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色的蝴蝶：張國榮的藝術形象

洛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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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8年03月01日
ISBN	9789620427503
分類	歌影視文化

簡介

五年前，陪伴著無數香港人長大的一代巨星張國榮墮樓身亡；從此，香港人心裡多了一個缺口。我們翻看張國榮生前演出的電影、一遍遍地聽他的歌、看他的相集、在卡拉OK點他的歌，香港、甚至世界各地的榮迷每年都舉行大型的紀念活動。但是，這些彷彿都不足夠，好像還欠缺了一點什麼。

洛楓，中大助理教授，同時也是張國榮迷，以理性的學術角度，感性的筆觸，仔細分析張國榮九十年代後已昇華的藝術形象，寫成了《禁色的蝴蝶──張國榮的藝術形象》一書。

作者分析了張國榮的種種藝術形象，包括「性別易裝」、「異質身體」、「水仙子」形態、「死亡意識」等，也以豐富的資料搜集及問卷作基礎，分析媒體對張國榮生前死後的論述，以及張國榮迷的「歌迷文化」。透過作者深層的分析解讀，我們可更了解張國榮對藝術的貢獻。

獎項

香港書獎及「我最喜愛年度好書獎」

作者簡介

洛楓，原名陳少紅，詩人、文化評論人，張國榮迷。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學系，研究範圍包括文化及電影理論、中西比較文學、性別理論及流行文化。香港電台廣播節目《演藝風流》客席主持及台灣《媒介擬想》協同編輯，曾任第35屆台灣金馬獎電影評審委員。著有評論集《世紀末城巿：香港的流行文化》、《盛世邊緣：香港電影的性別、特技與九七政治》、《女聲喧嘩：媒介與文化閱讀》、詩集《距離》、《錯失》、《飛天棺材》（2007年香港中文文學獎詩組首獎）及小說集《末代童話》。

導言

我不想做明星，因為我已經是，我希望做一個真真正正的演員。

—— 張國榮

2001年的秋天，我為了出版《盛世邊緣》一書，需要為其中一篇討論任劍輝與張國榮「性別易裝」的文章配置圖片，便透過小思（盧瑋鑾）的幫忙聯絡哥哥張國榮，希望他可以在不收分毫的情況下，准許我和出版社刊用他的照片。然後得來哥哥的回覆，有兩項要求：第一是必須把文稿送過去給他看，看看我到底寫了些甚麼？第二是我挑選的照片不夠漂亮，他要另行提供幾張效果理想的給我。隔了些時候，收到他轉過來的劇照，其中有一張「白娘娘造型」，原是他為電影《霸王別姬》而拍攝的，後來沒有採用，所以照片是從未公開曝光的，而且他手上也衹有這張孤本，沒有底片，叮囑我們千萬不可丟失；至於我的文章，哥哥說能將他跟所喜愛、尊敬的任姐（任劍輝）相提並論，是一件令他很高興和自豪的事情。

2002年2月，張國榮應小思的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演講，講述他如何演繹李碧華的小說人物2，跟他見面時互道安好，他笑稱我做「小朋友」，我戲說「你也不比我年長多少！」是的，他看來年輕儒雅，而且談笑風生，喜歡用幽默機智的言語善意地捉弄人家，眉梢眼角盡是風情，又帶著待人以禮的真誠，敏銳於別人的反應與情緒。及後，我向他提問了一個問題：李碧華小說《霸王別姬》的第一版，原是對「同性愛」採取寬容、平和及自然的態度，但經由陳凱歌改編之後，卻帶來影片極端的「恐同意識」，扭曲了同性愛自主獨立的選擇意向，而作為一個認同同性愛的演員，他又如何利用自己的演出藝術，來顛覆影片的恐同意識呢？哥哥的回答是令人動容的，他說他看過原著小說，也和李碧華談過，但他很能理解作為中國大陸第五代導演陳凱歌的個人背景，成長於「文革」的他，處身於仍然相對地保守的氛圍下，以及面對影片海內外市場發行的顧慮和壓力，他有他的難處；而作為一個演員的自己，最重要便是做好本分，演好「程蝶衣」這個角色，同時盡量在影片可以容納的空間內滲入個人主體的演繹方法，把程蝶衣對同性愛那份義無反顧的不朽情操，以最細膩傳神的方式存活於光影之中，讓觀眾感受和明白。隨即哥哥即席示範了兩套表情和動作，對比怎樣才能透過眼神和肢體語言，反射程蝶衣對師哥段小樓情意綿綿的關顧。

回憶這二三事，重看《霸王別姬》的片斷，便能深深覺察張國榮是一個很有自覺意識的演員，明白每個演出的處境，同時更知道在每個處境的限制中能夠做些甚麼，才可讓「自我」的演出超越限制而升華存在。正如這個章節開首引述他的說話，他已經不單是一個「明星」，而是「一個真真正正的演員」，這個「演員」的身份，不但見於電影菲林的定格，亦可觀照於他在舞台上的舉手投足，所謂「演出」，就是給予自己以外的另一個角色活潑靈動的生命，使那角色因自己而存活，也使自己因那角色而蛻變萬千不同的姿彩，而這本《禁色的蝴蝶》，便是以張國榮作為演藝者的角度出發，論辯和論證他在舞台上、電影裏的藝術形象——或許，先從張國榮的生命歷程及其與香港流行文化歷史的關聯說起，再闡釋他的演藝風華3。

睥睨世俗的生命奇葩

1956年出生的張國榮原名張發宗，屬於戰後「嬰兒潮」的一代，父親張活海是洋服專家，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已於香港的中環開設洋服店，售賣的款式都是當時荷里活（Hollywood）最新的時尚，因此特別受到影劇界藝人歡迎，著名導演希治閣（Alfred Hitchcock）、演員加利．格蘭（Cary Grant）、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威廉．荷頓（William Holden）等也曾專程光顧。這不單是張國榮童年的家庭背景，也是影響他日後生活的先機，例如出入家庭和店舖的都屬於中上層的名人，自少便養成他那份獨有的世家子弟風範，此外，家族生意的因緣，也造就他敏銳的時裝觸覺，以至舞台上大膽破格的形象設計。1971年張國榮孤身往英國留學，從中四的程度插班開始，其後升讀列斯大學（Leeds University），攻讀紡織及時裝，準備將來繼承父業；但後來由於父親病重，他便停學回港，並於1977年參加由香港麗的電視舉辦的「亞洲歌唱大賽」，憑一曲 American Pie 獲得亞軍。之後加入電視行業，開展了在麗的電視的演藝生涯，主演的劇集包括《浣花洗劍錄》（1979）、《浮生六劫》（1980）、《對對糊》（1981）、《甜甜廿四味》（1981）等，另外也主演過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的單元劇，如《屋簷下》之〈十五十六〉（1978）、《歲月河山》之〈我家的女人〉（1980）等。可惜由於麗的電視在香港的廣播業上一直處於邊緣弱勢的位置，因此，張國榮主演的劇集未能為他帶來廣大的注意，但這些演出的磨練，卻也奠立了他日後電影角色的原型，例如反叛的青年形象、帶點異質情愫的壞孩子。銀幕上的稚嫩或許未能令他大紅大紫，但獨特的氣質與型格、略帶稜角的臉孔與性情，已深深蘊藏他日後從事電影工作的種子。

七十年代後期，張國榮除了在麗的電視的綜藝節目中演唱外，也曾灌錄兩張英文細碟 I Like Dreaming（1977）、Day Dreaming（1978），及一張中文碟《情人箭》（1979），但反應和銷量均不如理想，唱片公司也沒有再跟他續約，這是他唱片事業坎坷的低潮。電影方面，他出道不久即被騙拍下一部三級艷情片《紅樓春上春》（1978），惹來劣評如潮，更嚴重打擊了他的自信心及電影事業。踏入八十年代初，儘管他仍可在大銀幕上演戲，如《喝采》（1980）、《失業生》（1981）、《檸檬可樂》（1982）、《烈火青春》（1982）等，但總是被分派並不討好的角色。跟他同期出道的陳百強常常擔演清純的學生相比，張國榮演的不是邊緣少年便是遊戲感情的騙子，因此招來傳媒與觀眾對他的責難，認為他本人就是角色的化身，其中由譚家明導演的《烈火青春》，更因觸及社會青年男女情慾的禁忌話題而被指意識不良、毒害青少年，導致電影被禁、重檢及刪剪，而一些矛頭也直接指向張國榮的演出——現在回首重看當時的爭拗和影片，總發現是譚家明和張國榮走得太前，落後的群眾未能接受，而這部在日後被譽為經典的作品，在當時未能為張國榮帶來正面的成果，這彷彿是一種「時代」的錯置。

八十年代可說是張國榮演藝生涯的璀璨時期。流行音樂方面，他在1982年加入華星唱片公司，由黎小田監製唱片，連續推出大碟《風繼續吹》（1983）、《一片癡》（1983）等，其中一曲Monica更唱至街知巷聞，他特別設計的舞步和手勢，不但成為招牌動作，更是不少青少年爭相模仿的對象。其後他陸續推出《為妳鍾情》（1985）、Stand Up（1986）等，一方面不斷拓闊歌路，一方面又以跳躍動感形象為主，加以「華星唱片」是香港無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的附屬機機，強勢電視台音樂節目的出鏡率，令他成功地吸納了不同年齡和階層的歌迷。1987年張國榮毅然離開「華星唱片」，轉投「新藝寶」，在拓展歌唱事業之餘，也銳意開展電影的演出，這個時期他推出大碟 Summer Romance’87（1987）、Virgin Snow（1988）、Salute（1989）、Final Encounter（1989）等，評價既高，亦廣受歡迎，其中的歌曲如〈無心睡眠〉、〈想妳〉、〈沉默是金〉等，更不斷攀升各電台、電視播放率的「龍虎榜」，同時成為當時的年度得獎作品，這時候他也開始進攻台灣的唱片市場。電視方面，雖然不是他的主力所在，也在這個時段替TVB拍攝了《儂本多情》（1984）及《武林世家》（1985），前者延續他早期反叛情人的形態，卻去除了青澀的稚嫩，步入成熟的韻味；後者的古裝造型，開啟了他其後書生和俠士的角色路線。電影方面，八十年代後期，張國榮已經開始創造不可取替的經典人物，如1986年《英雄本色》中正義而衝動的警察宋子杰、1987年《倩女幽魂》的戇直書生寧采臣、《胭脂扣》裏風流倜儻的十二少，這是他電影事業的第一個高峰。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也是張國榮廣告的豐收期，他先後共接拍了三個廣告，第一個是由黃霑操刀的「大家樂」快餐店宣傳，標誌著「快餐自取食物」的文化已經成為香港人生活的模式；第二個是Konica菲林廣告，一句「Konica，誰能代替你地位」更成為張的標籤；第三個是國際品牌「百事可樂」，張是香港第一代「百事巨星」，由於他前衛新潮的形象十分配合這個商品所謂“The Taste of a New Generation”的要求，因而被邀成為繼美國歌手米高．積遜（Michael Jackson）之後，也是首個華人的「百事巨星」。

八十年代是香港流行音樂的黃金歲月，不但有實力的歌手輩出，而且唱片業蓬勃，唱片銷量直線上升，各大電台及電視亦全面熱烈廣播，DJ文化、白金唱片、新秀歌唱大賽等，都是當時掀起的熱潮，羅文、梅艷芳、張國榮、譚詠麟，還有徐小鳳、林子祥、陳百強、關正傑、甄妮等等，都是當時得令的歌星。然而，發展帶來競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莫過於「譚張之爭」——譚詠麟自七十年代溫拿樂隊解散後作單人發展，至八十年代時已儲積了一定的成就及廣大的歌迷，及至張國榮以一曲Monica平地一聲雷之後，短短數年間（1984-88）聲望直迫譚詠麟，無論是演出的機會、唱片的銷量，還是得獎的項目、大眾的嘉許，張國榮都有後來居上之勢，加上他的日本風、跳舞歌及西化形象，更越來越受到年輕一代的追捧，因而逐漸形成惡性競爭的局面，難怪填詞人黃霑曾經戲稱「譚張之爭」是「一個張國榮追趕譚詠麟的遊戲」4。可是，譚張二人並沒有在公開場合顯示競爭或排斥的姿態，鬥爭劇烈的是他們的兩派歌迷，尤其是譚詠麟的支持者，每逢有張的演出都會前來搗亂、喝罵、叫囂，致使張的歌迷又做出相應的對抗行動，加上傳媒的煽動，終演變成勢成水火的難堪局面，最後張的唱片公司更被人惡意破壞，而他本人又收到郵寄的香燭冥鏹，致使張萌生退隱的念頭。1988年，譚詠麟在香港電台主辦的「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上宣佈不再領取翌年所有樂壇獎項，但兩派歌迷的爭鬥仍沒有因而偃旗息鼓，張國榮仍不斷受到攻擊，真正的停戰是要待到1989年張正式宣佈退出音樂事業不再演唱時，才能終止，亦在這個時候，張國榮的歌迷會正式解散。觀乎這場鬥爭，可以看出八十年代香港的偶像文化，當時年輕人是人口結構中重要的構成部分，流行文化的產品也擁有龐大的市場和利潤回報，歌迷之間的鬥爭正可體現大眾媒介滲入生活的力量，這種力量正逐步代替了傳統家庭、學校，甚至宗教的凝聚。

1990年1月，張國榮正式「封咪」告別樂壇，並且移民加拿大，在這期間，他專注於電影演出，於1990年主演《阿飛正傳》、1993年主演《霸王別姬》，締造了他演藝事業的第二個高峰。前者的「飛哥」形態，象徵了香港那個飛揚跋扈的年代精神，也成就了王家衛的藝術領域，張憑此片榮獲「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至於後者，「程蝶衣」的風華絕代也使全球注目和驚艷，日後一直使人念茲在茲，而他亦憑此而贏得「日本影評人協會」最佳外語片的男主角獎。除此之外，喜劇如《家有囍事》（1992）、《射鵰英雄傳之東成西就》（1993），武俠類型如《白髮魔女傳》（1993）、《東邪西毒》（1994），劇情片如《金枝玉葉》（1994）、《夜半歌聲》（1995）等等，更盡情揮灑了張國榮演藝的各樣可能性，他不但宜古宜今，而且亦正亦邪，既能悲憤無奈，又可嘻哈跳脫。這種多元的塑造，去到九十年代末期及千禧年，更由電影的類型變化落入角色人物內在的探索，演活或因金融風暴而一敗塗地的單親爸爸（《流星語》，1999），或因精神異常而陷入心魔糾纏的殺手（《鎗王》，2000）及病患者（《異度空間》，2002），這是張國榮電影事業的第三個高峰。

流行音樂方面，張國榮於1996年宣佈復出，照例惹來傳媒的非議、公眾的議論，但他處之泰然，仍舊堅持自己的想法，於1996年底至1997年間舉行二十四場「跨越97演唱會」，會上以紅艷的高跟鞋配唱一曲〈紅〉，以男男的探戈舞步牽開舞台上性別流動的異色景觀；同時又以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現場送贈兩位摯愛的人：母親及唐鶴德，宣示了性向，這些表現再度引起公眾嘩然，但同時亦建構了不朽的舞台傳奇，並引發其他歌手相繼模仿，例如劉德華演唱會上的「小鳳仙裝」、郭富城與謝霆鋒的黑色長裙等等。這個時期，張國榮出版了《紅》（1996）、《陪你倒數》（1999）、《大熱》（2000）、Crossover（與黃耀明合作，2002）等唱片，一方面參與幕後的製作，如作曲、監製及音樂錄像的拍攝，一方面試驗多種類型的歌曲風格，甚至挑戰社會禁忌，演繹具有爭議的題材，遠離大眾通俗的、商業的主流，力求在流行的制式裏強調個人的元素，例如〈左右手〉的同性暗示、〈這麼遠、那麼近〉（與黃耀明合唱）的男色凝視、〈怨男〉的男性主體、〈我〉的自我宣言等等。2000年張國榮獲香港電台「十大中文金曲」最高榮譽的「金針獎」及TVB「十大勁歌金曲」的「榮譽大獎」，同年他舉行「熱．情演唱會」，邀請舉世知名的法籍時裝設計師尚．保羅．高堤耶（Jean Paul Gaultier）負責舞台服飾，以一頭長髮、一身結實的肌肉配襯充滿雌雄同體玩味的裝扮，進一步撕開性別的枷鎖，將男性的陰柔美推向藝術層次。同樣，這樣前衛大膽的意識儘管受到不少觀眾的擊節讚賞，但仍免不了遭受香港傳媒肆意的抹黑和譭傷，張的心情跌至谷底，並聲稱以後可能不再演唱。其後「熱．情演唱會」作世界巡迴演出，獲得海外媒體廣泛的報導及高度的評價，2001年載譽於香港及日本重演，成為他離逝前最輝煌燦爛的舞台風景。2003年4月1日，正值香港SARS流行疫症期間，張在中環文華酒店二十四樓躍下自殺身亡，結束了他四十六年跌宕起伏、光芒奪目的生命，卻留給這個城市無盡淒風苦雨的哀傷5！

細說張國榮的香港故事

張國榮的生命連繫著香港流行文化及歷史的盛衰起落，亦唯獨是像香港這樣不完整的殖民地，才能孕育出像他這樣的演藝者。從六十年代流行音樂及時裝的西化開始，便已注入於張國榮的風格和內涵，所謂「番書仔」、唱歐西流行歌曲、看外國電影及時裝雜誌、穿喇叭褲、梳「飛機頭」等等，不讓許冠傑與羅文等前一代的歌手專美，張國榮披在身上，更散發一股桀傲不馴的反叛氣息，而且富於現代感，比擬占士．甸（James Dean）。八十年代是香港商業經濟起飛的時段，也是流行文化及電影的光輝歲月，張的乘時而起，既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形勢造就了他的機緣，但也是他的參與和建立，才令香港流行文化的體系與光環得以完成。從「麗的」到「無」，從「華星」到「新藝寶」，一方面見出他跨越媒體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印證了七、八十年代的電視風雲，以及八、九十年代唱片工業的轉型。此外，從譚家明、徐克、吳宇森，到關錦鵬、王家衛、陳凱歌、陳可辛等等，從香港的新浪潮到中國的第五代電影，他合作的導演橫跨了時間和地域幾個世代的變遷，從他演繹的故事與人物，體認了香港電影工業從實驗期、成熟期、本土化，過渡至商業化、類型化，以至藝術的提煉、國際的認同，最後落入轉型期、衰退潮及北移的策略。有時候，總覺得張國榮是幸運的，他成長和成熟於香港芳華正茂的時刻，能遇上眾多優秀的導演，因而推動一個又一個的演藝高峰；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其實也是張國榮的表演才華，成就了這些導演作品的藝術層次，相信沒有人能夠想像沒有張國榮的《阿飛正傳》、《胭脂扣》、《霸王別姬》等會是怎樣的？！因此才有人說在「王家衛鏡頭下的『阿飛』，其實是『張國榮化』了」6。李正欣也指出：「張國榮的演藝生涯與時俱進，可算是這個城市的倒影（34）。」又說：他的一生「不但反映了香港本土文化的轉變，也標誌香港這個城市興旺的一段歷史（35）。」每個年代，張國榮都為我們留下記憶——八十年代的日本風挾著日劇與「紅白歌唱大賽」瘋魔香港人，張國榮為我們跳動〈拒絕再玩〉（玉置浩二作曲）與高唱〈共同渡過〉（谷村新司作曲）；1987年「中英草簽」，張在《胭脂扣》裏演出「五十年不變」的愛情承諾與幻滅；1997年「香港回歸」，他又在《春光乍洩》裏反覆唸著「不如從頭開始」的遊戲，恍若歷史的魔咒；千禧年前夕金融風暴橫掃各行各業與各個階層，在市道低迷之下他以港幣一元的片酬接拍《流星語》，支援香港的電影工業，同時也記錄了經濟滑落下中產階級的苦況；就連他的死亡身影，仍牽引這個城市疫症的命脈，SARS的時代創傷與他已是血肉相連。

曾經有人問起：何以「香港」能孕育出像「張國榮」這樣特殊異質的演藝者7？或許這問題可從兩方面談起，張國榮的演藝事業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以他告別樂壇而又再復出演唱作為分水嶺，前期的特徵如前所述，是跟香港的城市經濟、現代西化及流行文化的發展扣連一起；而後期則逐漸體現了特殊的異色景觀，卻與香港的性別運動緊密聯繫。如果說前期的張是以一個「異性戀」的壞情人姿態建立自我、吸納市場、凝聚觀眾的視線，那麼後期的他卻是性別多元的現身，而且走向非常激烈開放的地步，對於這種轉變，張不是被動的，而是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他曾經說過，早在1981年的時候，導演羅啟銳為香港電台電視部拍攝李碧華同名小說改編的單元劇《霸王別姬》，有意邀請他擔演「程蝶衣」一角，雖然當時他已十分喜歡這個角色，但礙於偶像歌手的身份而未能接拍，十年後陳凱歌開拍電影《霸王別姬》，基於心態與時間的改變，張才接下這個演出8。從這個事例可以看出兩個重點，一是歌手受制於形象市場的考慮而不得不作出的妥協，二是這個歌手身上所反映的性別光影，何以十年後張國榮可以拋開顧慮演出程蝶衣的角色？或許問得深入一點，何以九十年代的張國榮可以展現他在八十年代未能釋放的性別能量？相信除了個人的因素以外，即心態的轉變、「偶像歌手」身份的剝褪、進入殿堂後可以隨心所欲等，還有香港性別運動與歷史的背景因緣。

同志文化研究者周華山和趙文宗認為，香港本土文化在西方殖民資本主義及工商業體系的深層結構中，七十年代是「同性愛」孕育的始端，原因是戰後出生的一代接受殖民教育，西化思潮比任何前代都要深刻，香港的身份及其伴隨而來的「性別身份」也逐漸成形；此外，香港媒體自七十年代的普及，也助長了性別空間的延展，踏入八十年代，一群海外留學的知識份子陸續歸來，直接參與本地的文化建構，或從事寫作（如小明雄、邁克、林奕華和魏紹恩），或創立藝術表演團體（如1982年成立的進念．二十面體），或經營同志消費文化（如1987年開幕的Disco Disco），或推動同志社會運動（如1986年成立的香港十分一會），這些蓬勃的景象到了九十年代更急速遞進（142-146）。其中八十年代發生的「麥樂倫事件」9，更促使香港政府於1991年修改法例，正式通過「男同性性行為非刑事化」（177-178）；儘管非刑事化之後，香港同志享有的空間依然有限，同性伴侶仍舊沒有結婚和領養兒童的權利（江紹祺，186），但在爭取平權上，已邁開了第一步。在依然禁忌的社會環境及媒體偏見的目光下，香港的同志文化在各方面正逐步開展，尤其是演藝界的酷兒聲音，更被不少同志運動者及團體視為一個重要的策略位置（192），其中以關錦鵬於1995年在紀錄片《男生女相》中的出櫃宣示影響最為深遠，不但鼓勵了社會上一直處於弱勢的同志社群，同時也為敏感的演藝行業開闢了現身游走的缺口，而張國榮於九十年代中期的性別姿態，也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催生而成的。當然，張不是第一個先驅者，在他之前，早有妖嬈的羅文在舞台上以勁歌熱舞演繹男人的嫵媚、在京劇折子戲裏反串「貴妃醉酒」10，另外還有樂隊組合達明一派唱述〈禁色〉（1988）、〈忘記他是她〉（1989）、〈愛在瘟疫蔓延時〉（1989）等同性壓抑的心聲。所不同者，是張國榮承受的攻擊比前面任何一個先行者都要沉重和龐大；然而，他在舞台上、電影裏的性別易裝，在訪問裏的雙性宣言，在日常生活中對同志情愛的專注等等，對香港及海外華人的同志圈層來說，無疑是建立了一個華美的典範——如果真的要問為何「香港」能孕育張國榮這樣的生命奇葩，可以說是這個地方的西化殖民背景、沒有國族身份包袱的輕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識、文化工業的興盛環境，以及漫長而崎嶇的性別運動抗爭等，這些孕育的土壤，當遇上具備演藝才華和自我主體的張國榮的時候，便開出了驚世駭俗的奇花！是的，張國榮從來都是一個驚世駭俗的人物，他既能在事業的高峰淡然引退，在一片爭議的聲音中毅然復出，在傳媒攻訐的鏡頭下踏上台板，上演幕幕顛覆主流保守思想的雌雄同體，最後以抑鬱的死結在SARS彌漫的空氣中墜下，這一切都使他「異」於常人，是異稟、異見、異色和異能！

「我」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

作為異色的奇葩，開在香港這塊曾經被殖民的土壤裏，張國榮的演藝風流得來不易，為他演說歷史，是為以往種種艱難盛放的藝術形象定鏡存格——所謂「禁色的蝴蝶」，是指張的精緻、脆弱、斑斕、玲瓏、驕傲和喧鬧，但卻是被禁絕、禁忌和禁棄的色彩，這色彩不流於世俗，所以為世不容，如同達明一派的歌曲唱道：要寄生在「某夢幻年代」或「染在夢魂外」11，衹有胸懷開闊、目光寬大的拈花者才能明白知曉。所謂「張國榮的藝術形象」，是以他的演藝聲色作為討論的切入點，分析他在銀幕上的聲情形貌、銀幕下大眾對他的追思，甚至他引起的喧嘩與騷動、媒體煞有介事的攻擊，這是這本書的重點，也是張國榮留給我們最珍貴的文化遺產。換句話說，我是將張國榮作為一個「演員作者」（actor-auteur）來研究的，那是以一個「明星文本」（star text）來拆讀電影和舞台的內容與形式12，因為張的特質不單是香港演藝史上罕見和獨有的，同時他的存有 (being) 更成就了眾多導演的風格。一個演員的「主體性」（subjectivity），除了能建立強烈的典範外，甚至可以改變電影文本中原有的保守或狹隘思想，看張如何瓦解《霸王別姬》與《金枝玉葉》的恐同意識，如何演活非他莫屬的阿飛和十二少，如何以死亡的抑鬱搬演銀幕上下的終極姿態，我們便知道一個「演員作者」怎樣以「生命」建構「生命」：一個自我單一的生命活出無數角色人物的生命及其變奏。正如文化評論人林沛理所言，張國榮的演出「來自生活與扎根於痛苦體驗的真情，一種感情的濃度，及一個活生生的『我』在（32）。」或如台灣樂評家符立中所言：「張國榮以一個男星身份化身為這麼多部作品的繆思，在整個華語電影史上是極其罕見的（49）。」張國榮不同於周星馳，因為他沒有草根味，也演不出下層人物的模樣，他是屬於中上階層的，是逸出於俗流邊緣的遺世者；他也不同於梁朝偉，演出不求刻意，卻放任自然，每每太過走入人物的內心世界而被誤以為是角色的自我化身13。

「明星研究」（stars studies）在香港一直都不是學院主流關注的重點，而民間出版相關的書刊，卻又以圖片、劇照為主，配以一些零碎的剪報、簡略的生平，甚至道聽途說的傳聞，來述說一個明星的一生及其演藝生涯。間中一些做得比較認真的，不是幾個影星合在一起作專題討論，便是衹集中一些舊人回憶的記錄，少有單獨一人作深入的理論建構或精細的論述。另一方面，粵劇名伶的個人專書較多，也較有系統和深度，如任劍輝、芳艷芬、靚次伯、陳寶珠等；但電影明星的討論則十分零散，衹有李小龍及周星馳享有較多的注目；流行歌手方面，除了許冠傑外，差不多絕無僅有。然而，大部分這些「明星研究」，不是著重訪談憶舊，便是衹有局部的闡述或斷章的取義，較少深入涉及「明星」與他們的社會文化、人文風景、演藝形式、媒體論述、觀眾反應等批評範疇，例如一個「明星」如何誕生、發展、起落？他∕她的藝術模式如何？超前或啟後的價值在哪裏？引起甚麼評議？社會大眾又如何看待和評估？這些問題千絲萬縷，卻不容忽視。

研究「張國榮」差不多從零開始，既由於在「明星研究」的學術系統裏，本地差不多沒有先例可循，也來源自他充滿分歧爭議的形象龐雜蕪亂，猶幸他的市場價值高，坊間刊印和發行的書報、圖片冊、唱片專輯、音樂錄像及電視、電影光碟等豐富而層出不窮，在他離逝仍然不太遙遠的日子，在追憶的煙火仍未熄滅的時候，仍可清晰的建構他的藝術歷程——《禁色的蝴蝶》側重張國榮於九十年代復出後的藝術成果，原因是這個階段的他，已經擺脫了「流行偶像歌手」的窠臼，憑著日漸成熟的造詣及獨立自主的意識，成功開創了他個人和香港演藝歷史的新頁；這個時段的作品，無論是歌曲的形式與內容、舞台上的動靜姿態，還是電影中的人物類型和演繹，都比八十年代時期來得豐富、多變、深刻和厚重，可以說，九十年代至千禧年的張國榮，開啟了前所未有的「陰柔」世紀，逐漸變成一個「族群的符號」、一個年代的變向與象徵，徹底改變了香港「形象文化」的深度與廣度，甚至在整個華人演藝的圈層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一個走得比他勇敢、瀟灑和開放的藝術工作者。這是張國榮獨家專有的儀範，因此，我以他的後期風格作為這本書的切入點——第一章〈男身女相．雌雄同體〉借用「性別操演」的觀念，討論張的「易服」如何帶動酷兒的camp樣感性；第二章〈怪你過分美麗〉以「身體政治」的理論架構，分析張特殊的異質性相；第三章〈照花前後鏡〉採取神話學和心理學的角度，探索張的「水仙子」形貌；第四章〈生命的魔咒〉卻通過精神分析、抑鬱症的學說，展現張演藝生命最後階段的死亡意識。這四個章節洋洋灑灑的，都集中於張國榮淋漓盡致的美學形構，而最後兩個章節則轉向社會學與問卷調查的方法，闡釋張國榮作為一個先鋒的藝術家、充滿爭議的公眾人物，如何被接收、評議，甚至攻擊，當中又反映了怎麼樣的社會形態：第五章〈你眼光衹接觸我側面〉寫出張生前死後在報刊上的「媒介論述」，看他如何彰顯香港傳媒文化的黑白偏見；第六章〈這些年來的迷與思〉譜出他「歌迷文化」的盛世圖像，並從而歸納他終極的藝術成就。當然，沒有一個藝術家能憑空產生自己的風格，而是年月層層的沉澱、經驗點滴的積聚，才能攀上藝術險峻的山峰。因此，我在追蹤張國榮後期的藝術版圖時，也必須常常回顧他前期試練的痕跡，例如九十年代對鏡獨舞的阿飛，如何在八十年代的《烈火青春》裏早已現身，或銀幕上風情意態直逼如夢如花女子的十二少，怎樣迴響電視時期《我家的女人》的性格原型。這些回溯，是為了連結歷史，也為了印證今昔！另一方面，「書寫張國榮」也不止這些角度，我的選擇，既基於個人的偏愛，也源於對應哥哥對自我成就的肯定，舞台上的媚眼與探戈、水影裏的凝神注視、嘴角的挑逗和不屑，甚至是歇斯底里的狂呼、紅著眼絲的自毀，無論如何是風流雨散吹不去的！

在這漫長而艱辛的寫作過程中，首先要感謝兩個後榮迷時期的歌迷組織「哥哥香港網站」及Red Mission的仗義幫忙，他們慷慨贈予的寫真集、圖文書、剪報資料、網上留言，甚至海外發行的影碟「特別版」，讓我霍然驚覺「歌迷組織」原來才是「明星研究」第一個重要的「資料庫」，他們收集、儲存、分檔、評議的能耐持續數十年，而且往往夾著許多個人的年代記憶與時代風貌，成為論說的基本材料。此外，他們的熱誠、投入、真摯與無私，也讓我訝然感悟，原來人世間有一種感情是可以超越現實的功用價值、生命的血緣關係，甚至死亡的界線。當然，「歌迷文化」也有它的排他性，對偶像的傾注與崇敬容不下第三者，當中會有爭持、固執、沉溺、迷亂，但唯其如此，才是人性真情的流露！我慶幸有機會參與其中，以一個「戲迷學者」的身份共同建立與「張國榮」的關係，是的，是「戲迷學者」（fan-scholar），是盧偉力給我的戲稱，既與任姐的「戲迷情人」遙相呼應，也生動具體地說出了我個人的耽溺，於是便欣然接受了。在西方的論述裏，總認為「戲迷」不適宜當「學者」，因為他∕她的情緒感性會破壞了學術研究所需的理智，而「學者」也不適宜擔演「戲迷」，因為這樣會妨礙論述對象的客觀性14；然而，我從來都不相信客觀與主觀、情感與理智等二元對立的公式，人的智慧、思想和情愫真的可以如此決絕的區分嗎？況且，我也從來不覺得學術研究或學院規範有甚麼值得高韜的姿勢，那些框架、那些空間也不過是塵世間的寄身而已！因此，我將我的「張國榮研究」當作詩歌看待，在理論的建構中滲入個人詩化的觀照、抒情的感應，因為研究的對象是「人」，便也不能用「非人性」、「非人格化」的筆觸來對待吧？！或許會有人因而不喜歡，但這沒有甚麼打緊，他們可以另有選擇，套用張國榮的歌音：「我就是我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如果寫和被寫的都被命為「異端」，那麼他和她是不必強求的，因為世界雖然細小，但總有容納和照耀彼此的國度！

最後還要感謝小思，自2005年4月開始寫作這本書，她一直憂慮我的健康和精神狀況，見面時的耳提面命，節日裏的書柬留情，都讓我在烏雲密佈、雷雨交加的日子感受藍天白雲的召喚，她說書寫來「情根太深，一旦鑄就，不能自拔，不過，如果這是命定，那也無奈。」也許小思是敏銳的，我在進行「危險的寫作」，是在追尋張國榮的身影中鑄煉自我，在層層剝褪的人格分裂裏體驗另外一個或另外一些生命——跟「死亡本能」的理論糾纏時，曾感應一些黑影在搖曳、一些聲音在旋盪；在與哥哥對影互照的剎那，便彷彿明白藝術最孤獨也最唯美的險境，使人狂喜也苦不堪言；在男男或女女的異色景觀內，體悟人間色相終究是空，你你我我的四面環照，依舊敵不過歲月的寂滅！寫作如同生死，人與書也無可避免的歷劫幾番，曾經因為情緒的狂暴而中途廢棄，也因為不知名的病痛被迫躺在醫院的睡床上，文字與意念散成碎片——這樣的捲動，會帶來無法回頭的沉墜，但人世總要這樣的走一趟，否則便白過了，我不過是像哥哥那樣，忠於自己相信的理念而已！如今書稿已成，沒有蠟炬成灰，卻以一顆一顆墨黑的字體記印留痕……

#張國榮 #洛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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