞曲作者

143 下編 流行．傳承

144 第八章 八十年演出史回顧
237 第九章 曲譜的流傳和出版
254 第十章 演出本的版本和流變
303 第十一章 評介與研討

340 結語
345 附錄
363 參考文獻
376 千丈波濤高如山（代跋）
386 編後記

黃平
《黃河大合唱》詞作者光未然內姪，《黃河大合唱》文化公益活動策劃人、史料研究者

黃煒
《黃河大合唱》詞作者光未然內姪女，西北民族大學音樂學院作曲與音樂學系主任、教授，西北民族大學《黃河大合唱》研究中心主任

康幼之
廣州軍區武漢總醫院會計（退休），《黃河大合唱》史料研究者

劉笑梅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主任編輯（退休），《黃河大合唱》史料研究者

隋圻
職業廣告人（退休），《黃河大合唱》史料研究者

序 言 一  里 戈

《黃河大合唱》的偉大歷史意義，就是號召保衛全中國的全民族的抗戰，她和《義勇軍進行曲》等作品一起，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寶庫的永久珍品。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的童年時代，記憶中第一次聽到父親在家裡吟唱“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當即被吸引住，坐在父親腿上，讓他教我唱。父親是一九三九年入伍的抗戰老兵，《黃河大合唱》誕生之年。

一九八三年，我從南京到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讀研究生。在北京火車站，北京同學去接外地同學。溫文爾雅、帶著親切笑容的一位英俊小夥向我伸出手來：“我叫張安東，咱們是同班同學了。”後來得知，安東的父親叫張光年，而他老人家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的更為重要的名字，叫光未然。我和安東的淵源，彈指間超過了四十年，而我們共同為《黃河大合唱》的傳承把心貼得更近，則是後面二十多年的事情。二○○一年，安東安排，我在先生的宅邸專訪了光未然先生，長篇採訪在《星島日報》刊出一個整版。令人扼腕的是，光未然先生在我的採訪之後不到百日便與世長辭。我的這篇採訪，後來收入了《回憶張光年  1913—2013紀念張光年誕辰百年》一書。

二○二五年是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八十週年。天安門廣場前的三千人合唱團唱響了“風在吼，馬在叫”，場面令人心潮澎湃。應朋友之託，我接待了應邀前來觀禮閱兵式的張學良將軍的嫡孫張居信，我們分享了作為勝利民族後人的喜悅和自豪。隨後，我旅行去台灣。在台北圓山飯店，我意外接到安東的電話，他鄭重邀請我為本書作序。我當時正在圓山飯店參觀為蔣介石修的密道。飯店的導遊問參觀者：你們知道為什麼要修這個密道嗎？一位宜蘭縣的女士回答：防共產黨。導遊搖搖頭：不是。是防止西安事變那樣的事情再度發生。他說，蔣先生當時在西安如果有密道，就不會有西安事變。

無論各方各面對西安事變如何分析和解讀，大家最大的共識是，西安事變促成了全民族抗戰。號召以必勝的信念投身全民族抗戰，通過黃河頌揚偉大的中華民族，正是《黃河大合唱》的偉大追求。我曾專程去新竹深山的五峰鄉，參觀了張學良將軍和趙四小姐1946—1957的居所。居所旁的基牆上，黑色大理石上鐫刻的鎏金大字：“不願兄弟自相殘殺，不容強敵磨刀霍霍，張學良毅然決定讓青天白日旗在東北大地升起。”這正是張學良青史留名之原因。我曾在一九九五年前往夏威夷，參加少帥的九十四歲壽宴。把民族大義放在至高無上位置上，是他發動西安事變的核心動力。

應邀為這部具有重大歷史和學術意義的著作的香港版作序，惴惴不安和十分榮幸兩種感受強烈交織，終覺恭敬不如從命。於是，我本著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寫下這篇文字。我曾經擔任過創刊於香港的《星島日報》的海外總編輯，這個序我必須寫好，因為有許多香港同胞以他們的赤誠的愛國之心投身到抗日戰爭中去，特別是胡文虎先生，他在一九三八年抗戰時期創辦了《星島日報》，為抗戰吶喊。胡先生祖籍福建龍岩，出生於緬甸仰光，老人家血脈中流淌的，是和光未然、冼星海一樣的不屈中國人的熱血。

《星島日報》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刊登過《黃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譜。冼星海的好友、知名音樂家沙梅（1909—1993）在一九四○年與李凌等人在重慶發起組建了“新音樂社”，隨後在包括《星島日報》在內的多家海內外報紙上開闢音樂專欄，介紹抗日救亡歌曲，而沙梅本人，就是《打回東北去》的作曲。也就是說，《黃河大合唱》在誕生之後的第二年，就被介紹到了香港。一九四一年，進步青年團體虹虹歌詠團在香港孔聖堂演出了《黃河大合唱》，《星島日報》《大公報》均予以報道，演出現場進行了抗戰募捐，款項交給了由宋慶齡發起成立於香港的“保衛中國同盟”，用於支援內地抗戰。後來《黃河大合唱》在香港多次演出，不難看出《黃河大合唱》與香港之間的密切關係。

作為詩人的光未然以筆墨做刀槍投身偉大的抗戰，胡文虎先生則一直以行動貫徹“愛國是華僑的天職”這個根本原則。他所創辦的“星系報業”，積極號召全民抗日，被譽為“特別響亮的抗日號角”。他禮聘郁達夫、金仲華等進步文化人士主持筆政，資助記者前往延安等抗日根據地採訪，全面報道抗日情況。從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一年，胡先生捐資和認購救國公債超過五百五十萬大洋。按照金融歷史研究者的建模推算，當時的一個大洋相當於今天的人民幣80—150元，胡先生的捐款相當於今天的4.4億到8.25億元人民幣的規模，高居華僑抗日捐款榜首；他還捐出三億件虎標萬金油和頭痛粉，並在一九三七年身體力行，組建“虎豹救傷隊”，回內地參加搶救傷兵等救援工作。他抵制日貨，用虎標良藥替代仁丹；日軍飛機把他在重慶的行號炸毀，老先生響亮地說，值了。在香港淪陷後，他當著日軍總督磯谷廉介的面痛斥日軍暴行，並前往東京面見時任日本首相東條英機，以解決香港居民因戰爭而帶來的糧荒。

作為華僑代表，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應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邀請，胡先生前往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擁有報紙的胡先生頗有“無冕王”之風，他在蔣介石官邸和蔣先生見面時，以拍肩膀的方式表達問候，令委員長錯愕。胡文虎（1882—1954）比蔣介石（1887—1975）年長五歲，胡文虎的“大哥範”讓蔣先生相當不愉快。蔣氏請僑界人士的晚宴，胡文虎被單獨排除在外了。相比之下，中共方面高調歡迎胡先生，《新華日報》頭版發新聞，大字標題是《華僑巨子胡文虎抵渝》，周恩來和葉劍英還專程去拜訪了胡先生。

抗戰時期，香港以其獨特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成為中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樞紐，大量抗戰物資經香港轉運到內地。八路軍也設有由廖承志、潘漢年負責的駐香港辦事處，為抗戰募捐、回內地支援抗戰以及救助戰爭難民等，香港還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成建制的抗戰武裝力量港九大隊。香港同胞在抗戰救亡的歷史中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時光飛逝，一九五四年，胡先生去世，他的女兒胡仙（1931—  ）接手星系報業（一九七二年更名為星島報業）董事局主席，時年33歲。一九六八年，胡仙發起成立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得到兩位同業大哥支持，一是台灣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1913—1996），一是香港明報創辦人查良鏞（1924—2018），胡仙出任首任會長。鑒於她在國際報業的貢獻，中國香港、加拿大和美國三所大學授予她榮譽博士學位。一九九六年，胡仙博士為我的《九六台灣大選》一書欣然作序。我在香港九龍她的辦公室和她見面，胡仙主席親切和藹，衣著樸素。次年我的《九七香港回歸—“殖民地”香港的最後一百天》出版，胡仙主席再次為我的書作序，並囑咐務必把年輕時光好好利用，多做有意義的事情。作為晚輩的我甚為感動。改革開放之後，胡氏家族訪問團多次訪問內地，胡仙主席也出任了全國政協委員。在二○二四年，九十三歲的胡仙博士還回到龍岩故里謁祖，並為“胡文虎愛國主義基地”揭牌。她擔任胡文虎基金會主席，基金會在家鄉出資興建了華僑醫院和胡文虎實驗學校。她繼承了父親服務社會、服務國家的理念。

作為光未然的後人，安東和他的哥哥安戈、姐姐安迪以及由光未然夫人黃葉綠女士所延展而成的家庭成員，為《黃河大合唱》的傳承做了極為重要和有價值的工作。安東是一位專業成就斐然的工業產品設計師，多次獲得國際大獎。作為光未然的兒子，家學淵源加上新聞專業訓練，傳承《黃河大合唱》是他必然的使命，也是難以替代的角色。他經常接受媒體訪問，許多重要的相關場合請他去講話，這對於文采和口才俱佳的安東來說得心應手。本書第一主編黃煒是光未然內姪女、西北民族大學音樂學院作曲與音樂學系教授，她不僅對全書內容做專業性把握，同時兩次牽頭組織實施《黃河大合唱》國際研討會，筆者很榮幸受邀兩次出席並主持了研討會的兩個單元。黃教授更是經過巨大努力，在蘭州的西北民族大學的校園裡，設立了史料豐富、專業水平的《黃河大合唱》展覽館。光未然內姪黃平退休後比不退休還忙碌，全力以赴穿針引綫，不斷使得與《黃河大合唱》相關的演出和出版機會成為現實。

而由熱愛《黃河大合唱》的所有天下賢士所組成的更大的家庭，則是傳承《黃河大合唱》的一支天團，他們當中許多人和安東一樣，是抗戰時期文藝工作者的後代，或來自音樂家庭。本書第二主編隋圻是安東在武漢大學的同學，他的祖父是慘死日軍屠刀下的軍醫，父親隋星橋是合唱指揮家、山東師範大學音樂學院教授。在籌備本書之初，隋圻罹患癌症，更為殘酷的是，妻子在照料他的過程中罹患更為兇險的胰腺癌，短短幾個月便撒手人寰。隋圻在悲痛中與病魔抗爭，他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意志力和對《黃河大合唱》的滿腔熱愛，讓這本書得以完稿。所有熱愛《黃河大合唱》的朋友們都知道，作為中國音樂史、文化史、抗戰歷史的一件瑰寶，《黃河大合唱》在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心中永駐，這個信念已經成為我們民族精神的組成部分。正如胡文虎先生的後人繼續為社會做公益一樣，光未然先生的後人和如今的許多年輕人繼續唱響《黃河大合唱》，這是一個美好的傳承。

本書追求真實、準確、全面、客觀，力圖經由我們仍然健在的這一代人的努力，讓本書實現其歷史、學術價值，推動《黃河大合唱》的持續傳承。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港版，本著精益求精的態度，內容上做了不少增補和完善。所有參與這項工作的朋友們相信，我們沒有辜負前輩，我們更要激勵後人，我們使得《黃河大合唱》這座豐碑更加堅固。

在本書出版之際，筆者有機會回顧海外華僑當之無愧的抗日領袖胡文虎先生，回顧和他後人的交往，回顧與張學良將軍的會面，回顧與光未然先生的長談，深感不死的中國魂永遠在中華兒女的心中。面對任何民族危難，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所有龍的傳人，都將伴長風，跨戰馬，咆哮赴疆場。《黃河大合唱》是不朽的。

一個重要的歷史往事是，《黃河大合唱》問世之後，一九四○年七月首次出版者，是重慶的生活書店，而這正是一九四五年成立的“重慶三聯”的一分子。一九四八年，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及新知書店三家著名出版機構在香港全面合併。八十多年之後，香港三聯出版本書，實在是中國出版史上的佳話，如此完美的一個歷史呼應，豈非天意？

是為序。

二○二五年九月
於北京曲徑書齋

序 言 二  張安東

給《黃河大合唱》修史，是我們一直以來的願望。作為作品創作者、藝術演繹者的直接後人，我們編著團隊和我本人，都在各自多彩的人生中，分別經歷了滌盪洗禮、生死別離，到了所謂返璞歸真的如今，在多年的學習探尋和推廣實踐過程中，看到了這部作品的誕生成長、危難浮沉和沉澱為金石經典的八十六年的漫長過程，深感其精彩不凡和厚重崇高！一部藝術作品，歷經多少民族危亡、鐵血硝煙的錘煉，能夠真正成為一個五千年歷史的偉大民族傳唱的史詩經典，百年不衰，如果不究其歷史，不觀其精妙，不規其方圓，不曉其音律，便不能告慰先人，激勵同輩，啟迪後生。每每想起，便有使命感油然而生。而命運恰然，給我們送來了近在身邊、重病康復中的隋圻兄。

與隋圻兄四十六載的交情是在武漢大學結下的。我們在綠蔭婆娑的中文系“老八舍”住樓上樓下，都喜歡文學，也愛美術和音樂，當年他優美的小提琴聲時常迴盪在宿舍樓道，也一直縈迴在我的腦海。隋圻兄是我跟樓下中文系七八級優秀同學們交往友誼的聯絡人。畢業以後的幾十年裡，我們彼此都保持著聯絡。後因《黃河大合唱》而走到一起，幾次尋訪黃河，業餘編書做事，一起被感動被激勵，也在多年來的文化公益活動中一起成長“變老”，反而愈加活力澎湃！

其實我們的緣分還真不止四十六年。我們上一輩的同窗之誼始於一九五○年代，那時已經注定了我們今生的兄弟友情。隋圻兄的父親隋星橋，是中國著名合唱指揮家，剛好也是與我十分親密的小舅黃騰鵬教授在北師大音樂系就讀時的高班同學，隋星橋前輩是四九級學生，我小舅一九五○年先是旁聽，次年考入為五一級學生，他們在校同學三年，絕對是當時的精英一代。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隋先生在濟南推動和參與舉辦了當時最大規模的一次一千五百人的《黃河大合唱》音樂會，創造了歷史。一九八七年，山東省決定於當年舉辦首屆“山東藝術節”，身為山東音協合唱指揮學會會長、山東師大藝術系副教授，隋先生等人積極策動。省有關部門決定在藝術節上演出《貝九》和《黃河大合唱》，邀請了時任中國音協副主席、中央樂團團長、著名指揮家嚴良堃先生擔任指揮，也邀請我父親光未然、母親黃葉綠蒞臨盛會。隋先生則擔任這兩部經典的合唱排練，負責組織合唱相關的全部排練指揮，率領合唱學會一眾指揮們做了大量辛苦細緻和緊要的籌備工作。這是隋圻兄和我引以為傲的一段歷史珍藏。

這次與隋圻兄會同編書的精英團隊，都是二○二○年一起編輯出版《永遠的“黃河大合唱”》大部頭文集的全班人馬和鐵桿“黃河”發燒友，他們是主編黃煒（西北民族大學音樂學院教授，《黃河大合唱》展覽館館長）、《黃河大合唱》文化公益活動策劃人黃平，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主任編輯劉笑梅，資深抗戰文化歷史研究者康幼之。經過上一本書的撰寫編輯，這個團隊對《黃河大合唱》的來龍去脈已做了大量廣泛調查，深入研究，持續開掘，小心比對，他們也曾多次走訪故地，可以說對作品的歷史、作者、藝術、版本、傳承等方面都具備了相當深度的了解和認知。這次協助隋圻兄執筆著述這部簡史，自然是水到渠成、得心應手了。

《黃河大合唱》是從戰火中誕生的音樂作品，她本不是為高雅藝術而生，相反是因了捍衛民族大義的尊嚴，置個人生死於不顧，為大眾發出抗日救國的怒吼，甚至是英雄們絕命的警號！這是我們身處安逸的當代人難以理解的。事實是，這部作品經過了眾多熱血鬥士和才華橫溢的藝術家一代代的激情演繹和詮釋表達、修訂和完善，在抗日戰爭勝利多年之後，才逐漸登上了國家歌劇院、國家音樂廳，以及國際著名的眾多歌劇院音樂廳的輝煌殿堂，並長期成為經典保留曲目。為這樣具有非凡意義的藝術經典作品修史，無疑是功德無量。如今文樂雙修的隋圻兄有這樣的情懷，從扎實準備到下定決心來執筆領銜做這樣一件意義深遠的事情，抱病奮筆，怎能讓我不為之感佩動容！

年代雖不算久遠，但因戰亂顛沛，數據殘缺，幾乎所有親歷者均已離世。這是擺在團隊面前的首要挑戰。我很同意他們遵循的幾個原則：親歷者回憶文字優先；親歷者回憶時間在前的優先（距離歷史發生日期越近越有價值）；儘可能弱化作者個人觀點的直接表述，展示不同意見的記錄，留給讀者多一些自主判斷的空間。輪到本書編者評述，則根據手頭可靠的資料，做合乎邏輯的推演解析，供讀者判斷參考。

從本書結構來看，上、下編勾畫大局。上編分了七個章節，介紹歷史背景、兩位年輕作者的成長、創作作品的真實過程等。下編承接到第八章演出史的回顧，到第九章曲譜的出版，到第十章的版本流變，到最後一章的總結評價。全書有這樣的周全架構，瀏覽下來，一目了然，感覺在全面、系統、深入這幾方面都有悉心照顧。

我還讚賞其間穿插的、內容多樣的共十六段“關聯敘述”。雖不是正文，卻有輔佐和支持正文的意義，無論是有關作者個人，還是一地的民情環境，或是演出場地背景歷史，等等，都在讀後感覺到不可或缺，忍不住發出“幸虧”的感歎。

用心深入，用情包容，用意嚴謹，隋圻兄和他的團隊付出心血創造出來的這部簡史，我以為是能夠流傳的。因為《黃河大合唱》必然會作為民族文化的經典長遠傳唱下去。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會越發需要這些準確精簡的歷史數據，來了解這部作品，從而從作品中得到營養，受到啟發，以及體會藝術和人文的陶冶、感動和激勵。

對這本書寄託的期望，說實話是挺大的，想提到的事情也就多。又生怕妨礙了讀者儘快進入正文的好奇心。姑且也按史說的時間順序，就幾個各無關聯卻十分有趣的話題，在這裡簡單聊幾句吧。

一、決死東渡曾留影，渡河舊照今何尋？

一張“抗敵演劇三隊”首次渡黃河的合影照片，流傳很廣。據“三隊”隊員胡宗溫（北京人藝著名話劇演員）回憶，確認“三隊”當年在河西圪針灘拍過合影。五年前我和朋友一起也曾在圪針灘實地考察，雖然並沒有找到與照片上的一樣的山石河灘，但也沒有懷疑。去年春天，我在河東吉縣小船窩，就在當年演劇隊渡河登岸的位置，我拿著這張有待實證的照片，看著河對面方向，驚訝中居然看到了與照片中的山石完美符合的景色，山形以及腳下的平緩河灘，以及對岸懸崖下窄長的小路都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說，在河東這邊的拍照並不符合胡老師的回憶，當年“三隊”合影並不在這裡而是在對岸。這時我再仔細端詳照片，辨認那些當年的軍人，才發現也沒有任何一位我熟悉的“三隊”隊員，人數也多了幾人，甚至沒有任何一位當時英姿颯爽的女兵。顯然照片上的這支隊伍不是“抗敵演劇三隊”，而是另外一支抗戰隊伍。

雖然確認不是當年“三隊”合影，但這絲毫不會影響讀者對“三隊”的崇敬和愛戴，也不影響“三隊”在圪針灘有過渡河前的合影這一史實。書中沒有收入傳說的“三隊”合影，一張今日小船窩渡口的照片，卻也能讓讀者感受到他們渡河登岸後的實景。只是我要坦誠地告訴大家，這張八十多年前的合影還沒有被找到，讓我們繼續尋找，並期待它的重現。它還在我們的心裡，一直被我們惦記。

二、詩人逞強河東墜馬，“摔出”黃河壯麗歌詞

由於光未然在晉西游擊區墜馬受傷，“三隊”全體才有機會去了延安，才有了詞、曲作者的重逢，光未然才會把心中構思的長詩直接抒寫為歌詞，冼星海才會為“三隊”排演新節目而譜曲《黃河大合唱》。這是歷史的偶然，卻更是命運的神助！

要知道，詞、曲作者從武漢分手，應該就是“一別江漢忘生死，不求來世更放歌”的訣別，哪裡還想著要第四次重逢創作！反過來看，勍香鎮河灘墜馬，就是老天眷顧，讓詩人前線征戰不死，重傷返回大後方延安治療。

然而，光未然是如何墜馬受傷的？長期以來幾乎所有的回憶和復述，當年的戰友們都是一筆帶過，從不涉及細節，不是他們不知道，而是大家沒有深想其中的奧妙。但這個細節其實很重要！書中上編第四章“黃河隔不斷的延安匯聚”，引用了光未然晚年的回憶文字，講述了詳細經過。才剛滿二十五歲的光未然，好玩、逞強、冒險等等年輕人的秉性，或許也是其缺點，在他身上與生俱來都有，以至於以左臂骨折、終生殘疾、中斷了演劇隊前線戰鬥工作為代價，而竟然意外獲得了一次神奇的人生昇華，誕生了一曲民族精神象徵的傳世大作。

倘若不是他的這次頑皮逞強導致騎馬受傷，也就不會有後來與冼星海在延安的意外重逢，一部駭世之作《黃河大合唱》更是無緣誕生了。

三、源於親歷，生於炮火；歌詞金石墜地，譜曲雲霞騰飛

關於歌詞創作，長期以來有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即光未然到延安後創作了長詩《黃河吟》，經冼星海提議改寫成適於譜曲的分段歌詞，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雖然光未然確有創作長詩《黃河吟》的醞釀，甚至腹稿幾成，由於要為“三隊”在延安演出創作新節目，返回前線之前向延安軍民和黨中央彙報，他接受了冼星海和“三隊”隊友的建議，把心中正在構思並逐漸成熟的長篇朗誦詩，在邊區醫院的病床上，強忍粉碎性骨折的劇痛，率先口述成篇，一字不改，由隊友胡志濤筆錄成稿，寫成了八段歌詞，並設計完成了八個段落的歌唱形式。在“三隊”的朗誦晚會上全文激情吟誦，特邀冼星海到場參加。兩週後由冼星海譜曲，起初仍以《黃河吟》為名，在排練過程中改為《黃河大合唱》。兩位文學和音樂的熱血藝術家，各自獨立完成了這一部立於中國現代音樂史、光彩恢宏的巨作。

四、戲劇撐骨架，音樂為緞紗；結構成大氣，長歌遍天下

我想在此討論一下光未然的歌詞創作意圖以及歌詞內容的戲劇性。這也是多年來鮮有提及，而我們以為不能忽略的一個要點。我們看到完稿的八首歌詞，其全局結構以及每一首歌曲的演唱形式，都已經由詞作者設計定型，而作曲家為其震撼感動，欣然全盤接受。每段合唱、獨唱、對唱或輪唱，分別突出一群或單個個性鮮明的人物藝術形象，既有強烈的時代象徵，也有引人感動的象徵性故事情節。各段落之間的邏輯連接極具戲劇性，構成了一部大型詩歌劇式的歌唱文學腳本。這在中國詩歌與音樂史上均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創舉。去年六月，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嚴輝副教授，在第二屆《黃河大合唱》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以《〈黃河大合唱〉歌詞的戲劇化風格》為題，作了很好的詮釋。

聯繫到光未然先前曾與鄔析零討論過CANTATA（“康塔塔”），我同意書中敘述至此時提出的觀點，即寫一部中國的CANTATA，是光未然心中當時的創作意圖。那時韋瀚章和黃自先生已創作了中國第一部“清唱劇”《長恨歌》（後由林聲翕補遺三個樂章），而CANTATA尚無人涉足或無有成功者。CANTATA體例規模均小於“清唱劇”，不一定有完整的故事情節，但與“清唱劇”一樣具有很強的戲劇性。這種樣式正是光未然以黃河為背景和題材進行創作所追求且得心應手的。如果說我們從八首歌詞裡，能隱約感受到一條故事情節線在進行，那麼光未然後來寫的《“黃河”本事》，就把其中的情節發展變化完全揭示出來了，其中充滿戲劇性的跌宕起伏。須要指出的是，冼星海的《創作劄記》有關《黃河大合唱》部分，引用了《“黃河”本事》全文，表明作曲家的音樂設計和創作，也完全貼合歌詞的故事情節和戲劇性發展。

五、歌詞曾有更改，時代使然；音樂幾易其稿，版本流變

關於歌詞的改動，繼延安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油印版”歌譜後，最早在同年八月即由重慶生活書店出版。之後光未然對歌詞有過兩次校訂，第一次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在上海出版《黃河大合唱》（一九四八年十月初版），再版到第五版（一九五一年三月）時；第二次則在時隔二十四年後的一九七五年十月，《黃河大合唱》“文革”中恢復演出時。其間還有一次光未然沒有參與的离奇事，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文革”中，中央樂團曾集體重新填詞。本書對此也有精準記錄。

關於《黃河大合唱》版本的流變，也是一個十分耐人尋味的話題。儘管現在凡演出演唱，基本是“中央樂團演出本”的一統天下，但從長遠看，提高和發展是硬道理，應該有更好的版本，尤其是在冼星海原作基礎上的更好版本。可喜的是，台灣青年學者查太元與大陸（內地）龔天鵬、何劍平、張亮和梁爽，以及香港的朱振威等專業人士，對冼星海的“莫斯科版”總譜做了極其細緻的校正修訂，並有一次排練和實驗演出的實踐，為今後完成更好的版本做了非常有益的基礎工作。

冼星海的“延安版”衍生了無數演出本，原因是凡演出都必須為之編配伴奏，誰來演誰就配，使得伴奏演出本（包括鋼琴伴奏）遍地開花。其中，李煥之先生等人功不可沒，他們不只囿於編配伴奏總譜，也對聲樂部分作了一些加工修改。例如，《黃水謠》原本只是女聲齊唱，我們現在聽到的混聲四部合唱，就出自李煥之的手筆。後來，李煥之在一九五五年為解放軍總政文工團編配的版本，不僅拍成了電影，還出了唱片，成為那時的經典。直到八十年代後期編輯《冼星海全集》時，他還傾注極大熱情和滿腔心血，再次整理編配總譜，這就是後來的“上海樂團演出本”。

我們現在聽到的主流演出版本，則是在嚴良堃先生主導下產生的，編配者是當時中央樂團的施萬春、田豐和陳兆勳，還有盛禮洪。首次演出在一九七五年十月。據編配者之一的陳兆勳說，雖然是一九七五年稿，但具體著手在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為什麼是在這個時候？其時鋼琴協奏曲《黃河》成功首演後，《黃河大合唱》歌詞遭到批判，中央樂團集體重新填詞並排練也就在這個時候。我推測與此有關，謹提出來供商榷。至一九七五年，錢韻玲上書毛主席時專門註明“（原詞）”，誕生了歷史性的經典一九七五年版。這個版本在一九八七年恢復第三樂章，補齊為作品最初八個樂章的構成，成就了被一些學者稱為“最好版本”“傑出版本”的“中央樂團演出本”。

就聊到這裡吧。從二○二四聊到了二○二五，不知不覺中就老了。

可我們還不能老啊！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週年紀念，還有很多事要做呢！

黃河不老，《黃河大合唱》不老，中華民族正年輕。

二○二四年十月初稿

二○二五年一月完稿，十月校訂於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