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接近二千名加拿大官兵,在羅遜准將帶領下乘船抵達香港,他們的任務是協助駐港英軍抵擋日軍。十八天激烈戰鬥,造成了二百九十名加拿大官兵陣亡,其中包括羅遜准將。今天,他們仍長眠於香港西灣國殤紀念墳場與赤柱軍人墳場。本書不只是重塑加拿大官兵如何被牽扯進香港戰役,更關注戰爭結束後生還的加拿大官兵的生活,從而闡述戰爭對軍人所造成的身體上和心理上的創傷。


由周家建所著的《榮歸君國:香港戰役中的加拿大軍團》把這群衛港加軍戰俘的故事娓娓道來。透過本書,除了認識一段香港近代史,更呈現出人性既有光輝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可見戰爭的可怕及對人性的殺傷力。

《榮歸君國:香港戰役中的加拿大軍團》
作者:周家建
出版日期:2024年2月
定價:$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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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二戰時】死亡戰俘營
1945年8月15日,日軍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正式結束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歲月。抗戰期間,除了有數以百計的普羅大眾無辜受害,為港出戰的軍官士兵亦死傷無數。 1941年11月,近二千名加拿大官兵抵港協助駐港英軍抵擋日軍。由周家建博士所著的《榮歸君國:香港戰役中的加拿大軍團》記錄戰爭對他們造成的身心創傷,其中提及到日本戰俘營的不人道對待: 「日本本土戰俘營管理嚴苛,營房和工作條件差、醫藥不足且水土不服,以及被強逼參與奴役,衛港加軍戰俘每天徘徊於疾病與死亡之間。 美軍醫官拉蒙・布萊希少校指出:『戰俘的生活很單調:工作、食飯、點名、睡覺。— 日復一日;一週七天;一年五十二週。食物嚴重不足,工作非常辛苦。冬天多雪多冷,其他季節多雨。』」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霾隨時間遠去,今日認識這段歷史的意義又是什麼?作者周家建博士在後記中這樣寫着: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二十世紀最後一場全球實體戰爭,傷亡人數以百萬計。對衛港加軍而言,前來香港協防,原是一項簡單的防守任務,卻不幸演變成直接在戰場上與敵交鋒。研究香港戰役,不論是任何目的,都必須持平客觀,尊重史實,畢竟親身經歷者皆是血肉之軀,為信念而面對殘酷的戰鬥和磨難。他們的悲痛,不只停留在戰場和戰俘營內,而影響之深遠,亦不限於一眾老兵身上。 《舊唐書・魏徵傳》有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鑑古知今,瞭解事情的過去,才能從容面對未來。從衛港加軍身上,學到是人的韌性。他們榮歸君國:香港戰役中的加拿大軍團在戰場上遭到日軍的沉重打擊,及後在戰俘營內過着如履薄冰的生活,每天吞聲忍語地面對強權威嚇,在前景堪虞的狀況下,憑意志和互助來渡過重重難關。復元後,縱使面對的困惑和不安,亦能透過重建人生來改變社會和貢獻國家。十八天的香港戰役,時間雖短,所蘊藏的教訓卻是永恆。透過閱讀老兵的故事,作為人生的借鏡,從中得到啟迪。」 願世上於戰爭不幸逝去的靈魂都能安息。 《榮歸君國:香港戰役中的加拿大軍團》作者:周家建頁數:320開度:168 mm × 230 mm定價:港幣128元按此線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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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下「緊守崗位」的它。 在電話亭打電話,是很多年輕一代未曾有過的經驗。但遇上突如其來的雨天,除了商場和店舖,若碰巧附近有一個電話亭,大概也可充當暫時的容身之所,「有瓦遮頭」。 到底香港是何時有第一個公眾電話亭?由昔日的電話維修員、羅肇忠(Uncle Sam)所著的《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圖文並茂回顧香港電話歷史,當中便提到: 「筆者無法查證香港是由何時開始出現公眾電話機。翻查資料,最早提及公眾電話是在1920年1月1日《華字日報》的報道,報道指山頂道「新橋棚」將安裝公眾電話亭,號碼為816,但內容並無說明是收費電話抑或給顧客叫喚轎夫服務的普通電話。此外,1926年5月15日西報 Hong Kong Daily Press的報道指,有一名外國婦人投訴九倉小輪(今天天星碼頭)外的公眾電話有故障。由此可見,香港至少於1920年代已有公眾電話機。」 「公眾電話並非一般電話,早期雖然安裝在店舖中,但收費並不是收歸店 舖的,而晚上收舖後,公眾電話便不可使用。如晚上遇到緊急事情,便求救無門,就此情況,電話公司借鑒英國公眾電話亭的做法,計劃在適當地方設置電話亭。1950 年代,電話公司在英國訂購了一款投幣式公眾電話機,準備於 1953 年在港島九龍安裝16座公眾電話亭。若試驗成功,將進一步在九龍城、黄大仙、鑽石山、紅磡、何文田等區安裝。」 隨著手提電話功能漸漸超越固網電話,不少人認為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安裝電話亭反令行人不便。Uncle Sam更曾在油麻地見到一個電話亭淪為垃圾站,實在令人心酸。 《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作者:羅肇忠頁數:296頁定價:港幣188元 按此線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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