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友說,近來走在街上,總會感覺不自在。有時,甚至有刀快要從後劃破皮膚的錯覺。在人來人往之間,我們神經繃緊,留意周遭,除因意識到生命的脆弱,或者更直接的是——恐懼,恐懼自己遭遇新聞裡一樣不幸的事。

我們不禁問:不幸的事,是否會不斷重演?

1982年6月長沙灣元州邨,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症多年的28歲男子,因沒有按時覆診和服藥而病情復發,殺害家中母親和妹妹後繼而用刀傷及邨內幼稚園多名師生,最終引致6死44傷,當中4名死者是小童。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精神科PFU (Priority Follow Up)的制度因而誕生:經醫生劃分有暴力傾向的病人,要強制覆診,出院的話亦要經多重程序,以防範暴力事件於未然。

這制度當時有效安定民心,之後一直沿用多年;但另一方面,病人或會因怕被判斷為有暴力傾向而隱瞞病情,病人和醫生的信任更難建立。事實上,只有極少數精神病人有暴力傾向,PFU制度卻容易令社會加深對精神病人的負面印象

由高街「癲狂院」,到60年代青山醫院,以及後來中途宿舍的設立,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務發展不斷進步:禁閉隔離、病房環境逐步改善、系統政策確立,並更關注病人如何重新融入社會。如何在公眾和病人利益之間平衡,亦隨大眾的觀念不斷改變。

只願類似悲劇不會再發生。

資料參考自《戰後香港精神科口述史》,收錄了香港精神科的先驅教授、第一位到外國受訓的精神科護士、引入職業治療的先鋒等16位精神科「局內人」親述。

圖片由陳庭揚醫生提供


《戰後香港精神科口述史》
作者:李兆華醫生、潘佩璆醫生、潘裕輝先生
定價:$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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