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外50——當香港變成一種風格

有一種文筆叫半唐番。
有一種審美叫時代感。
有一種封面叫號外風。
共同建構一種風格叫香港。

．中英夾雜、新詞輪轉、寸嘴奇筆、情感私記、先見洞悉、八卦語錄——語言與價值觀的眾聲喧嘩如何譜寫一個多元香港？
．美指誕生、攝影萬歲、衣架實驗、設計先鋒、畫筆定格——時尚、形象、設計與漫畫如何包裝出一種香港新美學？
．明日之星、青嫩新秀、偶像盛世、驚艷素人——經典的肖像如何記錄不同時代的香港人精神面貌？

《號外》是集體回憶，更是文化備忘、香港風格的時代見證！

序一　下一個五十年　文：朱耀偉
序二　1976：自信的、快樂的城邦概念的興起　文：呂大樂
序三　過去五十年你們躲在哪裡？　文：令狐磊
序四　如何未來？在規範之外紀錄時代　文：KAREN TSANG

史略　從THE TABLOID到CITY MAGAZINE　文：NICO TANG

總論　從一個城市到一種風格：香港如何成為HONG KONG STYLE　文：李照興

PART 1 文字風
導讀　文字風格就是一種身份：口語、半唐番、觀點訪談與進步價值
1/4口語半唐番
2/4寫己寫人
3/4筆先鋒
．在地預言
．域跨對照
．價值重估
．新詞新思
．提早關注
4/4 COSPLAY書寫
號外人實錄

PART 2 時尚與審美
導讀　審美時代的來臨
1/3書寫時尚
2/3設計風格
3/3喜愛漫遊
號外人實錄

PART 3 時代肖像
導讀　時代、素人與明星肖像
訪談　《號外》與香港共生共榮之美
1/5初登場
2/5傳說中
3/5盛放
4/5素人
5/5許多年後
號外人實錄

鳴謝

《號外》創辦於1976年，為香港歷史最悠久、首本以大都會視野作定位的先鋒城市文化雜誌（CITY MAGAZINE），以獨到的寫作風格、觀察角度與形象美學，開展、記錄並引領香港由七十年代開始的流行文化演進，深度參與了香港風格的形成。當中不同的文體獨樹一幟，設計與造型領先時代，經典的肖像攝影更是香港不同年代的精神面貌記錄，是縱覽香港五十年來文化現象、社會議題及時尚變遷的重要見證。

．香港流行文化學者，現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香港大學香港研究課程教授朱耀偉
．社會學學者，香港教育大學客席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
．《生活月刊》主創，現《周末畫報》出版人及超媒體集團商業發展總監令狐磊
撰推薦序

從一個城市到一種風格：香港如何成為 HONG KONG STYLE

文：李照興

回看《號外》五十年的歷史，顯然已遠超於一個雜誌媒體的發展故事，而是更應被納入一個更大的文化系統形成過程：香港是如何從一個城市（CITY），或說是地方（PLACE）的概念，逐漸演變成一種風格（STYLE）。在某種意義上，《號外》的歷史，就是香港流行文化風格的發展史。

地方是地理空間概念；而所謂風格，則屬審美、文化與身份探討。
但作為一創始時就以CITY MAGAZINE自居的《號外》，地方的概念始終貫徹其中。往上追溯，那可能是香港人首次認真地把自己的城市，置於全球大都會地圖上去比較與自我認證的時刻。就在那時候，我們意識到，香港，該毫不自謙（或至少是應份爭取），得放置於紐約、倫敦、東京、巴黎、米蘭這列名城清單中間。

這些本來只是被標示於地圖上的名字，突然變成了香港參考和比較的座標。而當大部分人其實都尚未到過這些國際大都會之前，唯一可做的，就是開拓一種城市比較學，或說，是一種通過能最易辨識的外在「風格」來討論，甚至模仿。當香港要「成為」那個心目中嚮往的大都會，首先，要建構的，就是足夠國際化，但又同樣具本土特色的風格：後來，我們稱之為香港風格。

從文化研究角度而言，七十年代伊始，香港最特殊之處，正是它開始自覺超越了「地方」本身。特別在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許多亞洲城市都經歷著現代化與全球化過程，但能夠真正成熟地演變出一種屬於自身文化風格的城市並不多。人們會說「巴黎風格」、「紐約風格」、「東京風格」，而在華人世界裡，其時冒起的「香港風格」可說是少數能夠被廣泛辨識的亞洲城市文化符號。

這種風格並非自然生成，而是主要透過其時風起雲湧的流行文化創造力與產業，包括電影、電視、音樂、漫畫、廣告、出版、設計、時裝等創作與商業交流長期共同建構的結果。《號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文化生產、記錄、倡導與理論建立者之一。

事實上，《號外》最重要的建樹，從來不是單單作為一本雜誌去報道現象，而是某程度上去參與創製與定義潮流；不止於介紹品味，而是生產品味；不只描述香港，而是不斷詢問又回答：「香港是甚麼？」

透過選題、編輯、攝影、設計、專欄與廣告，《號外》收集原本零散存在於城市各領域的文化現象、城市脈動，洞悉自機，整理成一套發展敘事，並以一種可辨認的獨到香港語言去呈現——當然，這裡說的「語言」，又不止於文字用語，而更是一整套視覺設計、審美風格與價值取向。

是時候，香港開始擁有自己的語言與視覺風格系統。

這種風格系統既來自粵式口語的生猛、西方詞彙的新鮮引進，也包含國際現代主義設計，以至來自傳統老江湖的霓虹燈、街頭招牌、刊物排版的混雜經驗，一種其時香港開始發展的自我生活方式想像。

更具體而言，從地域上它既包括中環的大都會感，也包括旺角的草根活力；既有國際金融中心的效率，也保留街頭文化的即興與靈活。

自七十年代起，這種「香港文化性格」慢慢壯大，開始反過來定義自己：自信而不傲慢；精明而不保守；國際化而不失本土感；重視商業，但又相信創意的價值；擁抱潮流，同時保持批判精神；實用功利主義與發白日夢兼容。這些特質，後來再被歸納為HONG KONG STYLE——香港又時而親切地稱之為「士DIE佬」。

值得注意的是，HONG KONG STYLE並不等於刻下所說的「港風審美」。
今天社交媒體上所流行的港風，多數只是指向某種過於俗套的視覺懷舊——例如TVB美學、霓虹燈、舊菲林攝影美學、闊肩西裝、九十年代明星造型、茶餐廳與舊式街景等符號。

但《號外》所強調的HONG KONG STYLE，其實遠比視覺符號複雜豐富。它首先是一種觀測與釋出文化的姿態。是一種願意接收世界各種新發潮流的開放性；是一種把外來文化轉化為本地創造力的能力；是一種在商業與文化之間尋找平衡的智慧；也是一種嘗試永遠保持更新、永遠拒絕停留在單一答案的城市精神。所以，反映在看似最易被辨識但同時不無爭議的「半唐番」文字用語中，其所指實在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混雜性，或者可說成是丘世文在討論「號外語文風格」此問題時最嚴謹的一文《略論〈號外〉語文風格的問題》時（1995年7月號），引用巴赫金（BAKHTIN）「狂歡」、「眾聲喧嘩」理論的實踐。他針對討論的，遠非單純文字本身，而更多是不同觀點的混雜：「我的立場倒是：我反對自封的主流正聲，認為在語文及文化的領域裡，我們需要眾聲吵鬧的現象才可辨別到美音」。

所以在談論「半唐番」之時，必先理清，所謂「號外語文風格」，肯定並非簡化的「中英夾雜」式半唐番，而是多種活潑尖銳（也斯語）的多聲道（表現為口語的多語種多口音，文字上的多語種及新用詞新理念的交雜），在此，先有文章中語言文字的開放性，容許新可能，才能顯示文字背後所要傳達的思想與價值觀，就是眾聲喧嘩的自由度之體現。這其實也是一種靈活運用的體現，面臨一個新現象新觀念層出不窮的新時代，如果還沒有精準的語言去捕捉它的話，我們唯有借用與創造自己的語言，尤如丘世文在同一文章中對「號外文體」的自我評價：

「對於時下港式華洋夾雜的語文習慣，我抱開放的態度卻不引以為榮。就一時一地而論，我認為在適當的場合與適當的傾聽閱讀對象用適量的華洋夾雜語是無可厚非，有時甚至是非行不可的。原因很簡單：現代漢語只有短短幾十年歷史，暫時應付不了隨現代化而來的大量新鮮事物和概念；抽離文化語境的生硬翻譯容易產生望文生義的曲解，倒不如權用洋語原文來得實際。」但正正就是一種語言上的開放性，象徵了徹底的思維和表達上的對外的解放接受態度，這是HONG KONG STYLE其中一項最先的特質。

其次，這風格形成的另種特徵，即為其沒有固定形式，只有不斷變化，呈現為一種極大的流動性。而這種流動性，同樣反映於其身份不斷的流動與確立的過程。而從風格討論跳回城市文化考掘，兩者皆為香港身份的摸索。這探索從七十年代延續至今，起碼經歷了這五個十年的階段劃分。

1970年代：從國際城市想像到本土文化自覺

《號外》誕生於1976年，一個香港文化開始重新定義自身的位置的年代。七十年代後期，香港正處於重要轉型期。一方面，作為亞洲最活躍的商業城市之一，香港大量吸收來自歐美、日本的流行文化與生活方式，要成為那個新的先鋒之城；另一方面，本地出生的一代逐漸成為社會主體，對「香港是甚麼」產生前所未有的關注，開始關注起過往，後來演變出懷舊風。這種文化氣氛與同期出現的本土電影、新派粵語歌曲、城市文學以至新開發的城市地標建築，共同構成新的文化場域。

1976年是一個不能繞過的分水嶺，更像是歷史的必然。

當單一化如《祝酒歌》這種歌曲唱遍文革結束後的中國內地的同時，香港早就開始形成自身的大眾文化生產系統與創意產出的多元化，當年最流行的是《半斤八兩》，電影新浪潮的先兆《跳灰》亦在同年早早殺到。TVB電視劇主題曲成為了「電視撈飯」的家庭主菜。

這伴隨著改革開放前夕的中國、快速現代化的亞洲，以及作為國際都會的香港的自身期許，共同構成《號外》創刊和香港流行文化爆發前夕的時代背景。

與過往偏重新聞或文藝的華文刊物不同，《號外》很早便以國際城市文化雜誌作為參照。其閱讀對象不只面向本地讀者，而是自我想像為世界公民的香港新一代階層。此初創時期的內容定位特色，即為大量外國文化概念、生活習慣與時尚知識的引進，一方面有辣筆的文化批判，深入的調查採訪，但另方面又充斥著城中名人與舞會的八掛絮語。

然而，《號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模仿國際，而在於將國際視野轉化為本地語言和觀察自己城市的方式。這種轉化，也構成日後香港風格最核心的特質：既向世界開放，又強烈意識到自身的位置。

所謂關注自身的位置，反映於《號外》多次鼓吹的懷舊題材中，差不多每個十年，都會做對過往二十年前文化潮流的回顧，如七十年代回顧五十年代，九十年代回顧七十年代等。今天回看，懷舊有它的情感訴求：它通過懷緬以尋求共同根源，並以此作為身份建構的基礎。於懷舊這主題上，《號外》最先鋒先見的，先有花大篇幅去做懷舊專輯，並且開創性地說得理所當然，指出了「超越過去」與清楚以後方向的辯證：

「《號外》喜歡懷舊是事實，原因除了很多作者及讀者都對過去有一份含糊但纏綿的感情外，《號外》亦真正感覺到我們在香港長大的一代對自己的地方的回顧工夫做得不足、交待手續弄得不清楚：我們有時候甚至認為談論香港是羞恥的。今期《號外》以過份的努力及熱情編了『六十年代專輯』，或許未可說是那時代的全面總結，但應該是可以替大家的感情發展，個段式的結賬。

勾起了少年志，重溫過去的理想，未嘗不是對現在的反省、或豪情的重現；承認了幾點事實，公開了一點謝意，坦白了某些牽掛，使一部分東西回復應得的地位，並肯定了某些人物及事物的影響，這樣做法，其實就是幫了我們超越過去：以後的方向就再清楚不過。」

另外有1980年前後，當三個電視台都不謀而合地製作懷舊作品時（包括香港電台《歲月河山》、麗的電視《大地恩情》、無綫電視《山水有相逢》等），便率先綜合察覺出此現象，並舉行了別開生面，由具體製作負責人參與的「電視懷舊劇集討論會」。那只是1980年六月號，距離後來通過懷舊去講香港身份的作品潮早了足足十年（如果1990年的《阿飛正傳》被認為是懷舊電影高峰代表的話）。

像是歷史的必然也是巧合，但不知是誰推進了誰，說的是整個香港出現的懷舊潮（過往可能只局限於《號外》的小範圍討論），正好也是出現在1979年往後，時態上，和當年開始知道的香港將要回歸到中國的討論連成一整體，才有了後來橫跨整個八十至九十年代，通過懷舊去尋找身份的論說風氣。

1980年代：風格作為文化資本

如果說七十年代的《號外》尚在探索新視野、語言和風格，那麼八十年代的《號外》則已在建立成熟風格。

伴隨香港經濟起飛，社會開始進入消費文化時代。品牌、廣告、時尚與生活方式逐漸成為重要的文化力量。人們不再只關心「買甚麼」，而開始關心「如何生活」。

在這背景下，《號外》可說開創了其時香港的媒體新品種：風格媒體。沒有另一本雜誌比《號外》更重視及談論STYLE了。STYLE在此，又演變成資本。但不要以為是單純的STYLE，而是強調STYLE必須伴隨ATTITUDE。

八十年代香港正是文化風格作為資本形成的重要時期。《號外》透過時裝專題、室內設計、建築、電影、攝影與飲食文化，建立一套新的品味系統。它讓讀者認識國際品牌，也介紹本地設計師；關注巴黎與東京，同時討論香港街頭文化。各種以「美學」之名的討論推陳出新，作者與編輯們熱烈地用左派理論批判消費主義之餘，轉身又有對往哪裡吃好穿好和入哪個私人會所的推介。

這種有容乃大的文化與消費實踐，伴隨的正是香港設計和視覺文化的日漸成熟。在媒體製作上，出現了更多對美術指導（ART DIRECTOR）、創作總監（CREATIVE DIRECTOR）等職位的關注，外行人對此仰慕，這些TITLE並成為了日後的文化明星。同一時期，大量剛畢業的人才投身到媒體這朝陽產業，從八十年代初的馮禮慈、練海棠、李志超、邵國華（中大系統）、周肅磐到年代末的黃源順、黎堅惠（港大系統），彷彿集合了陳冠中一代創始人的國際視野訴求，再添進這新一代本地大學的精英新血力量，在GLOCAL概念還未流行以前，就身體力行，創出一種屬於新一代的香港風格。那種青春自信，無人能敵。那也是香港的自信。

在新的媒體操作觀念下，雜誌頁面不再只是文字容器，而被視為綜合視覺創作空間。大幅攝影、留白設計、實驗排版以及跨頁影像逐漸普及。
這裡有一個重要的經濟基礎支撐著：八十年代消費與廣告產業高速成長。大量國際品牌進入香港市場，奢侈品、鐘錶、汽車、時裝與高級消費品廣告開始成為雜誌的重要收入來源。

香港亦建立起更完整的媒體收視率與發行量統計制度，使廣告投放更加「科學化」和量化，由此形成一個有助高端雜誌生存的獨特文化消費循環：
消費市場創造品牌收入；品牌收入支持廣告投放；廣告支撐媒體發展；媒體則進一步推廣風格、品味與消費。這時期的《號外》正是處於這個循環最重要的節點之上。種種發展，走到八十年代下半段，由《號外》歸納借用成一種新風格的寄望與標籤：優皮YUPPIES——年青都市專業人士。專不專業倒不用介意，但品味與消費實力不容有失。在變得更大，用紙更講究，印刷更精美的開本上，時尚被加倍放大，明星以至素人都LARGER-THAN-LIFE。突破框框的形象攝影與美術風格，讓每一幅肖像詮釋了該個時代勇猛而多元的創意，無論是誇張的妝容、深深的眼圈、驚喜的道具、赤裸的肌肉，還是企硬的膊頭衣墊。

1990年代：香港風格蔓延時

九十年代是香港文化影響力最強盛並蔓延至各地的高峰時期，也是香港風格完成定型的年代。

電影、電視、流行音樂、出版，通過其時更新的傳播形式（新的載體如VCD、DVD的普及，無論是合法或不合法地流通），不僅傳播到全球華語區，更進一步打進美國流行文化工業，滲進並某程度上改變了特別如荷李活的電影製作。《號外》此時也像一股代表其時香港那頑強的亞洲小龍力量般，加入了其時香港出版界罕有的遠征，於八十年代最後的一個月，推出了台灣版。不是遠距離的操作，而是由香港搭建團隊進駐台北，高舉優皮文化及市場盤算的周肅磐任總編輯兩邊兼顧，主編歐陽應霽派往台北完全在地，香港的美術總監ALONE CHAN也順勢移到台灣發展至今。那可說是《號外》作為香港文化代表的一次新的跨域登陸舉動，香港的平台，香港的風格，開始作為榜樣般輸出到其他華語社會。不為甚麼，只因為其他城市認為只有來自香港的品味才是大都會文化的借鏡。台灣只是第一步，再過十年，它將再以另種形式，乘著另一個時代風口，輸進到中國內地。

毫無疑問，那是九十年代香港的高峰時代，香港成為了亞洲文化市場最強的輸出者和展示舞台。要想在華語世界的文化市場中出頭，像必先在香港揚名及被世界看見。就正如今天回看起來的另一先見專題：1995年一月，《號外》的「中國搖滾樂勢力」封面報導，像宣告了中國流行文化改朝換代的新浪潮來臨。而剛好早一期的十二月號，則是形象煥然一新，經過《重慶森林》以後的王菲。

《號外》至此已建構了近二十年的香港風格，進一步收納為一套更實在的香港美學。

這種美學並非單一風格，而是一組文化特徵：

由半唐番的混雜語言與視野啟發，轉化至更不拘的（如周星馳作品）的語言運用；電影中生猛直接的表達方式，後來被美國電影學者大衛博維爾（David Bordwell）借用評論人的語句發揚光大為「盡皆過火，盡是顛狂」；但同時不忘帶自嘲的城市幽默，或對權威的鄙視；對國際潮流敏感之餘又不乏對本地及中國文化的自信。形象包裝上由髮型到服飾都走在亞洲前衛先驅，成為後來者韓國極力學習的對象。

這些特質同時出現在雜誌文章、廣告文案、電影對白、偶像形象與流行歌曲之中。尤如林憶蓮的唱片主題，強調的是「都市感覺」，延續優皮的血脈，是年青的大都市專業人士或品味階層所愛。表現在雜誌封面之上，是一代又一代青春迫人的新星登上舞台，以他們的髮型裝容定義了時尚風格。

七十年代的粗獷與街頭感、八十年代的闊肩西裝與濃烈輪廓，在九十年代被整理成今天被稱為「港風」的經典形象。當時的明星文化提供了最具體的示範。從劉德華、張學友、郭富城、黎明到金城武，其造型、髮型與穿衣方式均透過媒體大量傳播，成為亞洲各地年輕人的模仿對象。香港風格於此不再只是地方文化，而是成為了華語世界的普遍文化標準。

2000年代：後回歸時代與華人城市視野

1997年回歸固然是香港重要歷史事件，對香港社會與文化境遇而言，更深層的結構性轉變發生於二十一世紀初。面對真正的、尤如身體接觸式的文化與經濟互滲與磨擦，香港得開始重新思考自身在華人世界中的位置。2003年變成另一個充滿象徵意味的關口。今次的互動對象，即為中國內地。

2003年不僅有沙士，其後引發的香港發展路徑與社會系統範式的大轉移才是最翻天覆地的影響。此後，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關係進入新階段。再過不久，自由行開放，更緊密的經貿合作要來，文化產業和創作人北上變成了新風尚。

《號外》適逢其會，同年也成為中國內地媒體集團現代傳播（現為超媒體集團）的一份子。由此，取材視野上除了香港本地議題，更擴大了對北京、上海、台北以及其他華人城市的文化關注，並大量透過城市比較專題分析不同地區的文化特質。

這種視野轉變反映了一個重要事實：香港風格已不再是一座城市的孤立經驗，也非外地城市簡單消費過後卻不留痕跡的文化商品，而是華人現代城市文化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透過新的輸出與接收方式，開始在新的土壤裡生根，蛻變成另外一些新可能新物種。它不會以過往《號外》或香港的既有形式出現，但卻是啟發著新土壤中的新血脈。

透過跨城市比較，《號外》重新定義香港的價值，又重新替香港文化定位——香港不是唯一中心，再不作為單邊強勢輸出的出口，而是一個具有特殊歷史經驗與文化創造力的交匯點，既連結，又多向；既傳播，又吸收。

這種全球華語文化圈的大連結構想，於2008年北京奧運前後可說去到頂峰。2006年《號外》三十周年，當年完成了對塑造香港流行文化的經典ICON系列致敬過後，鏡頭與筆鋒已馬不停蹄轉向「大中華考掘」，參看的是其時大興土木的中國內地各後發城市的「後現代轉向」，當中包括新的星級建築師作品、老區保育與街區再造、鄉村再開發、傳統工藝活化等可能給到的參照或衝擊。城市比較學於《號外》與讀者，甚至是整個香港而言，傳達出來的訊息明確無誤：香港既非唯一和永遠領先，像一面鏡子，理應通過折射和反照去看真外部世界，特別是全球華人城市那飛快的發展蛻變。

2010年代：從消費美學到生活美學

全球金融危機過後，世界各地開始出現對消費主義和後資本主義的反思與新生活思潮。「慢生活」、「地方創生」、「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等概念逐漸進入主流文化視野。此階段，《號外》的選題與視覺風格亦隨之改變。
如果八、九十年代重視奢華、速度與都市感，那麼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文化風尚，毫無疑問則是往一種新生活價值轉移進發，表現為更關注自然、社區與人文價值。時尚語境中，重視談論環保與永續生產，開始講DRESS DOWN，GREEN FASHION；生態上講ECO-FRIENDLY；飲食文化則重新重視營養構成、土壤與產地，要ORGANIC，SLOW DINING，FROM FARM TO TABLE；社區開發要加強藝術與人文介入；設計強調材料來源與工藝過程；建築持續討論公共空間與地方記憶。

香港風格不再只是一種給人印象深刻的表面偶像包裝或城市美學，而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審美與可實踐於新生活態式中的生活哲學。期間，由台灣轉戰香港成為主編的張鐵志動用了台灣的資源，於此生活新價值的討論中，注入跨城的視野，擴闊了全球華人社會於此議題的討論與發展介紹。
同樣是對社區發展和社會議題的先鋒關注，當七十年代的注目點是有如中環之未來可能性，這期間《號外》的社會關注，則更多像「土地正義」、「街區書店」、「住屋政策」，反問香港是否一個快樂城市。

同時期另一位主創編輯NICO TANG歸納了其時的選題重點：
「除了主題故事之外，2015年我們每期都設有一個叫VOICE OF CITY的專題，讓社會上不同的弱勢社群可以在此發聲；2016年則開設了SOCIETY專題，以一期一個社區故事的方法，引發大家重新思考正出現在自己身邊的人和事。」

彷彿由過往的宏觀社會現象關注，轉移到更微觀的小故事，微歷史。一種更踏實可持續身體力行的新生活美學，展現於版面上是呈更樸素簡約的設計風格。

2020年代：尋找新香港到文化IP

疫情成為全球共同經歷的歷史時刻。當流動暫停，城市也再次開始重新審視自身。在數碼媒介，社交平台全面普及的今天，作為CITY MAGAZINE的先行者，除了須考慮城市在後疫情時代的新形態，也必須顧及雜誌或媒體的新角色。

如果要讓一個文化傳奇延續下去，究其本質，不單意味著保存其外在的產出與形態，而是得探討其內在精神的核心，以及憑甚麼傳承下去？
呂大樂在三十周年時有過精準觀察，《號外》固然早已超越傳統紙本刊物的範疇，以一個PROJECT的形式，辦過研討會、音樂會、講座、課程，出版「延伸」及「衍生」刊物。這PROJECT的概念，當加進今天更豐富的策展、文化活動、多媒體產出、社交推送等跨媒介表述後，用今天的語言，就是一個煥發新生文化IP生態圈。

這種媒體性質的轉變與香港自身的發展也平行出現，但在急促變化中，還是必須要找到不變的原動機，那創辦的初衷與延續的定位，當中，依靠的就是反問與確認，那起初創辦的精神本質為何。歷任元老其實都不同程度上避免細談這「初衷理念」，讓作品自己發聲，而最大力度上能多角度展示這精神本質的，即為其風格。讓風格代替講話。

它能否走向下一個五十年，有賴曾經成功並詮釋了香港風格的表述與視野，往後是否能持續及與時俱變。

此亦為當要訴說《號外》歷史，這第一個五十年的梳理思路，會用上「尋找風格」為主線。這裡說的風格，被界定為通過文字語言、視覺呈現（包括設計、攝影、漫畫等審美細節）去展示的香港流行與媒體文化美學。而文字語言這部分，呼應丘世文前文中的論點，除了外在上最易明瞭的中英夾雜口語交叉，更著重的實則為透過文字所帶出的多元價值的無界性，以至對本土議題的先見性。由此，「文字風」以半唐番作始，但真正討論的除了是行文用詞，還包括了議題的進步性（筆先鋒），以及對文體的更大自由度的演繹（由「寫己寫人」中帶個人觀點的人物訪談到「文字COSPLAY」），試看這種精神傳統，在此刻網絡潮語及短視頻世代，如何跟網絡原生社交語言和表情符號互動，甚至是AI技術下的表述革新，融滙成一套新的香港語言體系，並跨過五十年繼續走向未來。

另一樣賴以傳承的，便是時尚與流行觸覺，這敏感度於2020年代尤其重要，因為此刻無疑是香港由後過渡期全程進入新香港範式的轉折點。在電影、電視、音樂、設計等《號外》長年關注的不同創意領域中，過往的工業規則、觀眾喜好以至明星形象已然發生巨變。電視台再非當年大台隻手遮天，劇種也出現更多新可能；選秀育成取代了簡單的新秀比賽； 電影觀眾更愛在戲院謝票場中分享感想；明星也再非神秘莫測等待沙龍大片曝光。新的力量已冒起。可統稱作「後浪潮」的新一批導演（但其實大多有豐富行內資歷，只是新近才擔起導演崗位）紛紛拍出了像《窄路微塵》、《年少日記》、《破．地獄》到《夜王》等話題作或票房代表作；同時見證的是新世代演員的上位接班。當然更不會錯過創作歌手如王嘉爾、湯令山、TYSON YOSHI或偶像組合帶來的香港新世代音樂轉向。同樣是回應影視文化潮流，今次再非籌備電視人研討會，而是召集新世代影音創作人談網絡時代的短視頻創作潮。

這種對新面孔、新表現方式的關注，是2020年代香港最新銳的表述，透過新一代在電影、音樂行業的奮進，這階段也是香港演藝創作圈接班的日子。就如八十年代率先拍下劉德華、黃日華們青嫩的一刻，數年前《號外》曾關注的「新一代」演藝與創作人，從余香凝、廖子妤、鍾雪瑩、袁澧林、游學修到盧鎮業或江熚生，到今天不少已成業界中流砥柱。代代相傳足以成立，正在於縱或時光流逝，但精神核心不變。

「時代肖像」是對城市空間和新物種（新人素人等）的提前注目，回看這一代又一代肖像在封面上之誕生與流傳，除裝扮、造形各具時代感，深入細味的話，其實也是看著香港人精神面貌這五十年的演變。

香港風格作為時代精神

回顧五十年香港文化與風格簡史，《號外》最大要點看來並非創造某種固定風格，而是不斷捕捉每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香港城市文化精神——儘管這樣說，前輩們或會再次輕輕婉拒。

從七十年代的身份探索，到八十年代的品味建構；從九十年代的文化輸出，到新世紀的城市反思；從全球化到在地化，從消費文化到永續文化，但事實如是，《號外》始終站在香港文化變遷的前沿。而且經歷那麼多年，它仍然那麼自覺，常常喜歡談論自己——就如過往不知何時開始，香港人突然喜歡上談論自己一樣。

這裡雖然也花上不少篇幅介紹作為雜誌介體的版面設計特色，但「號外風格」從來不是某款字體、版面或攝影造型方式。正如你也難以將「香港風格」以某一特定美學來界定凝固。

這才去到所謂風格的所在：它是一種主動觀看世界的方法，而非反之的被觀察凝視的客體。換句話說，風格也就是某種主體性的體現。

相信國際視野與本土關懷可以並存；相信商業與文化能夠互相滋養；相信設計、文字、影像與思想共同構成了一座我們熱愛，叫香港的城市。如果說香港是一座不斷變幻的城市，那麼《號外》就是這座城市持續書寫自己的方式。

而HONG KONG STYLE，自覺地，正是在這五十年的不斷書寫之中形成、流轉，在天馬行空的想像力、自由奔放的無邊際、豐富的混雜與流動性之中，以只有「想不到」沒有「不敢做」的「咁都得」和CANDO精神去實踐，並被一代又一代人重新發明，但沒有可能被凝固。因為這不只是一本雜誌的五十年，而是香港文化如何被發明、被想像、被商品化，最後又被保存為集體記憶的五十年。哪怕是從來沒有《號外》去敲鑼打鼓，還是會有HONG KONG STYLE的確立與流傳，《號外》可能只是把它弄得COOL一點，與眾不同一些。但這不就是擁有自己的STYLE的要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