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宇掌故知多少：犯太歲點算好？

2025年02月21日

自古以來，民間相信當太歲運行到某個生肖的位置時，便會對該生肖造成不利。為改善運勢，不少香港人都會在農曆新年期間訪廟「攝太歲」求安心，當中黃大仙祠可說是最受歡迎的祠廟之一！作為大眾共同參拜的信俗，黃大仙是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

黃大仙原在廣州？
1921年之前，黃大仙廟是設在廣州的。當時廣州的政局非常複雜，差不多由軍閥割據，故每一個軍閥上臺，都隨意頒佈法令，乘機「刮龍」。當時軍閥陳炯明便乘着「破除迷信」之名霸佔廟產，拆去廟宇築馬路，或拆廟賣地建屋，黃大仙廟自然也受到影響。

六六年前「搬家」遷九龍
1921年初，本港紳商李亦梅、譚傑生、粱仁庵、郭述亭、張殿臣、陳柱石、唐麗泉等，把黃大仙接來香港，安奉在嗇色園內，才使黃大仙的仙蹟，得以惠及香港居民。

黃大仙廟本來不是全年開放？
嗇色園本來是上述幾位紳商的私人修道別墅，在接黃大仙來港之初時並不如今日任人參神，但因後來善信要求入廟參神者日眾，各紳商平日樂善好施，於是就定下開放時間，並將香火收入，撥充善舉，贈醫施藥，周年無間。到了1956年9月，黃大仙廟正式交東華三院接管。

圖文摘錄自魯金作品集系列——《香港廟宇閒談》

《香港廟宇閒談》魯金著
– 作者親身走遍港九新界，碑銘考古/田野調查/實地考察收集掌故
– 「廟趣」橫生，走筆所及乃至百年歷史古剎與隱跡方外的小廟
頁數：216
定價：港幣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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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歷史成為「迷題」，我們如何用文學繼續追問？

1949年4月6日凌晨，200多位台灣學生被軍警直接逮捕，他們被控涉嫌「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搗毀公署、私擅拘禁執行公務之人員」等罪名。事件發生後，學校在政府督導下成立「整頓學風委員會」重新審核學生資格，被除名的學生多達36名，被補學生陸續被起訴或遭到以各種罪名的「二度逮捕」。校園的校風轉趨保守，學術自由深受反共教育干預，白色恐怖在校園蔓延，史稱「四六事件」。若不惜憾事只成為過去，我們又該如何追憶下去，讓世人記住歷史？「其實，我之所寫，不是要刻意宣傳什麼理念，而是現實存在但以前不能談，一般人也不知道的一段台灣史而已。我之所以會一直寫它，當然是因為對它有一定的認識與感情，更因為它對台灣社會以及兩岸關係的今天或者未來都有很重要的以史為鑒的意義，因此希望有更多關心台灣問題終極解決的人可以通過具有審美價值的小說來理解它的意義。」 ——藍博洲，輯錄自《台北戀人》港版自序由台灣作家藍博洲所著的長篇小說《台北戀人》，在多年蒐集四六事件歷史證言與相關史料的基礎上寫成。全書以第一人稱敘事，講述一位老婦人從北京回到台灣，逐一探訪當事人，尋找五十年前失蹤的戀人，揭開四六學運前後的塵封記憶。而在輔線中，九十年代的台灣大學生發起了解禁平反運動，以獨特的視角解讀白色恐怖下的台灣學生運動。《台北戀人》作者：藍博洲頁數：440頁開度：140 x 200 mm定價：港幣148元按此線上購買

探研中世東亞歷史及國際關係的必讀之選

負責本書翻譯及校譯工作的李廷青教授在〈中文版序一〉內，以『變與不變：夾縫中生存之高麗』來形容韓國高麗王朝對外關係發展之特點，可謂一語中的……

【電視劇名媛望族】舊時三妻四妾是常態？：從《香港社會掌故叢談》了解香港昔日婚姻制度

舊劇集《名媛望族》最近在Threads再度成為話題，劇中男主角（劉松仁飾）鍾卓萬與四位太太的愛恨情仇成為一大亮點。「妾侍」本是封建社會中的不文明產物，為什麼在早期的香港社會依然存在？由魯金所著的《香港社會掌故叢談》便有略談一二：「在開埠初期，香港並沒有制訂婚姻法。1852年3月16日，香港產生了有史以來第一條婚姻法，名為《香港婚姻條例》，主要是給予英人婚姻的合法權利，未能普及全港市民。1875年，港府才修改婚姻法，把華人也包括在內。 1875年的《婚姻條例》內容共38條，附表六張，由翌年3月1日起施行。當中規定『非基督教人士，依照其本身信奉之法律禮教結婚者』即視為合法婚姻。《大清律例》雖已被中國人廢棄了幾十年，但這是當時唯一視妾侍有合法地位的『法律』，因此男人仍可以『依照其本身信奉之法律禮教』為由迎娶妾侍。 1932年，香港頒行《離婚條例》及《香港離婚規程》，至此才有分居、婚姻無效、假處分令和確定離婚令等規定。戰後，很多婚姻訴訟及合法承繼人的訴訟案件中，辯護律師往往引用《大清律例》作為婚姻及合法繼承權的爭訟理由。這些爭訟大多是針對妾侍的合法地位而發，於是引起香港婦女界的注意。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婦女界幾乎每年發起廢妾運動，促使港府修正法律漏洞，確定一夫一妻制為合法的婚姻。經過多年的爭取，港府終於決定在1971年10月7日實行一夫一妻制，把妾侍摒出婚姻法之外。」 —— 《香港社會掌故叢談》收錄香港著名掌故家魯金有關本地社會發展的掌故文章，從人口、教育、經濟、治安等角度回溯本地百多年來的歷史變遷，助以理解香港發展至今的社會軌跡，作為觀察社會面貌之借鏡。作者：魯金頁數：280頁尺寸：145 x 210 mm定價：$108 按此線上購買

【電影迷必讀】尋秦前你要知：秦王嬴政不相信任何人？

相隔25年，《尋秦記》電影登上大銀幕的首日即破千萬票房。到底歷史中的秦始皇又是一個怎樣的人物？由鄭連根所著的《一本讀懂秦漢中國》，便提到秦始皇性格多疑陰沉，不但是丞相、身邊人，甚至連自己的兒子也信不過： 1. 不讓人知道自己在哪裏秦始皇在咸陽周圍建了兩百七十多座宮觀，以複道、甬道相連，他想去哪裏就去哪裏，辦公地點不固定，休息場所也不固定，故意讓人不知道他在哪裏。 2.寧可錯殺三千，也不可使一人漏網有一次，秦始皇看到丞相李斯出行時排場很大，心裏不高興，現場有人得知後告訴了丞相李斯。李斯聽說後立馬減少了自己出行時跟隨的車騎。這本來是一件好事。可秦始皇仍然不高興了，認為跟隨他的人泄露了他的話，然後便審查到底是誰泄露了機密，結果沒人承認，他便把他身邊的人全部殺掉。 3.發怒時連親生兒子也不放過秦始皇坑殺儒生時，長子扶蘇勸諫他說：「儒生都讀孔子的書，學習孔子的為人。皇上你現在全靠法令來管束百姓，我怕這不是讓天下安定的長久之計。」秦始皇聽罷後怒了，把扶蘇打發到上郡，把接班人送到去邊疆做監軍。《一本讀懂秦漢中國》鄭連根著書寫秦始皇創建大一統的帝國制度到外戚王莽篡奪西漢這段歷史時期，重點分析當代皇帝有沒有做好本職，細數他們的治國方針、施政理念、人才任用及性格等成敗因素。頁數：320頁定價：$108按此線上購買

《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解構英國監獄的人道主義外衣

在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香港，監獄制度如何體現“人道”與“歧視”的矛盾？本文為蘇載玓博士所著的《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第四章〈英國對於香港監獄管理思維的優次〉小結，文中探討了“隔離制度”作為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在當時的殖民地香港的實踐卻流於形式，反映出英國殖民者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要探討英國的監獄改革過程，就不能不談備受推崇的隔離監獄紀律制度。它亦是在百年香港監獄發展過程中經常被“提起”的英國“國策”。簡單來說，隔離制度通過把囚犯彼此分隔開，以反思改造他們。反思的過程也包括其他元素，如：沉默、勞動與宗教灌輸等。英國監獄改革的起因並不是簡單的一兩個點子，而是整個歐洲大陸自由平等人權等思想激盪下的時代產物，當中包括對於監獄制度的關注。由於當時英國不是中央統籌，各郡城地方監獄奉行不同的紀律制度，靜默、獨處與集體制度等並行引發種種亂象，促使宗教改革家與監獄實務管理者在這個思想比較開放的年代攜手創立一套新的紀律制度——隔離制度。兩所新建的中央監獄的落成，使隔離制度成為 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其影響範圍甚至輻射到整個歐洲大陸與美洲。“分類”也是隔離制度包容的元素之一，雖然分類本身也曾是一個獨立的制度，但其單獨行事也是站不住腳的，最終融入隔離體系成為有機組成部分。當然，一個制度實行久了，必然會暴露自身的缺陷與弱點。打從一開始，要配合隔離制度，就要修建單人囚室，面臨比一般更高昂的建築成本，加上其他客觀因素，反對隔離制度的聲音開始增多。隨著英國 1877 年“監獄法令” 的出台，英國所有地方監獄都要遵從中央的監獄管理。隔離制度在英國的監獄改革中，亦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之後，新法已不再嚴格指令英國監獄實行隔離制度要求。英國本頓維爾監獄內的隔離囚室然而，該制度在香港的實踐卻從頭到尾都流於形式。英國對於香港監獄制度的要求，體現在本章花了不少篇幅描述的監獄年度報表中的問題上。不同樣式的兩份表格記載了在不同時期由不同監獄總監提供的答案，除了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當時監獄的情況外，最重要的是反映出殖民當局與倫敦對於監獄管理的不重視。報表每年按時遞交，但對於分類與隔離兩個制度的實踐情況卻語焉不詳，而且從來都沒有達標。這反映出殖民當局和倫敦對於堅持這兩個制度其實並不熱心，因為部分問題是關於用地短缺以及建築費高昂等。英國最初尚以委婉措辭來掩飾逃避問題的態度，畢竟當初也確實是因為缺乏理想的監獄選址，而後期則直言不願意投放資源，最終兩次廢棄昂船洲新監獄計劃，完全暴露了殖民統治者的典型心態，連在自己最推崇的人道主義上都不再掩飾，直截了當宣告連“人道主義”也分等次。麥當勞港督在回應殖民地部關於監獄紀律的質詢，其中包括嚴刑在監獄中經常 / 也許引致自殺的問題時，他冷酷地回應道：固然嚴格紀律或會引發自殺的傾向，但華人的自殺有異於歐洲人的自殺⋯⋯1 麥當勞（Richard G. MacDonnell）（1866–1872）擔任香港第七任港督 1875 年監獄調查委員會報告前言更直接了當宣稱：香港監獄中的囚犯絕大部分都是華人，監管他們的監獄人員不熟悉其語言，也不了解他們的品質性格，更無從稽考他們的過往，因此任何試圖提升他們的情操或道德水準的嘗試都只會是徒然。2 即便是具有前瞻視野及監獄管理經驗的監獄總監哥頓少將也直言不諱：香港的繁榮吸引了大量華人和其他國籍人士湧入，當中無可避免會有犯罪分子。後者慣受廣州或其他東方監獄的嚴峻刑罰，來到香港後，面對英國以文明與基督教為本的人道待遇和溫和制度，完全不能起到震懾成效。3 監禁的唯一震懾作用是“失去自由以及相關的樂趣”——這種只有我們西方族裔才會感覺到的損失，對於此處我們要應付的人卻是行不通的。4 但是，無論我們多希望以人道立場與深思來對待他們，考慮到他們自己的社群以及自身問題，如果這樣的待遇對他們來說是“奢侈享受”的話，我們就該對英國的準則做出調整⋯⋯根據我們的經驗，採取一些足以馴服與改造本國“最差勁的一群”罪犯的方法，而隔離監禁制度正是這首要的、最有力的制度。5 被視為香港洋商中最傑出的怡和大班的耆紫薇，在評議昂船洲再建計劃時直截了當地指出，香港的監獄對於華人囚犯來說太奢侈：“堅決反對擴建監獄，現有域多利監獄已足敷港籍囚犯之用。華人竊賊當施鞭刑後驅逐，再犯者公開鞭笞再逐。” 他完全反對在擴建監獄上投入任何資金，認為現有的域多利監獄對於真正來自香港的囚犯已經綽綽有餘，並希望殖民當局能夠對華人小偷盜賊施以鞭笞刑，然後將其驅逐出境，而不是關在監獄中餵飽他們。對於屢次潛返者，應公開鞭笞後再驅逐。6 昂船洲本是香港在那個時代全面實行隔離制度的唯一契機。在沒有取得九龍半島之前，港島用地緊張，而昂船洲的地理位置適宜，兼具日後擴展潛力。但兜兜轉轉多年以後，於 1938 年建成的香港監獄，仍然落址港島。 1868 年教育家兼改革家瑪麗．卡彭特對於印度艾哈邁達巴德監獄的記錄，與香港昂船洲的情境何其相似？既有空間可新建監獄，由有人力（勞役囚犯）可節省建築費，甚至監獄已經建好了，麥當勞港督卻因為對囚犯族裔的偏見（認為華人囚犯無法被改造更新），寧願放棄已建成的設施也不願長期投入，認為無需在香港實行隔離制度。倫敦對於這個瘋狂決定的默許，也大可以反映殖民統治者的基本心態。早期昂船洲地圖，來源：CO129/86, p.502 雖然在殖民統治期間，有一些肯為華人挺身而出的人物，如軒尼詩港督曾經力撐修新建監獄、改善囚犯待遇等，奈何他維護華人的立場招致不少反對，特別是如耆紫薇這類的洋商權貴抵制。因此軒尼詩提出的建議經常受到壓力，在香港立法局或英國議會舉步維艱。偶爾也有一些殖民地部的衛道之士提出意見，如倫敦殖民地部官員盧卡斯就曾反對 1875 年委員會加重鞭笞以增加香港監獄“震懾”功能的建議。他認為不能因為臨近國家的嚴刑，就讓英國在人道立場方面做出妥協，但最終不敵主流思維，只得同意將此舉暫時作為“實驗性質”。雖然隔離制度在英國本土已經過了最鼎盛的時期，但香港各監獄委員會的報告仍不時追憶其榮光，折射出倫敦本土對於這個經歷監獄改革、得來不易的隔離制度的微妙眷戀。但理論與實踐終究存在鴻溝。該制度不但在香港遇到很多現實困境，讓當權者卻步甚至妥協、放棄，在印度以及西澳更早的一些殖民統治區域同樣折戟。深入研究揭示，問題的根源並非地域差異，而是種族歧視使然——殖民統治者深信某些族群天生劣質，不能夠被“改造”。這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最終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注釋 1 MacDonnell 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