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政治創造——中國新型政黨制度

本書全面梳理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產生、發展、演變的歷史脈絡，深入總結了歷史經驗和制度成果，精闢闡述了這一制度的優勢特點，並展望了新時代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發展前景。可以說，本書為正確認識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打開了思想之門。書中再現了多黨合作的重大歷史時刻，解答了國內外關注的理論和現實問題，講述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之間的交往佳話，具有很強的政治性、系統性、可讀性。

序 言
歲月的濤聲：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歷史回眸  001

第一章 共鑄此乾坤：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誕生
一、賢者雲集：民主黨派熱烈響應  015
1.振臂一呼：中共中央發佈“五一口號”
2.群賢畢至：新政協的籌備和召開

二、協商建國：人民民主政權  33
1.新生政權：民主黨派參加國家政權
2.眾志成城：鞏固新政權，發揮好作用
3.共商國是：政治協商基本形式的確立

三、擘畫藍圖：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確定  052
1.去留之間：民主黨派為什麼是八個
2.“兩個萬歲”：“八字方針”的確立
3.整裝待發：各民主黨派投身社會主義建設

第二章 烈火中淬煉：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經受考驗
一、冰火兩重：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中的民主黨派  073
1.初心本善：中國共產黨邀請民主黨派幫助整風
2.風雲突變：反右派鬥爭及其擴大化
3.改弦更張：對民主黨派方針政策的調整與改善

二、風雨同舟：“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黨派  095
1.患難真情：一份特殊的保護名單
2.矢志不移：“堅信中國共產黨”

三、春江水暖：民主黨派開始恢復活動  115

第三章 春天的故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生機勃發
一、撥亂反正：提出民主黨派是“兩者政治聯盟”  127
1.世事變幻：我國社會結構和階級關係的變化
2.準確定性：民主黨派是“政治聯盟”
3.生機勃發：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

二、情比金堅：確立“十六字方針”  140
1.情如肝膽：“十六字方針”的提出與確立
2.摯友良朋：“十六字方針”的豐富內涵和重要意義
3. 風鼓新帆：研究制定系列配套政策

三、與時俱進：民主黨派發揮作用開闢新領域  148
1.建言資政：積極參政議政
2.投身實踐：發揮優勢貢獻力量
3.海外聯誼：服務祖國完全統一

第四章 萬象更新：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走向制度化
一、1989年《意見》：一份文件定乾坤  167
1.橫空出世：“參政黨”概念的提出
2.參政何為：“一個參加、三個參與”
3.明確形式：民主監督的若干形式

二、一錘定音：多黨合作寫入憲法  180
1.強基固本：憲法與政治制度
2.推動入憲：一件提案的實現過程
3.保駕護航：“入憲”的重要意義

三、歷史傳承：民主黨派的政治交接  186
1.新的命題：“政治交接”的提出
2.內涵深邃：人變心不變
3.新的面孔：一代新人在成長

第五章 神州寫風流：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世紀新航
一、兩個《意見》：新世紀開啟新征程  199
1.深刻變革：步入新世紀的多黨合作
2.性質定位：三者政治聯盟
3.新里程碑：兩種協商方式

二、《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世紀聲音  215
1.世界矚目：新任兩位黨外部長
2.全景展示：中國政黨制度的完整表述
3.莊嚴宣誓：鏗鏘有力的中國聲音

三、助力實現科學發展：參政興國是第一要務  223
1.新的使命：科學發展
2.特約人員：小康路上的民主監督探索
3.社會服務：畢節試驗區——多黨合作新的試驗田

第六章 共圓中國夢：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時代新曲
一、中國特色：新型政黨制度  239
1.其源有自：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從哪裏來
2.政治創造：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特點優勢
3.智慧結晶：人類政治文明的中國方案

二、獨樹一幟：政黨協商  247
1.民主新途：從“三三制”政權說起
2.協商民主：政黨協商的理論政策
3.魅力所在：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三、“四新”“三好”：參政黨建設的根本遵循  257
1.頂層設計：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
2.五位一體：打鐵必須自身硬
3.凝心聚力：全面小康路上的新作為

結 語
走自己的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前景展望  277

本書由中央統戰部調配精幹力量成立編寫組，查閱了上百萬字的歷史文獻，堅持高標準高質量，歷經兩年多時間完成編撰工作。

序言
歲月的濤聲：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歷史回眸

2018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大理論判斷，把我國多黨合作制度提升到一個嶄新高度，讓我們從更高層次、更大視野來認識和理解我國多黨合作制度。

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是這個國家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政治經濟狀況和文化傳統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政黨制度面臨的社會環境不同、產生的過程不同，呈現出的發展脈絡和特點自然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下簡稱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和中國人民的共同政治選擇，符合中國的基本國情，體現了中國人民的政治智慧。

一、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來源於中國近現代的特殊國情
中國是一個東方文明古國，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探尋救亡圖存的道路。從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到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經歷了一個艱辛的過程。封建開明士大夫階層、資產階級維新派、資產階級革命派都先後提出並實踐過不同的救國方案，最終都失敗了。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深刻總結道：“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和歐美的大不相同。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歐美。”近代中國社會同歐美國家相比之不同點主要有：

政治文化傳統不同。政黨政治產生於西方，是西方政治文化傳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產階級議會鬥爭共同作用的結果。西方文化主張個人主義和鬥爭哲學，政黨多是在議會鬥爭中產生，以取得政權為目的，形成的是競爭性政黨關係，實行多黨制和兩黨制。中國政治文化傳統尚和合、重統一、崇尚集體主義和社會和諧。政黨政治是“舶來品”，進入中國以後，有一個與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相適應的過程。實踐證明，不同的政治文化傳統，會孕育不同的政黨，形成迥異的政黨制度。

社會階級結構不同。西方較早發生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是西方社會的主要階級，因此形成了資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政黨。而近代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結構，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佔人口的少數，工人階級人數不多，人數眾多的是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但它需要廣泛團結其他階級，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民族資本主義既受外國資本主義的巨大壓力，又受到國內封建勢力的嚴重摧殘，在夾縫中艱難生長，發展水平一直比較低，沒有也不可能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這種獨特的社會階層結構，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實行西方的多黨政治，只能由工人階級的政黨，團結其他進步階級及其政黨，完成民主主義革命，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

現代化任務不同。現代化是指由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演變的過程。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過程，是通過資產階級革命，確立資本主義的統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由資產階級政黨通過議會鬥爭的形式實現。而中國的現代化任務則艱巨得多。自鴉片戰爭以來，近現代中國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重塑政治權威、重建政治秩序，而要完成這一任務，通過議會鬥爭顯然是不可能的，必須依靠一個強有力的政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推動並完成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社會的主要矛盾不同。西方國家在近代資本主義革命中，面臨的矛盾主要是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之間的矛盾，以及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由此形成了不同種類不同形態的政黨，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反映。而中國近代以來面臨的社會矛盾要複雜得多。隨著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構成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實現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是中華民族面臨的首要任務。

中國特殊的政治文化傳統、社會階級結構、現代化路徑和社會主要矛盾，決定了中國不可能走西方的議會制、多黨制道路。民國初年，效仿西方進行議會制、多黨制，造成了政黨林立、政黨紛爭、各政治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台”的局面。隨著袁世凱解散國民黨，取消議會，復辟帝制，西方議會制和多黨制在中國的實踐宣告破產。

中國人民在艱難曲折的探索和鬥爭中終於認識到，近代中國要完成救亡圖存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必須開闢新的道路，建立新的政治制度。領導中國人民找到這條新道路和建立新制度的重任，歷史地落在了中國共產黨身上。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中國人民開始了對救亡圖存的新探索，也開始了對中國政黨政治發展的新探索。

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生長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洪流
20世紀20—30年代的中國，面臨強大的內憂外患和深重的民族危機。中國共產黨人清醒地認識到，要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單靠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必須團結一切進步力量，形成強大合力，才能取得中國民主革命的完全勝利。在中國社會各階級中，農民階級是無產階級堅固的同盟軍，城市小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軍，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也是革命爭取的力量和聯合的對象。早在1922年，中共二大就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聯合陣線”的政治主張，初步提出了統一戰線的方針。

作為近現代中國的兩大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係貫穿新民主主義革命始終。1924年，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進行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取得了北伐戰爭的勝利，但隨著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終失敗。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捐棄前嫌，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推動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拒絕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撕毀“雙十協定”，悍然發動內戰，國共合作再次破裂。實踐證明，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政黨所代表階級利益的根本對立，使之不可能建立鞏固、持久的政黨關係，更不可能建立兩黨長期合作的政黨制度。

主要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形成的各民主黨派，其社會基礎是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同這些階級相聯繫的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分子，他們的願望就是要實現民族獨立，建立民主、獨立、自由的新中國，這一願望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最低綱領基本一致。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加強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團結合作，支持他們在國統區開展民主憲政運動。抗日戰爭勝利後，以民盟為代表的中間黨派和中國共產黨一起，為爭取國內和平而努力。但民主黨派中的一些成員既反對蔣介石政府的獨裁統治，又不贊成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路線，主張走所謂“第三條道路”。青年黨、民社黨則從民盟中分裂出來，倒向了國民黨一方。隨著解放戰爭的推進，國民黨瘋狂鎮壓民主運動，將民盟、民建等黨派誣衊為“共產奸謀”，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民盟被迫轉入地下鬥爭。在嚴酷的事實面前，民主黨派一些人逐漸認清現實，拋棄幻想，傾向共產黨，更加堅定地選擇與共產黨並肩戰鬥。
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向前發展，國內的政治力量越來越傾向於支持中國共產黨，召開一個沒有反動勢力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時機已經成熟。1948年4月30日，中國共產黨發佈了“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五一口號”一經發佈，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他們紛紛發表通電，公開表示願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共同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1949年9月，在北平召開了有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新政協的召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從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鬥爭中生長出來的，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共同政治選擇。 三、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發展完善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

建設和改革歷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性事件，結束了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歷史，結束了近代以來中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局面，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國家政權，開闢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伴隨中國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堅實步伐，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不斷鞏固和發展，逐步發展為具有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的新型政黨制度。

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階級階層結構都發生了根本變化，面對新的國內外形勢，社會上出現了“民主黨派只是一根頭髮的功勞”的論調，甚至提出了還需不需要民主黨派等重要政治問題。毛澤東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充分肯定民主黨派的重要作用，明確指出：“認為民主黨派只是一根頭髮的功勞，一根頭髮拔不拔去都一樣的說法是不對的。從他們的背後聯繫看，就不是一根頭髮，而是一把頭髮，不可藐視。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是聯繫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權中要有他們的代表才行。”毛澤東還特別強調：“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根據毛澤東的這些指導思想，1956年中共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成員將變成社會主義勞動者的一部分，各民主黨派就將變成這部分勞動者的政黨。”在此基礎上，中共八大明確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作為中國共產黨處理同民主黨派關係的基本方針，由此確立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多黨合作政治格局。

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各民主黨派逐漸向適應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政黨轉變。1949年底至1950年間，各民主黨派先後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明確宣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共同綱領》為各自的政治綱領。隨後，各民主黨派清理整頓了組織、健全完善了各級機構、明確了組織發展的重點對象，黨派成員總數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不到1.1萬人，發展到1953年初的3.2萬人，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發展到約10萬人。各民主黨派積極參加國家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其自身的階級屬性發生了深刻變化。

1957年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錯誤被推向極端，民主黨派受到衝擊，多黨合作事業遭受嚴峻考驗。在最艱難的時候，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給予民主黨派領導人無微不至的關懷和保護。在嚴峻考驗中，各民主黨派跟共產黨走的初心不改，愛國情懷如初。

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中國社會一場偉大而深刻的變革。改革開放帶來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巨大變化，開始了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歷史跨越，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改革開放初期，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科學分析了新的歷史時期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社會結構和階級關係發生的深刻變化，肯定了民主黨派的歷史貢獻，提出各民主黨派已經發展成為“兩者政治聯盟”，即“各自所聯繫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並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八字方針發展完善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鄧小平指出：“我國各民主黨派在民主革命時期同我們黨共同奮鬥，在社會主義時期同我們黨一道前進、一道經受考驗。在今後的建設中，我們黨還要同所有的愛國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長期合作。”1986年，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統戰部《關於新時期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方針任務的報告》，明確了新時期對民主黨派的政策。在中共中央一系列方針政策指引下，各民主黨派紛紛恢復組織、發展成員，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熱情，投身四化建設，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低潮時期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挫折，社會主義制度是否會走向“歷史的終結”？作為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在這一時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圍堵孤立中國；在國內，一些受西方資產階級影響的思想暗潮湧動，有的對多黨合作制度提出質疑，提出要改弦更張，實行多黨制、兩黨制。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審時度勢，沉著應對，為堅持和發展多黨合作制度作出了重要貢獻。江澤民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我們必須充分認識這項基本政治制度的優越性，把它堅持好、完善好、落實好。”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頒發《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首次提出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準確界定了民主黨派的性質，為民主黨派充分發揮作用提供了政策依據，多黨合作制度走上了制度化發展軌道。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寫入《憲法》序言，使多黨合作制度成為國家意志，新型政黨制度得到國家根本法的保障。經過1997年和2002年換屆，各民主黨派實現了跨世紀的新老交替，為多黨合作事業的長遠健康發展夯實了組織基礎。在人事繼替的同時實現了政治交接，民主黨派老一代領導人的優良傳統和高尚作風被傳承下來。各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作用越來越突出。浦東開發、西部大開發、“中華水塔”、“西新”工程等一批重大戰略性決策，民主黨派都積極建言獻策，發揮了重要作用。

進入21世紀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進入新世紀後，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都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國際國內環境發生了有利的深刻變化。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繼往開來、與時俱進，立足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著眼於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繼續推進我國多黨合作事業發展。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政黨關係是這一階段的主題和主線，並由此延伸出執政黨與參政黨建設相互促進這一重要政治命題。胡錦濤指出：“鞏固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政黨關係，實現我國政黨關係長期和諧，根本在於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關鍵在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要堅持執政黨與參政黨建設相互促進。“各民主黨派要不斷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參政議政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組織協調能力，同中國共產黨一道開創多黨合作事業的新局面。”
中共中央先後頒發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等文件，進一步推動了多黨合作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2007年，國務院新聞辦發佈了《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第一次向世界全面介紹了我國的政黨制度。從1987年起，由時任貴州省委書記胡錦濤倡導建立的“畢節試驗區”，已成為多黨合作參與脫貧攻堅的典型案例。

四、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闊步向前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迎難而上，推動了深層次的、根本性的社會變革，取得了全方位的、開創性的歷史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著眼“大變局”，立足“新時代”，明確提出“新型政黨制度”重要理論，並用三個“新就新在”概括新型政黨制度的豐富內涵，系統闡釋了多黨合作的政治優勢；提出各民主黨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強調“多黨合作要有新氣象，思想共識要有新提高，履職盡責要有新作為，參政黨要有新面貌”，民主黨派要做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
新型政黨制度的制度化、規範化建設穩步推進。2015年，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成為系統規範統一戰線工作的第一部黨內法規；印發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和《關於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第一次明確規定了政黨協商的方式、程序和制度機制。2018年、2019年先後制定相關文件，就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建設、民主黨派代表人士隊伍建設、新時代民主黨派組織發展工作進行規範，極大地推進了民主黨派自身建設。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了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為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事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組織保障和法治保障。

在新時代，各民主黨派發揮作用的平台更廣、舞台更大。他們胸懷“國之大者”，圍繞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圍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聚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帶一路”建設、脫貧攻堅等重大問題，深入考察調研，積極建言獻策。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等關鍵時刻，各民主黨派和中國共產黨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幹在一起。受中共中央委託，各民主黨派中央對口8個脫貧攻堅任務重的中西部省區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開闢了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新領域，為全國範圍內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作出了重要貢獻。2021年，借鑒脫貧攻堅民主監督的經驗做法，各民主黨派又開啟了長江生態環境保護民主監督新的征程。

知所從來，思所將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從孕育到發展到成熟，成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底蘊的新型政黨制度，這期間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歷史性變革、所產生的豐富多彩的政黨政治實踐、所積累的影響深遠的歷史經驗和制度成果，值得認真總結。中央統戰部組織力量編寫的《偉大的政治創造—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一書，目的是回望過去，系統梳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產生、發展、演變的歷史脈絡，深入總結歷史經驗；也是更好地展望未來，順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大趨勢，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堅強領導下，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進，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更大共識，貢獻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