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宇掌故知多少：犯太歲點算好？

2025年02月21日

自古以來，民間相信當太歲運行到某個生肖的位置時，便會對該生肖造成不利。為改善運勢，不少香港人都會在農曆新年期間訪廟「攝太歲」求安心，當中黃大仙祠可說是最受歡迎的祠廟之一！作為大眾共同參拜的信俗，黃大仙是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

黃大仙原在廣州？
1921年之前，黃大仙廟是設在廣州的。當時廣州的政局非常複雜，差不多由軍閥割據，故每一個軍閥上臺，都隨意頒佈法令，乘機「刮龍」。當時軍閥陳炯明便乘着「破除迷信」之名霸佔廟產，拆去廟宇築馬路，或拆廟賣地建屋，黃大仙廟自然也受到影響。

六六年前「搬家」遷九龍
1921年初，本港紳商李亦梅、譚傑生、粱仁庵、郭述亭、張殿臣、陳柱石、唐麗泉等，把黃大仙接來香港，安奉在嗇色園內，才使黃大仙的仙蹟，得以惠及香港居民。

黃大仙廟本來不是全年開放？
嗇色園本來是上述幾位紳商的私人修道別墅，在接黃大仙來港之初時並不如今日任人參神，但因後來善信要求入廟參神者日眾，各紳商平日樂善好施，於是就定下開放時間，並將香火收入，撥充善舉，贈醫施藥，周年無間。到了1956年9月，黃大仙廟正式交東華三院接管。

圖文摘錄自魯金作品集系列——《香港廟宇閒談》

《香港廟宇閒談》魯金著
– 作者親身走遍港九新界，碑銘考古/田野調查/實地考察收集掌故
– 「廟趣」橫生，走筆所及乃至百年歷史古剎與隱跡方外的小廟
頁數：216
定價：港幣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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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史必讀：為什麼高麗王朝能在亂世下䇄立不倒？

10至14世紀間，高麗歷經五代十國、遼、宋、金、元、明等政權之更迭與並存。每當東亞政治版圖劇變，皆對高麗產生不同程度之影響。首先，契丹、女真、蒙古等強勢遊牧、漁獵民族，於其崛起擴張之際，皆曾對朝鮮半島懷有覬覦之心，對高麗進行不同程度之侵犯。另一方面，中原的政權更替對高麗也產生了影響，北方的契丹、金朝和中原的五代、宋朝等相互爭奪霸權時，競相與高麗聯合，因此高麗的國際地位有所提升；相反，當元、明等統一王朝出現時，對高麗而言，來自中原的外交壓力也會相對增大。不過，高麗善於因勢利導，往往能將地緣政治環境之挑戰巧妙轉化為機遇，試圖在環伺之大國中保持平衡，臣服於遼、金、明之同時，亦努力與北宋、南宋、北元等保持聯繫，希冀各方互相牽制，避免被單一勢力完全控制或過度依賴一方，從而保持自身之相對獨立性。《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高麗篇）》跳出國家之間的關係史或交流史的單一框架，根據高麗不同時期的外交格局劃分為十個主題，以現代的角度重新審視高麗時代的外交及對外關係：第一章、高麗時代對外關係與外交史總論第二章、高麗初期與中國的外交第三章、高麗與契丹（遼）的外交第四章、高麗與宋朝的外交第五章、高麗與金的外交第六章、高麗對蒙古的抗爭與外交第七章、高麗與蒙古（元）的外交第八章、高麗與周邊民族的外交及戰爭第九章、高麗與日本的外交及倭寇第十章、高麗與明的外交及矛盾主編簡介李鎮漢韓國高麗大學韓國史學系教授、韓國海洋史學會會長、韓國歷史研究會前會長，研究方向為高麗時代史、中韓關係史、海洋史等，著有《高麗時代宋商往來研究》、《高麗時代貿易與海洋》、《高麗時代對外交流史研究》、《高麗前期官職與俸祿關係研究》等。《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高麗篇）》主編：李鎮漢翻譯：戴琳劍、李廷青、周鵾、林金彪、成姬蘭、魏晨光、王天泉頁數：336頁定價：港幣148元

日本早稻田大學講師陳健成推薦：《變異：日本二千年》

一本「通書」讀日本？日本研究學者李永晶所著的《變異：日本二千年》融歷史、政治、經濟、文化於一爐，集中、西視角看日本的二度崛起之路，堪稱日本的「全息導覽」。日本早稻田大學兼任講師兼讀者之一的陳健成老師閱後傳來書評，從書本脈絡、內容及撰寫方式侃侃而談：「本書從『風土』、『神祇』到『恥感』、『儀式』等梳理日本歷史，更深入剖析日本文化獨特性的多重要素。諸如日語文字如何形塑日本人思維，及『加拉帕戈斯化』與科技發展關聯等，可見作者從社會學、人類學角度的獨特分析。作者立足『東亞世界體系』，破除中日之間『師生關係』的迷思，呈現兩國之間共生而有所差異的關係，更進一步指出日本『異質性』乃東亞文明與西方文明交織之結果。以『清寂』、『恥感』揭示日本美學根源，透過『變態』標籤探討其社會原理，『爆買』則成文化意涵的具體展現。書中處處以小見大，以解析日本社會結構與國民性。本書更藉由對話模式，以日本作為一面鏡子，省察自身文明的狀況，體現了作者對人文的高度關懷。對研究日本文化者而言，不僅能深入瞭解日本獨特性，也能藉此反觀自身文明的特質。」《變異：日本二千年》李永晶著頁數：480頁定價：港幣168元按此線上購買

【今日中國】地圖中的澳門風物與獨特城市史

「澳門有不一般的歷史，和不一般的城市特徵。這些特別之處，很淸楚地表現在一系列中西方的歷史圖像中。而且這個現象在世界眾多城市中，惟澳門獨有。」資深城市研究學者薛鳳旋繼《澳門五百年》後，再次以「澳門史」為題推出新著《澳門三百年極簡史》。

《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解構英國監獄的人道主義外衣

在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香港，監獄制度如何體現“人道”與“歧視”的矛盾？本文為蘇載玓博士所著的《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第四章〈英國對於香港監獄管理思維的優次〉小結，文中探討了“隔離制度”作為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在當時的殖民地香港的實踐卻流於形式，反映出英國殖民者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要探討英國的監獄改革過程，就不能不談備受推崇的隔離監獄紀律制度。它亦是在百年香港監獄發展過程中經常被“提起”的英國“國策”。簡單來說，隔離制度通過把囚犯彼此分隔開，以反思改造他們。反思的過程也包括其他元素，如：沉默、勞動與宗教灌輸等。英國監獄改革的起因並不是簡單的一兩個點子，而是整個歐洲大陸自由平等人權等思想激盪下的時代產物，當中包括對於監獄制度的關注。由於當時英國不是中央統籌，各郡城地方監獄奉行不同的紀律制度，靜默、獨處與集體制度等並行引發種種亂象，促使宗教改革家與監獄實務管理者在這個思想比較開放的年代攜手創立一套新的紀律制度——隔離制度。兩所新建的中央監獄的落成，使隔離制度成為 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其影響範圍甚至輻射到整個歐洲大陸與美洲。“分類”也是隔離制度包容的元素之一，雖然分類本身也曾是一個獨立的制度，但其單獨行事也是站不住腳的，最終融入隔離體系成為有機組成部分。當然，一個制度實行久了，必然會暴露自身的缺陷與弱點。打從一開始，要配合隔離制度，就要修建單人囚室，面臨比一般更高昂的建築成本，加上其他客觀因素，反對隔離制度的聲音開始增多。隨著英國 1877 年“監獄法令” 的出台，英國所有地方監獄都要遵從中央的監獄管理。隔離制度在英國的監獄改革中，亦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之後，新法已不再嚴格指令英國監獄實行隔離制度要求。英國本頓維爾監獄內的隔離囚室然而，該制度在香港的實踐卻從頭到尾都流於形式。英國對於香港監獄制度的要求，體現在本章花了不少篇幅描述的監獄年度報表中的問題上。不同樣式的兩份表格記載了在不同時期由不同監獄總監提供的答案，除了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當時監獄的情況外，最重要的是反映出殖民當局與倫敦對於監獄管理的不重視。報表每年按時遞交，但對於分類與隔離兩個制度的實踐情況卻語焉不詳，而且從來都沒有達標。這反映出殖民當局和倫敦對於堅持這兩個制度其實並不熱心，因為部分問題是關於用地短缺以及建築費高昂等。英國最初尚以委婉措辭來掩飾逃避問題的態度，畢竟當初也確實是因為缺乏理想的監獄選址，而後期則直言不願意投放資源，最終兩次廢棄昂船洲新監獄計劃，完全暴露了殖民統治者的典型心態，連在自己最推崇的人道主義上都不再掩飾，直截了當宣告連“人道主義”也分等次。麥當勞港督在回應殖民地部關於監獄紀律的質詢，其中包括嚴刑在監獄中經常 / 也許引致自殺的問題時，他冷酷地回應道：固然嚴格紀律或會引發自殺的傾向，但華人的自殺有異於歐洲人的自殺⋯⋯1 麥當勞（Richard G. MacDonnell）（1866–1872）擔任香港第七任港督 1875 年監獄調查委員會報告前言更直接了當宣稱：香港監獄中的囚犯絕大部分都是華人，監管他們的監獄人員不熟悉其語言，也不了解他們的品質性格，更無從稽考他們的過往，因此任何試圖提升他們的情操或道德水準的嘗試都只會是徒然。2 即便是具有前瞻視野及監獄管理經驗的監獄總監哥頓少將也直言不諱：香港的繁榮吸引了大量華人和其他國籍人士湧入，當中無可避免會有犯罪分子。後者慣受廣州或其他東方監獄的嚴峻刑罰，來到香港後，面對英國以文明與基督教為本的人道待遇和溫和制度，完全不能起到震懾成效。3 監禁的唯一震懾作用是“失去自由以及相關的樂趣”——這種只有我們西方族裔才會感覺到的損失，對於此處我們要應付的人卻是行不通的。4 但是，無論我們多希望以人道立場與深思來對待他們，考慮到他們自己的社群以及自身問題，如果這樣的待遇對他們來說是“奢侈享受”的話，我們就該對英國的準則做出調整⋯⋯根據我們的經驗，採取一些足以馴服與改造本國“最差勁的一群”罪犯的方法，而隔離監禁制度正是這首要的、最有力的制度。5 被視為香港洋商中最傑出的怡和大班的耆紫薇，在評議昂船洲再建計劃時直截了當地指出，香港的監獄對於華人囚犯來說太奢侈：“堅決反對擴建監獄，現有域多利監獄已足敷港籍囚犯之用。華人竊賊當施鞭刑後驅逐，再犯者公開鞭笞再逐。” 他完全反對在擴建監獄上投入任何資金，認為現有的域多利監獄對於真正來自香港的囚犯已經綽綽有餘，並希望殖民當局能夠對華人小偷盜賊施以鞭笞刑，然後將其驅逐出境，而不是關在監獄中餵飽他們。對於屢次潛返者，應公開鞭笞後再驅逐。6 昂船洲本是香港在那個時代全面實行隔離制度的唯一契機。在沒有取得九龍半島之前，港島用地緊張，而昂船洲的地理位置適宜，兼具日後擴展潛力。但兜兜轉轉多年以後，於 1938 年建成的香港監獄，仍然落址港島。 1868 年教育家兼改革家瑪麗．卡彭特對於印度艾哈邁達巴德監獄的記錄，與香港昂船洲的情境何其相似？既有空間可新建監獄，由有人力（勞役囚犯）可節省建築費，甚至監獄已經建好了，麥當勞港督卻因為對囚犯族裔的偏見（認為華人囚犯無法被改造更新），寧願放棄已建成的設施也不願長期投入，認為無需在香港實行隔離制度。倫敦對於這個瘋狂決定的默許，也大可以反映殖民統治者的基本心態。早期昂船洲地圖，來源：CO129/86, p.502 雖然在殖民統治期間，有一些肯為華人挺身而出的人物，如軒尼詩港督曾經力撐修新建監獄、改善囚犯待遇等，奈何他維護華人的立場招致不少反對，特別是如耆紫薇這類的洋商權貴抵制。因此軒尼詩提出的建議經常受到壓力，在香港立法局或英國議會舉步維艱。偶爾也有一些殖民地部的衛道之士提出意見，如倫敦殖民地部官員盧卡斯就曾反對 1875 年委員會加重鞭笞以增加香港監獄“震懾”功能的建議。他認為不能因為臨近國家的嚴刑，就讓英國在人道立場方面做出妥協，但最終不敵主流思維，只得同意將此舉暫時作為“實驗性質”。雖然隔離制度在英國本土已經過了最鼎盛的時期，但香港各監獄委員會的報告仍不時追憶其榮光，折射出倫敦本土對於這個經歷監獄改革、得來不易的隔離制度的微妙眷戀。但理論與實踐終究存在鴻溝。該制度不但在香港遇到很多現實困境，讓當權者卻步甚至妥協、放棄，在印度以及西澳更早的一些殖民統治區域同樣折戟。深入研究揭示，問題的根源並非地域差異，而是種族歧視使然——殖民統治者深信某些族群天生劣質，不能夠被“改造”。這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最終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注釋 1 MacDonnell to […]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為什麼我們仍然要閱讀？

4月23日是英國著名文學作家莎士比亞的忌辰，同時亦是不少傑出作家誕生或辭世的日子。正因「4．23」在文學界的特殊意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5年把其為「世界閱讀日」，倡導閱讀和寫作的價值。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串流平台、短影音大行其道，為什麼我們仍要閱讀？香港著名作家也斯曾在著作《書與城市》的序中寫道：「比較不同的書本，猶如比較城市，書本有書本的矛盾，城市有城市的，找尋一種觀看的方法，城市是書本的背景，影響了書本的產生。」書本是世界的縮影，通過閱讀，我們可超越時間的限制，探索影像以外的世界。文學及歷史評論人曾卓然多年來從不同的文學書籍、歷史著作和影視作品中，識到各個作家筆下的匠心構思和時代理肌，也意會到閱讀所帶來的享受：「探索的目的在於了解人與地方的種種經驗與感受而經驗、感覺是一支支射燈，不斷照清遠去的歷史碎片；如果真的可以的話，成為另一種了解那個時代的方法。」在最新著作《閱讀，探索世界的方式》中，曾卓然將多年來的閱讀經驗與心得集結成55篇短文章，並以時間為線選出、劃分和介紹本地出版的書籍。書末更貼心地附上推薦書單，讓有興趣的讀者能自行到書店購買。《閱讀，探索世界的方式》作者：曾卓然頁數：264頁開度：130 × 190 mm定價：港幣98元按此線上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