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想象：文明、族群與未完成的共同體

19世紀可以說是帝國的世紀，多個橫跨多個大洲的大型殖民帝國得以構建，洲際貿易和人口流動蓬勃展開，這一時期的思潮與知識譜系也圍繞帝國生成新的話語和知識體系，有些也成為影響現代社會構成理論的源頭。

全書通過分析卡夫卡文學創作、康有為的巴西殖民構想及莫臥兒帝國旅行書寫等跨地域案例，揭示民族主義理論中的文學想象與殖民意識形態的關聯。結合政治話語和文明論譜系視角，剖析自由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民族主義之間的張力，重構帝國崩解與共同體重塑的歷史脈絡。

導言：帝國與民族—國家的糾纏　001

一　帝國的崩解與再造
卡夫卡《中國長城修建時》的政治話語　019
布拉格的“中國人”　021
奧匈帝國的神話　026
“大奧地利”方案　051

二　政治地理學與大同世界
康有為《大同書》的文明論譜系　071
文明話語實踐與人種學的誕生　073
政治地理學與體質人類學　085
晚清外交危機與人種分類的知識與實踐　096
“煙剪人”、鮮卑與康有為殖民巴西的計劃　109
種族改良與大同世界的構想　117

三　帝國與啟蒙的前夜
《大莫臥兒帝國旅行記》中的土地、財富與東方主義　131
“莫臥兒—貝爾尼埃”　135
自由思想者眼中的焚祭禮和日食　141
印度洋貿易、財富和土地所有制　153

四　帝國與反叛的幽靈
法蘭西革命年代的文人形象　169
密謀家　178
浪蕩漢或波希米亞文人　189
幽靈　199

五　自由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
重思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　209
來自愛爾蘭的中國海關關員　21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與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運動　229
自由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民族主義　259

梁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教授，著有《顛覆與生存：德國思想與魯迅早期自我觀念的形成》、譯有《現代世界中的哲學》（《牛津西方哲學史‧第四卷》）、《歷史的天使：肖勒姆、本雅明和羅森茨威格》，編有《全球化話語》。

梁展教授專著《帝國的想象：文明、民族與未完成的共同體》從宏觀處著眼、微觀處著手，展開對《中國長城修建時》《大莫臥兒帝國旅行記》《想象的共同體》以及《大同書》等作品的分析研究，在全球視閾中描述中西方20世紀崩潰的帝國形象，揭示出西方文明優越感的原因，將未完成的“帝國想象”展現給讀者。作者一改以往歷史書寫中將20世紀僅僅看作是“民族-國家的世紀”的固有觀點，提出20世紀應該是“民族-國家與帝國相互糾纏的歷史”這一新見解。該書選材獨特，觀點新穎，為讀者深刻解讀類似於卡夫卡的《中國長城修建時》這樣構思特別的文學作品提供了鮮活範例。
——黃開紅 西南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1917年6月，猶太裔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出生於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為了擺脫埃及民族主義風暴給外國人帶來的不安，母親帶著兩歲的艾瑞克乘坐意大利郵船公司的“赫勒萬號”郵輪來到她在亞得里亞海邊的故鄉—奧匈帝國的的里雅斯特，不久前這座風景秀美的港口城市剛剛被意大利佔領。數月後，霍布斯鮑姆一家移居維也納郊區，艾瑞克在那裏度過了喜憂參半的童年時光。在這個前多瑙河帝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新的奧地利國家首都，霍布斯鮑姆雖然沒有機會親歷哈布斯堡帝國分崩離析的政治悲劇，但是共同生活在帝國內的德裔、斯拉夫人、馬扎爾族群以及猶太人之間的政治、文化、語言衝突仍未遠去。“假如說19世紀奠定的‘民族原則’曾經在某一時刻贏得了勝利的話，那麼這個時刻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離開維也納長達半個世紀之後，霍布斯鮑姆帶著遙遠的童年記憶論道，民族主義在1918—1950年之所以達到了高潮，究其原因，應當是中東歐多民族大帝國的崩潰和俄國革命的爆發所致。所謂“中東歐多民族大帝國”顯然是指歷時50餘載的奧地利—匈牙利帝國（1867—1918）。凡爾賽和會之後，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和布爾什維克黨人楬櫫民族自決權的旗幟，民族主義浪潮一浪高過一浪，一直綿延到了20世紀90年代。在此期間，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很快成為歷史，英、法殖民帝國元氣大傷，蘇聯最終也未能擺脫解體的命運；在中東歐、亞洲、非洲和南美洲地區，新興的民族—國家如雨後春筍般接連湧現，這讓人們覺得，20世紀彷彿是一個“民族—國家的世紀”。

歷史學家往往以孤立的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來敘述本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抹去民族—國家的帝國印跡以及它與帝國相互重疊和糾纏的“前史”，來服務於民族主義政治的現實需要。然而，近年來的史學研究則嘗試在全球史網絡中考察東西方各個民族—國家的歷史，發掘它們在更為廣闊的時空中彼此連接構成的複雜關係，並對過度依賴民族—國家視角的歷史編纂學原則，即所謂“方法論的民族主義”做出質疑、反思和挑戰。以德國殖民史、東亞（日本）史和全球史理論見長的塞巴斯提安·康拉德指出，在以往的歷史敘述中，帝國與民族—國家涇渭分明，然而將帝國看作是民族—國家出於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向外擴張的結果的觀點，並不完全符合歷史實際。其實，對於民族—國家而言，帝國既是催化劑也是有待克服的障礙：一方面，帝國的壓迫培養了共同的民族意識，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民族主義如霍布斯鮑姆所說，是對“傳統的發明”，它將“族裔、宗教、語言和地區的差異與聯合人們起來反對外來統治的利益連接起來”。因此，作為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其本身正是藉助基於交流和交換的目的而設立的帝國諸項制度和基礎設施才成為可能，而且，作為政治樞紐的帝國中心反過來亦有利於反殖民主義民族主義的滋生”；反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如若要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就必須跨越橫亙在它們面前的帝國這一障礙，換言之，如果後殖民國家要追求民族興盛，帝國也就必須要解體。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信念（即民族興盛—引者）恰恰是帝國意識形態的核心所在”，對國內“落後民族”所肩負的“文明的使命”往往也能夠使帝國預見到自身會緩慢沒落的命運。因此，與其說20世紀是民族—國家的世紀，不如說它是民族—國家與帝國相互糾纏的歷史。

在中東歐民族獨立的進程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馬扎爾等的民族主義者紛紛指斥奧匈帝國是“各民族人民的監獄”，我們不能否認這個政治口號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政治動員作用，然而，在以民族—國家為中軸線展開的歷史敘述中，中性意義上的帝國治理方式對國內族群的政治民族主義發展起到的催化作用卻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漠視。彼得·賈德森是在意大利歐洲大學任教的中東歐歷史學家，他在2016年推出的《奧匈帝國史：一部新史》中，分析了哈布斯堡王朝對帝國境內各個族群“分而治之”的情況，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積極有效地利用帝國的族群治理政策服務於他們各自領導的民族主義政黨選舉活動的事實。舉例而言，1897年4月5日，帝國總理巴德尼頒佈語言法令，要求在政府工作的德裔公務員能夠熟練掌握捷克語，這個舉措的初衷是要在波希米亞王國境內將捷克語提升到與德語同等重要的地位。感到利益受損的德裔族群立即走上街頭，反對該法令的實施，並以言辭辱罵巴德尼本人，最後，一場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以巴德尼被迫辭職才平息下去。在賈德森看來，巴德尼危機使越來越多的奧匈帝國普通民眾參與到對國家決策的討論當中，表明維也納中央政府對波希米亞王國兩大族群的影響力和重要性受到削弱，遂使波希米亞形成了除維也納之外的另一個帝國中心。此外，政府為波希米亞王國單獨制定法律的做法又引起與其毗鄰相處的格拉茨或薩爾斯堡的不滿，從而激發了當地人的民族平等意識。由此可見，帝國非但沒有構成民族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反而成了民族主義的搖籃。

若論帝國對內部民族主義的壓迫，與奧匈帝國相比，英帝國對愛爾蘭民族主義的鎮壓顯然更為殘酷無情。在奧匈帝國解體100週年來臨之際，賈德森在密歇根大學的一次講演中，首先談到了1916年在都柏林爆發的一次民族起義。4月24日（復活節）清晨，1200多名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持槍攻佔了位於都柏林市中心的橢圓形地帶，駐紮在這裏的英軍在經歷了短暫的震驚之後，迅速從英國各地調集了多達數千名的士兵，甚至用戰場上才使用的重炮猛烈轟擊叛亂者構築的街壘。數日後，起義者終於感到寡不敵眾，被迫於4月29—30日向英軍繳械投降。根據2015年英國官方公佈的統計數字，這次起義一共造成至少485人死亡，其中有260名平民；2600餘人受傷，其中包含至少2200名平民以及40餘名17歲以下少年兒童。儘管接受了對方的投降，駐愛爾蘭英軍總司令還是下令逮捕了3500餘名叛亂者，處決了帕特里克．皮爾斯、詹姆斯．康諾利等154位領導者。在講述這一歷史事件時，賈德森刻意隱去了起義發生的地點。很多人會覺得，這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最大規模的民族起義一定爆發在奧匈帝國的某個邊遠省份，因為在1916年協約國戰敗跡象顯露之際，奧匈帝國內部的族群衝突正愈演愈烈。

但事實並非如此，即便在帝國的末日，對於地方民族主義者提出的自治要求，卡爾皇帝也表現得寬容有度。1918年的秋天，在施蒂利亞州首府格拉茨，一批商業名流和工人迫切想要解決當地生活用品的供應問題，於是組成了“施蒂利亞州公共福利委員會”，決心斬斷與奧匈帝國的紐帶。該委員會同時致電卡爾皇帝和施蒂利亞州州長，請求他們賦予其在當地行使原本屬於帝國政府的權力。維也納方面不但同意了他們的訴求，而且命令州長將涉及當地物資供應和帝國內部貿易的權力全部移交給該委員會。賈德森就此評論道，這一做法體現了善於根據形勢靈活應變的帝國傳統。

在分析1916年復活節起義失敗的原因時，歷史學家指出，起義的舉動在當時並沒有得到普通市民和公眾輿論的支持：無論是英軍的親屬，還是英愛聯合派，連英國國會中的愛爾蘭黨派都對起義軍心懷敵意，這一現象被賈德森概括為普通民眾對自身民族身份的漠視（indifferencetonationhood）。在奧匈帝國晚期，語言常常被認定為甄別一個人的民族身份以及衡量他對本族群是否忠誠的標準。在族群雜居的地方，語言成為政治鬥爭的“前線”，然而，與當地民族主義政治精英希望看到的態度相反，在摩拉維亞和波希米亞地區，賈德森細緻地觀察到，當地的農民拒絕將語言的劃分轉化為在自我認同甚至族群忠誠度方面的差別，相反，“操兩種語言、對民族身份的漠視以及利用民族身份投機等現象，表現了雙語地區地方文化的基本邏輯，這一邏輯無論是激進的民族主義者還是所謂現代化進程均無法予以摧毀”。因此，族群或民族身份的甄別和歸屬只是人們看待世界的諸多方式之一而已，民族身份並非一個人與生俱來的自然事實，它帶有很強的偶然性：決定一個人對其民族身份做出選擇的因素不是生理特徵或者語言特徵，而是這個人所處的政治、歷史、文化和具體的生活情境。

一般認為，奧匈帝國的崩潰是維也納中央政府對待各族群的不平等態度以及族群間的政治衝突所致。賈德森的看法則相反，他認為精心營造出一個“民族性的概念”恰恰是奧匈帝國借以表達其統治合法性的基本方式。導致帝國解體的原因並非族群政治，而是另外兩個因素：其一是在戰爭期間由大權在握的軍官們制定、並得到皇帝和政府高級官員支持的軍事管理措施，嚴重侵蝕了曾經受到普遍擁護的戰前體制的合法性；其二是帝國的治理網絡瀕於崩潰，尤其是帝國中心越過地方政治精英領導人（他們本身往往是民族主義者）直接與普通民眾進行交流的能力下降。

在長篇小說《訴訟》中，卡夫卡描繪了這樣一個慘烈的場景：K先生在31歲生日當晚被闖入家中的兩名陌生人無故帶走，最後像“一條狗”那樣被用來剪肉的一把鋒利的剪刀插入胸膛而死。K先生的遭遇通常被人們看作是作家對人類所面臨的普遍生存困境的表現，以及“現代官僚世界及生活在這個迷宮般的世界當中無法找尋自己主體的一個巨大比喻”。但是，熟悉奧匈帝國歷史的讀者就會聯想到，K先生正是那些在戰爭期間普遍遭到通敵叛國指控，從而被當局無端逮捕的斯拉夫人和猶太人當中的一員。如卡夫卡所說，對他們來說，這“恥辱比他的生命還要長久”。在《中國長城修建時》中，村民們對言語不通的鄰省爆發的叛亂抱以厭惡之情，城裏人對地方政治精英被當街處決的場面漠不關心，孔武有力的信使縱使怎樣擺動雙臂都無法走出京城的尷尬，以及那位終日枯坐在窗邊等待皇帝口諭的鄉民⋯⋯史學家賈德森筆下的奧匈帝國日常生活場景均被卡夫卡嵌入了文學想象的世界，他的小說讀起來彷彿是《聖經》中的寓言故事，其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就是人們分段修建長城的方式。

1918年10月16日，卡爾皇帝在面向全體臣民發表的宣言中說，他決心把奧地利各族群的願望融會成一個聲音，並努力促使它成為現實，“奧地利將滿足國內各族群的意願變成一個聯邦制國家（einBundesstaat），在這個國家中，每一個族群都要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建設自己的國家式的共同體。奧地利境內的波蘭人聚居地與獨立的波蘭國家統一無論如何也不應是首選，按照當地居民的願望，的里雅斯特城及其所包含的地區將被賦予特殊的地位”。卡爾皇帝一方面對剛剛獲得獨立、尚留在帝國政治版圖之內的民族國家許以自治的保障，同時呼籲它們基於共同的利益團結起來，使帝國“共同體成為單個國家的生活所需”。從宣言措辭的謹慎程度來看，卡爾皇帝對類似波蘭這樣的少數族群有朝一日會從帝國獨立出去的前景感到十分焦慮和不安，而事實上，的里雅斯特（也就是霍布斯鮑姆母親的故鄉）很快就變成了一座意大利城市。本書第一章正是在奧匈帝國晚期的上述政治危機中討論了卡夫卡的小說《中國長城修建時》，它表達出作家對如何從精神上重建大奧地利帝國以及對普遍意義上的帝國存在理由的思索、困惑和憂慮。

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史學家們大多將“帝國”和“帝國主義”用作貶義。然而，這兩個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國家分別被賦予了非常不同的含義。1895—1914年，圍繞兩次布爾戰爭對帝國命運和前途的影響，英國國內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發生了一場熱烈的政治論爭，它事關英國國內的社會改革和對外政策的未來走向。在這場論爭中，戲劇家和費邊社的領袖蕭伯納在題為“健康的帝國主義”的政治講演中，認為布爾戰爭暴露了英國國力衰落的事實，指出英國已經變成了單純依賴殖民地經濟和國外勞動力過活的寄生蟲，如若長此以往英帝國會像歷史上的羅馬帝國那樣不復存在。因此，蕭伯納倡導在國內實行社會福利改革，對外堅持“國旗必須飄揚在文明和貿易所到之處”。他從保守主義陣營中接過以維護英國海外利益為宗旨的帝國主義話語，並謀求與自由黨陣營中的自由帝國主義者聯合，批評格拉斯頓推行的舊自由主義信條，認為所謂的“個人主義的共和主義、不干涉政策和民族主義”與英國的實際不再吻合而應當予以拋棄，代替它的應當是以仁慈的方式來管理諸如印度這樣的海外殖民地，並通過提升當地“落後種族”文明等級的方式維護英國作為一個文明種族的實力和形象，這才是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合法性來源。蕭伯納為英國未能在布爾戰爭中將德蘭士瓦（南非殖民地）的金礦收歸公有，以遏制那些投機者和金融家的發財慾望而感到遺憾，但霍布森則認為這場戰爭是由英國礦主兼商人塞西爾．約翰．羅茲綁架英國政府所發動的，旨在控制德蘭士瓦共和國。從南非戰場歸來之後，霍布森寫下了傳世名作《帝國主義》，書中第一次提出了驅使帝國主義國家進行海外擴張的動力是資本家想要尋求海外市場和投資機會的主張。他區分了蕭伯納的“健康的帝國主義”與應當予以批判的“不健康的帝國主義”：“一種‘健康的帝國主義’致力於對‘低等種族’的保護、教育和自我發展”，而“一種‘不健康的帝國主義’則將這些種族投入到白人殖民者的經濟剝削當中，後者只是把前者當作‘活的工具’，把前者的土地當作有待開發的資源和用於榨取利潤的財富”。

第二次布爾戰爭是英帝國歷史的轉折點。自此之後，英國的國力顯然無法支撐其繼續在全球各地掠奪海外領土，借以擴大其影響範圍。於是，以行使帝國“文明使命”的名義提升被殖民者的文明水平成為其主流的殖民地治理方式，代替堅船利炮出現的是英帝國從18世紀以來創造的諸如政治經濟學、政治地理學和人種學等殖民主義知識形式。本書第二章系統梳理了康有為《大同書》援引的西方知識譜系，從其接受的李提摩太、合信等英國傳教士的政治說教，生理學、醫學、體質人類學知識，以及歐洲人在19世紀編纂的各種各樣的百科全書中，我們不難看到殖民權力無處不在的影子。很顯然，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接受的西學絕非一種所謂“中立”“客觀”和“普遍”的知識，而是福柯意義上的殖民權力運作的結果。《大同書》糅合了西方優生學與儒家大同學說，為中國制訂了一套表面上臻於完美的民族—國家現代性方案。然而，康有為“殖民巴西、再造新中國”的主張使這套方案塗上了帝國的色彩，這位反殖民主義者也因此轉變成了一個具有帝國意識的思想家。正如捷克民族主義者、捷克斯洛伐克首任總統馬薩里克所說，後哈布斯堡時代的民族主義者用一種拒絕帝國遺產的語言為其新國家的合法性辯護，然而他們卻在默默地以新建立的帝國來代替哈布斯堡國家。回望亞洲，印度也經歷過上述由被殖民者向殖民者的身份和策略轉換的過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印度民族主義思想家泰戈爾在號召人們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同時，鼓吹一種將印度擴張至東南亞之外的大印度夢想。在印度獨立前夕的1947年，尼赫魯在由中國、越南、菲律賓、緬甸、泰國、印尼等國家代表參加的亞洲關係會議上，倡導以擁有光榮而悠久的古代文化傳統的印度為領導的一種泛亞主義，以區別於日本殖民者在戰爭中推行的亞細亞主義。因此，殖民力量不僅能夠生產出殖民主義知識形式，而且能夠在被殖民者的土地上創造出新的殖民主體。

黑格爾把他那個時代尚處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這些具有亞洲起源的斯拉夫民族視為“破碎的野蠻的殘餘”，說它們是“投入到基督教歐洲與非基督教亞洲戰爭中的先頭部隊，波蘭人從土耳其人手中解放了被包圍起來的維也納，斯拉夫民族當中的一部分已經為歐洲理性所征服”。在他看來，地處中東歐的斯拉夫民族受制於自然條件和精神狀況沒有能夠建立起自己的國家，也未能像西歐國家那樣推動世界歷史遵循理性的原則向前發展，因此它們如同非洲一樣是“沒有歷史，且尚未開化”的民族，“它們仍舊被束縛在自然精神當中，也必然只能聽憑世界歷史的波濤推動它們前行”。面對“純粹的”亞洲精神，印度宗教、哲學和藝術中體現的“夢幻”“主觀”“粗獷”“荒誕”和“非理性”引起了黑格爾的持續關注，他將這些精神因素納入自己的精神現象學體系當中，成為自由精神發展的一個歷史環節。然而另一方面，黑格爾將印度的種姓制度看作是自由精神的羈絆，指出滲透在印度宗教、哲學和藝術中的種姓制度是造成印度思想“停滯”的根本原因。因此，如同斯拉夫民族一樣，印度無法形成一個“個體在其中充分享受自由的現實形式”，即一個善治的國家。反之，在印度和其他東方國家，個體自由只能表現為“貪婪”“殘忍”或者“粗野的、無所顧忌的情緒宣泄”。儘管黑格爾從未踏上過南亞次大陸一步，但其對印度精神生活的論述顯示出這位哲學家比其同時代那些迷戀印度和東方文化的德國浪漫派更為博學。

在黑格爾誕生一百多年前，一位博學的法國旅行家和思想家—弗朗索瓦．貝爾尼埃沿著新開闢的商路來到了印度，其《大莫臥兒帝國旅行記》開篇便描繪了兩位皇子即奧朗則布與達拉為了爭奪莫臥兒帝國皇位而展開一場戰爭的殘酷和血腥場面。我們不知道黑格爾是否翻閱過貝爾尼埃的旅行記，但出自後者之手的這部熔歷史與傳奇於一爐的著作的確影響了後世的孟德斯鳩、伏爾泰，甚至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印度的基本看法。然而令這些西方思想家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貝爾尼埃說在印度只有國王和貧苦人，那麼這個說法如何與塔維尼埃所說的腰纏萬貫的商人所表現的富庶相一致呢？”。本書第三章揭示了貝爾尼埃遊歷印度斯坦的前因後果，指出他對莫臥兒帝國商業和政治狀況的矛盾看法，實際上是服務於其對路易十四與柯爾貝爾在法國推行重商主義的批評而採用的敘述策略；其為馬克思稱道的所謂印度社會沒有私有制的觀點，以及對奧朗則布皇帝開明思想的讚賞，目的則在於悉心規勸法國的統治者們尊重私有財產、奉行仁慈的政治，從而為法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鋪平道路；其法蘭西王國商業間諜的身份則體現了17世紀西方人文主義者的殖民主義情結。1687年，也就是貝爾尼埃去世前10年，他將菲利普．庫普萊、克里斯提安．海爾迪特里希等耶穌會士用拉丁文翻譯和評註的《中國哲學家孔夫子》（ConfuciusSinarumphilsophus，內容包括《論語》《大學》和《中庸》）一書翻譯成法文，並把書名修改為《孔夫子，或者君主的科學，包括中國的宗教原則、獨特的道
德及古代皇帝與君主的政治管理》，借以表達他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欣賞。在貝爾尼埃生活的時代，有關印度和中國的論述還沒有成為薩義德筆下的“東方主義”話語或者殖民權力的塑造物，貝爾尼埃親眼目睹的，或者說至少是其想象中的莫臥兒帝國和中華帝國的政治制度，反過來恰恰是西方啟蒙思想家心目當中理想的開明專制制度的來源。

1688年，貝爾尼埃在歸國途中於蘇拉特見到了法國東印度公司派來的使者，不久之後，柯爾貝爾就在當地設立了商行，法國人接著試圖從荷蘭人和葡萄牙人手中搶奪斯里蘭卡的亭可馬里港、新西蘭的科羅曼德，但均告失敗。由於未能在亞洲獲得穩固的貿易據點，法國東印度公司被迫於1674年解散。從16世紀開始至拿破崙戰爭結束，法國人先後在美洲和非洲開闢了新法蘭西、安第斯群島、馬達加斯加等殖民地，它們均為舊制度時期的王朝所建立，因此這個時期的法國也被稱為“王朝帝國”或者“法蘭西第一殖民帝國”，以區別於從復辟時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現代帝國”或者“法蘭西第二殖民帝國”。在第二殖民帝國時期，法國征服了阿爾及利亞、印度支那、塞內加爾以及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亞等地，成為堪與英帝國比肩的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國。1789年大革命雖然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法蘭西民族—國家模式，但無論是拿破崙叔姪建立的第一帝國、第二帝國，還是執政府時期、復辟時期、第二共和國時期、第三共和國時期，法國的統治精英從未放棄向海外殖民的事業。如果舊制度時期奉行擴張主義的政策是為了彰顯王朝的榮耀和擺脫國內的財政與商業危機，那麼革命和後革命時期的法國繼續進行海外擴張，則是為了擺脫國內不同階級利益衝突造成的社會危機，借以凸顯法蘭西文明的優勢，提升其國際影響力和增強法蘭西民族認同。與全球範圍內的其他民族主義一樣，法蘭西民族—國家與帝國（主義）的現實無法剝離。

自古以來，高盧人、羅馬人和法蘭克人之間的種族戰爭在法國這塊土地上連綿不斷。米歇爾．福柯認為，從17世紀到19世紀，古老的種族戰爭話語在歐洲經歷了由出現到被多次轉寫的過程。在路易十四時代，戰爭的驅動力是不同種族和語言之間的差異，以及它們在力量、活力和暴力上的差異，其本質是“一個種族對另一個種族的征服和奴役”，它侵入到社會體當中的結果使社會衝突呈現為兩個種族之間的衝突。從法國大革命開始，種族戰爭被轉寫成歐洲的民族運動、各民族對大國家機器的反抗（如奧匈帝國和俄羅斯的情況所示）和歐洲的殖民主義政治；到了19世紀初期，社會層面的戰爭“抹去了種族衝突的所有痕跡而被定義為階級鬥爭”。

1926年，中東歐歷史學家伊斯特萬．迪克出生於匈牙利塞克什白堡。在布達佩斯大學完成學業後，他因政治原因移居法國和美國。在1966年舉辦的一次題為“奧匈帝國的離心力”的學術研討會上，他說：“我認為在奧匈帝國不存在任何支配性的民族。只有處於統治地位的階級、等級、制度、利益集團和職業。德裔和馬扎爾人的確構成了社會中這些支配階層中的大多數，但是他們所取得的優勢地位是本族群中那些低等階級所不能享有的。”迪克的說法更適於分析1848—1852年間的法蘭西國內政治鬥爭，馬克思曾經給予這段歷史高度的重視。本書第四章描述了發生在第二帝國建立前夕共和黨與保守黨各個派別之間的政治鬥爭，重點關注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和第二帝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信念、背叛和幻象。謝努、科西迪耶爾和波德萊爾們均為七月王朝時期混跡巴黎街頭的失落者，他們懷揣改變社會和個人命運的目的，紛紛參加共和派的激進組織，勇敢地投入到反對王朝的街壘戰中，但為生計所迫又不得不同時效力於舊警察機關，充當他們的綫人和間諜。他們迷戀於通過密謀的手段在頃刻之間推翻政府，其中一些人甚至到了為反抗而反抗、為革命而革命的地步，以至於像波德萊爾那樣賦予眼前再尋常不過的風景和事物以“英雄的”品格，沉迷於種種不切實際的幻象不能自拔。

霧月政變建立的法蘭西第二帝國結束了1848年以來的政治動蕩，“某些人的確說帝國就是戰爭，而我卻說帝國即和平”，路易．波拿巴在巡視外省的途中對法國公眾這樣說，他認為帝國的功能在於對內實現社會正義，對外保持永久和平。所謂“波拿巴理念”即建立在普選制基礎上的民主與皇帝是政府權力的唯一來源的觀點。為了遵循聖西蒙的思想，彌合與國內天主教黨派之間的分歧，加上以農民支持者為主體的軍隊的支持，波拿巴鞏固了對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統治，開鑿了蘇伊士運河，在亞洲佔領了印度支那地區，從而將法國原有的殖民地面積擴大了三倍之多。殖民事業和外交場面上的成功既為法蘭西民族—國家帶來了榮光，也最終導致了第二帝國的覆亡。1870年7月，波拿巴政府致函普魯士皇帝威廉一世，要求霍亨索倫家族的利奧波德親王放棄西班牙王位候選人身份，並就此事做出書面保證。俾斯麥在盛怒之下將法國的無禮行為公之於眾，於是，一向不願侵擾其他歐洲國家利益的波拿巴在包括共和黨在內的國內各個政治派別與公眾輿論的壓力下被迫向普魯士宣戰。色當戰役失敗後，波拿巴被俘，阿爾薩斯—洛林被割讓給了普魯士，這讓已經認可波拿巴帝國理念的共和黨中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厄內斯特．勒南回到了政治民族主義的立場。在寫於1882年的《何謂民族？》一文中，勒南主張認定一個民族的標準不是種族和語言，而是人們對過去擁有共同的記憶，並且擁有“繼續共同生活的慾望和發揚共有傳統的意志”。雖然生物學意義上的種族被排除在民族標準之外，但這並不妨礙勒南與另一個共和黨人維克多．雨果一樣是種族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在第二帝國覆亡之際，勒南依然說，“一個低等種族被一個高等種族所征服和統治，無須大驚小怪。英國在印度推行的殖民實踐有益於印度和全人類，也有益於自身”，而“對同等種族的征服要遭到譴責，但低等種族的墮落與高等種族的雜交則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想象的共同體》第二版（1992）的結尾援引了勒南對民族的著名定義，呼籲進入後蘇哈托時代的印度尼西亞人遺忘兄弟殘殺的歷史，走向沒有東西方之別的民族主義道路。然而，安德森並不知曉作為法蘭西第二帝國和第三共和國政治家的勒南，以及這位自由知識分子在面對被殖民者時的傲慢和失去阿爾薩斯—洛林給他帶來的刻骨銘心的傷痛。本書最後一章揭示了安德森作為一個戰後西方左翼知識分子不自覺地採用了殖民主義的人類學模式來解讀印尼的民間文化和民族主義，最終走向從英國布爾戰爭時期開始形成的自由帝國主義立場，以西方文明的使者身份教導後殖民國家與殖民者相互諒解、合作甚至是聯合。在當今世界，自由帝國主義思想已經蛻變成了否定戰後後殖民國家的獨特發展道路，為美國霸權主義辯護的工具，作為其極端的表現方式，蘇格蘭裔美國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甚至主張給予英帝國歷史上的殖民主義行為與今天美國人的“帝國”以積極的評價。與卡夫卡渴望各族群能夠在精神上和諧共處的“大奧地利帝國”想象相比，這是遵循西方舊帝國主義思想展開的一種新的“帝國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