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宇掌故知多少：犯太歲點算好？

2025年02月21日

自古以來，民間相信當太歲運行到某個生肖的位置時，便會對該生肖造成不利。為改善運勢，不少香港人都會在農曆新年期間訪廟「攝太歲」求安心，當中黃大仙祠可說是最受歡迎的祠廟之一！作為大眾共同參拜的信俗，黃大仙是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

黃大仙原在廣州？
1921年之前，黃大仙廟是設在廣州的。當時廣州的政局非常複雜，差不多由軍閥割據，故每一個軍閥上臺，都隨意頒佈法令，乘機「刮龍」。當時軍閥陳炯明便乘着「破除迷信」之名霸佔廟產，拆去廟宇築馬路，或拆廟賣地建屋，黃大仙廟自然也受到影響。

六六年前「搬家」遷九龍
1921年初，本港紳商李亦梅、譚傑生、粱仁庵、郭述亭、張殿臣、陳柱石、唐麗泉等，把黃大仙接來香港，安奉在嗇色園內，才使黃大仙的仙蹟，得以惠及香港居民。

黃大仙廟本來不是全年開放？
嗇色園本來是上述幾位紳商的私人修道別墅，在接黃大仙來港之初時並不如今日任人參神，但因後來善信要求入廟參神者日眾，各紳商平日樂善好施，於是就定下開放時間，並將香火收入，撥充善舉，贈醫施藥，周年無間。到了1956年9月，黃大仙廟正式交東華三院接管。

圖文摘錄自魯金作品集系列——《香港廟宇閒談》

《香港廟宇閒談》魯金著
– 作者親身走遍港九新界，碑銘考古/田野調查/實地考察收集掌故
– 「廟趣」橫生，走筆所及乃至百年歷史古剎與隱跡方外的小廟
頁數：216
定價：港幣98元
按此線上購買

【電視劇名媛望族】舊時三妻四妾是常態？：從《香港社會掌故叢談》了解香港昔日婚姻制度

舊劇集《名媛望族》最近在Threads再度成為話題，劇中男主角（劉松仁飾）鍾卓萬與四位太太的愛恨情仇成為一大亮點。「妾侍」本是封建社會中的不文明產物，為什麼在早期的香港社會依然存在？由魯金所著的《香港社會掌故叢談》便有略談一二：「在開埠初期，香港並沒有制訂婚姻法。1852年3月16日，香港產生了有史以來第一條婚姻法，名為《香港婚姻條例》，主要是給予英人婚姻的合法權利，未能普及全港市民。1875年，港府才修改婚姻法，把華人也包括在內。 1875年的《婚姻條例》內容共38條，附表六張，由翌年3月1日起施行。當中規定『非基督教人士，依照其本身信奉之法律禮教結婚者』即視為合法婚姻。《大清律例》雖已被中國人廢棄了幾十年，但這是當時唯一視妾侍有合法地位的『法律』，因此男人仍可以『依照其本身信奉之法律禮教』為由迎娶妾侍。 1932年，香港頒行《離婚條例》及《香港離婚規程》，至此才有分居、婚姻無效、假處分令和確定離婚令等規定。戰後，很多婚姻訴訟及合法承繼人的訴訟案件中，辯護律師往往引用《大清律例》作為婚姻及合法繼承權的爭訟理由。這些爭訟大多是針對妾侍的合法地位而發，於是引起香港婦女界的注意。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婦女界幾乎每年發起廢妾運動，促使港府修正法律漏洞，確定一夫一妻制為合法的婚姻。經過多年的爭取，港府終於決定在1971年10月7日實行一夫一妻制，把妾侍摒出婚姻法之外。」 —— 《香港社會掌故叢談》收錄香港著名掌故家魯金有關本地社會發展的掌故文章，從人口、教育、經濟、治安等角度回溯本地百多年來的歷史變遷，助以理解香港發展至今的社會軌跡，作為觀察社會面貌之借鏡。作者：魯金頁數：280頁尺寸：145 x 210 mm定價：$108 按此線上購買

《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解構英國監獄的人道主義外衣

在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香港，監獄制度如何體現“人道”與“歧視”的矛盾？本文為蘇載玓博士所著的《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第四章〈英國對於香港監獄管理思維的優次〉小結，文中探討了“隔離制度”作為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在當時的殖民地香港的實踐卻流於形式，反映出英國殖民者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要探討英國的監獄改革過程，就不能不談備受推崇的隔離監獄紀律制度。它亦是在百年香港監獄發展過程中經常被“提起”的英國“國策”。簡單來說，隔離制度通過把囚犯彼此分隔開，以反思改造他們。反思的過程也包括其他元素，如：沉默、勞動與宗教灌輸等。英國監獄改革的起因並不是簡單的一兩個點子，而是整個歐洲大陸自由平等人權等思想激盪下的時代產物，當中包括對於監獄制度的關注。由於當時英國不是中央統籌，各郡城地方監獄奉行不同的紀律制度，靜默、獨處與集體制度等並行引發種種亂象，促使宗教改革家與監獄實務管理者在這個思想比較開放的年代攜手創立一套新的紀律制度——隔離制度。兩所新建的中央監獄的落成，使隔離制度成為 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其影響範圍甚至輻射到整個歐洲大陸與美洲。“分類”也是隔離制度包容的元素之一，雖然分類本身也曾是一個獨立的制度，但其單獨行事也是站不住腳的，最終融入隔離體系成為有機組成部分。當然，一個制度實行久了，必然會暴露自身的缺陷與弱點。打從一開始，要配合隔離制度，就要修建單人囚室，面臨比一般更高昂的建築成本，加上其他客觀因素，反對隔離制度的聲音開始增多。隨著英國 1877 年“監獄法令” 的出台，英國所有地方監獄都要遵從中央的監獄管理。隔離制度在英國的監獄改革中，亦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之後，新法已不再嚴格指令英國監獄實行隔離制度要求。英國本頓維爾監獄內的隔離囚室然而，該制度在香港的實踐卻從頭到尾都流於形式。英國對於香港監獄制度的要求，體現在本章花了不少篇幅描述的監獄年度報表中的問題上。不同樣式的兩份表格記載了在不同時期由不同監獄總監提供的答案，除了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當時監獄的情況外，最重要的是反映出殖民當局與倫敦對於監獄管理的不重視。報表每年按時遞交，但對於分類與隔離兩個制度的實踐情況卻語焉不詳，而且從來都沒有達標。這反映出殖民當局和倫敦對於堅持這兩個制度其實並不熱心，因為部分問題是關於用地短缺以及建築費高昂等。英國最初尚以委婉措辭來掩飾逃避問題的態度，畢竟當初也確實是因為缺乏理想的監獄選址，而後期則直言不願意投放資源，最終兩次廢棄昂船洲新監獄計劃，完全暴露了殖民統治者的典型心態，連在自己最推崇的人道主義上都不再掩飾，直截了當宣告連“人道主義”也分等次。麥當勞港督在回應殖民地部關於監獄紀律的質詢，其中包括嚴刑在監獄中經常 / 也許引致自殺的問題時，他冷酷地回應道：固然嚴格紀律或會引發自殺的傾向，但華人的自殺有異於歐洲人的自殺⋯⋯1 麥當勞（Richard G. MacDonnell）（1866–1872）擔任香港第七任港督 1875 年監獄調查委員會報告前言更直接了當宣稱：香港監獄中的囚犯絕大部分都是華人，監管他們的監獄人員不熟悉其語言，也不了解他們的品質性格，更無從稽考他們的過往，因此任何試圖提升他們的情操或道德水準的嘗試都只會是徒然。2 即便是具有前瞻視野及監獄管理經驗的監獄總監哥頓少將也直言不諱：香港的繁榮吸引了大量華人和其他國籍人士湧入，當中無可避免會有犯罪分子。後者慣受廣州或其他東方監獄的嚴峻刑罰，來到香港後，面對英國以文明與基督教為本的人道待遇和溫和制度，完全不能起到震懾成效。3 監禁的唯一震懾作用是“失去自由以及相關的樂趣”——這種只有我們西方族裔才會感覺到的損失，對於此處我們要應付的人卻是行不通的。4 但是，無論我們多希望以人道立場與深思來對待他們，考慮到他們自己的社群以及自身問題，如果這樣的待遇對他們來說是“奢侈享受”的話，我們就該對英國的準則做出調整⋯⋯根據我們的經驗，採取一些足以馴服與改造本國“最差勁的一群”罪犯的方法，而隔離監禁制度正是這首要的、最有力的制度。5 被視為香港洋商中最傑出的怡和大班的耆紫薇，在評議昂船洲再建計劃時直截了當地指出，香港的監獄對於華人囚犯來說太奢侈：“堅決反對擴建監獄，現有域多利監獄已足敷港籍囚犯之用。華人竊賊當施鞭刑後驅逐，再犯者公開鞭笞再逐。” 他完全反對在擴建監獄上投入任何資金，認為現有的域多利監獄對於真正來自香港的囚犯已經綽綽有餘，並希望殖民當局能夠對華人小偷盜賊施以鞭笞刑，然後將其驅逐出境，而不是關在監獄中餵飽他們。對於屢次潛返者，應公開鞭笞後再驅逐。6 昂船洲本是香港在那個時代全面實行隔離制度的唯一契機。在沒有取得九龍半島之前，港島用地緊張，而昂船洲的地理位置適宜，兼具日後擴展潛力。但兜兜轉轉多年以後，於 1938 年建成的香港監獄，仍然落址港島。 1868 年教育家兼改革家瑪麗．卡彭特對於印度艾哈邁達巴德監獄的記錄，與香港昂船洲的情境何其相似？既有空間可新建監獄，由有人力（勞役囚犯）可節省建築費，甚至監獄已經建好了，麥當勞港督卻因為對囚犯族裔的偏見（認為華人囚犯無法被改造更新），寧願放棄已建成的設施也不願長期投入，認為無需在香港實行隔離制度。倫敦對於這個瘋狂決定的默許，也大可以反映殖民統治者的基本心態。早期昂船洲地圖，來源：CO129/86, p.502 雖然在殖民統治期間，有一些肯為華人挺身而出的人物，如軒尼詩港督曾經力撐修新建監獄、改善囚犯待遇等，奈何他維護華人的立場招致不少反對，特別是如耆紫薇這類的洋商權貴抵制。因此軒尼詩提出的建議經常受到壓力，在香港立法局或英國議會舉步維艱。偶爾也有一些殖民地部的衛道之士提出意見，如倫敦殖民地部官員盧卡斯就曾反對 1875 年委員會加重鞭笞以增加香港監獄“震懾”功能的建議。他認為不能因為臨近國家的嚴刑，就讓英國在人道立場方面做出妥協，但最終不敵主流思維，只得同意將此舉暫時作為“實驗性質”。雖然隔離制度在英國本土已經過了最鼎盛的時期，但香港各監獄委員會的報告仍不時追憶其榮光，折射出倫敦本土對於這個經歷監獄改革、得來不易的隔離制度的微妙眷戀。但理論與實踐終究存在鴻溝。該制度不但在香港遇到很多現實困境，讓當權者卻步甚至妥協、放棄，在印度以及西澳更早的一些殖民統治區域同樣折戟。深入研究揭示，問題的根源並非地域差異，而是種族歧視使然——殖民統治者深信某些族群天生劣質，不能夠被“改造”。這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最終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注釋 1 MacDonnell to […]

香港萬聖節的全城焦點

每逢萬聖節，香港中環一帶便成為全城焦點，扮鬼扮馬的人群穿梭於半山的陡斜街道之間，塑造了香港萬聖節獨特的慶祝場景。由簡國軒（Michael）所著的《紙筆・香港：香港城市變遷的筆墨記錄》透過細膩的素描和生動的文字，記錄了從半山扶手電梯，到太平山街的唐樓群等獨具特色的城市空間：中環半山扶手電梯全長八百米、垂直差距達一百三十五米的中環半山扶手電梯，把半山和海旁的兩區連接起來，為居民創立了上班、生活和娛樂都是「十五分鐘」內的步行圈。起初這項巨大工程遭到居民反對，深怕高低起伏的架空天橋會破壞民居的景觀。最終，扶手電梯在1993年啟用，整個電梯系統由二十條行人電梯組成，扶手電梯在早上繁忙時間向下行方便居民上班，下午繁忙時間便會向上行方便市民消遣，這才慢慢被居民接受。時至今日，這座行人電梯成為了著名旅遊景點，以及許多國際城市規劃時借鑒的設計案例，展現了如何在有限的城市空間內疏通人流並改善社區環境。上環太平山街近年上環太平山街成為了市民和遊客常到的街區，這裏新派商店與街坊食肆並存，各式各樣的建築物交織在一起，車流量不多，有傳媒評選這條小街為「全球十大最型格街道」之一。在開埠初期，人們因中上環的貿易機會移居至太平山腳一帶，慢慢地形成密集的木屋唐樓群。1894年，鼠疫爆發，太平山街成為了重災區，政府隨後迫令華人聚居的幾百棟房屋全部拆掉，並規定建築之間的分間距離，希望透過加強住所空氣流通而減低疫症傳播風險。如今的太平山街，已全是由鋼筋水泥建成的唐樓，這些樓宇之間較為寬闊的距離，是十九世紀末香港城市發展史的重要印記。《紙筆・香港：香港城市變遷的筆墨紀錄》繪著：簡國軒頁數：288頁尺寸：148 × 210 mm定價：$238 按此線上購買

台灣「故事」網站創辦人涂豐恩博士推薦：《跨學科的思想史》

王汎森教授是當代華文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歷史學者，專長明清到近現代中國思想史、文化史。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跨學科的思想史》，則是以王汎森教授的學思經歷及成就為基礎而推出。台灣「故事」網站創辦人暨主編涂豐恩博士對《跨學科的思想史》如此評價：「《跨學科的思想史》觸及了眾多課題，也呈現作者對於研究方法的思考。王教授在書中並不拘泥於某一學派或研究方法，反而一再強調史無定法，歷史如風，『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人要怎麼捕捉風的形狀呢？歷史學者也是如此，因此更需要從多方面、多層次地思考歷史課題，借用各種思想資源來挖掘新的問題——這也是本書書名的意涵。本書幾個觀點和比喻特別有啟發性。比如，王教授一再強調，不能把歷史想成是單線前進，需要聽見歷史中的『主調』與『低音』。近代以來的思想史著述往往太過著眼於主調（比如對於五四與新文化運動的關注），而傾向把歷史簡單化、樣板化，忽略了無法被放進主流歷史框架中的角色。事實上，一個時代的眾多思想因素往往會多方激盪，往復來回，既彼此競爭，又相互影響，猶如棋盤對弈。歷史學者必須具有全局觀，著眼整個棋盤的動態。王教授也提到『史事的邏輯』與『史家的邏輯』之間的落差。正所謂『有知』之人無法想像『無知』的狀態，歷史學者往往很難不被後見之明所影響。一旦知道結局，所有細節都理所當然的向終點奔去，就忽略了歷史過程中的各種偶然與意外。歷史的主流未必是一夕之間成形，有時是涓滴溪流，逐漸累積，因為某個機緣，化為滔天洪水。若沒聽見歷史中的低音，往往就無法理解或誤解歷史的動態。歷史研究並非門檻特別高的學問，但一份研究的好壞、是否能有廣泛的影響力，最終往往取決於是否能以小見大，把握著複雜歷史局面的關鍵。」《跨學科的思想史》王汎森著、謝偉傑編開度：140mm × 210mm頁數：208定價：港幣128元按此線上購買

沒有「她」，就沒有今時今日的銅鑼灣？

黃蘭芳，在傳統禮教下沒機會認字受教育，卻在關鍵時刻帶領家族渡過難關，夷平利園山，成就今日的銅鑼灣。由北山堂基金策劃、王國璋及鄭宏泰博士所著的《愚公不愚—利氏家族與香港世紀變遷》，爬梳大量的一手史料及訪談，娓娓道出利氏家族由販售鴉片起家到重振家業的故事，當中亦包括黃蘭芳這位家族中的傳奇女性。 1928年4月30日，香港鴉片大王利希慎在中環遇刺身亡，黃蘭芳頓時擔起一家之主之務，處理利希慎家族中的所有事務。黃蘭芳出身廣東台山的某家地方大戶，自幼纏足，在傳統禮教下只能當個閨女，沒機會認字受教育。利希慎去世事出突然，黃蘭芳雖因此焦頭爛額，卻堅持辦好亡夫利希慎的葬禮，由入殮至出殯的所有事務都一力承擔。香港西報《士蔑報》曾譽之為「最費心籌辦、耗資最鉅的華人葬禮之一」。及後，黃蘭芳窮於應付大量她本來並不熟悉的事務，其中最大的挑戰，莫過於解決利希慎鉅額貸款的還款安排。利希慎置業公司因有大批土地欠下巨債，保守估計，利家當時的債務總額接近400萬港元。裕成公司股東團更曾登報向黃蘭芳喊話討債，讓黃蘭芳心理上承受巨大壓力。究竟是要變賣大量物業償債，讓利家重新出發，還是該為了盡量保全利家的物業，設法重組債務，並以物業租金和利舞臺等生意的收入來長期還貸、儉省度日？考慮到房地產已經成為利氏家族的主要業務，黃蘭芳最終堅持不變賣任何產業，靠收租償押，保留利家實力。戰後，黃蘭芳在長子利銘澤的鼓勵下命人夷平利園山，大力發展銅鑼灣，最終利氏家族得以重振家業，成為銅鑼灣的大地主。時代不斷演變，但願今日的女性面對着事業、家庭和人際等種種的挑戰，亦能衝破限制，活出心目中理想的自己。（以上部份內容節錄自《愚公不愚—利氏家族與香港世紀變遷》〉閱讀推薦《愚公不愚—利氏家族與香港世紀變遷》策劃：北山堂基金作者：王國璋、鄭宏泰頁數：512開度：185 x 250mm定價：港幣$198元按此線上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