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在歷史邊緣：重走前輩蘇門答臘流亡路

1942年1月，日軍逼近新加坡，胡愈之與一批在新加坡的抗戰人士被迫轉移至印度尼西亞，開始了三年多的逃亡歲月。八十年後，胡舒立踏上蘇門答臘島，用八天時間重走胡愈之夫婦與郁達夫等人的流亡之路，完成了一次跨越時空的歷史尋蹤。
強烈的歷史感召，驅使她去找尋這群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著名的文化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國破家亡在即的情形下，胡愈之等人在異國他鄉機智躲避，頑強堅持，展現了中國人不屈的精神及戰友間相濡以沫的感情。

序 李向前 具有啟示意義的寫作範式 i
引言 重走前輩流亡之路 001

1 石叻班讓 2023.06.14 004
2 望加麗—保東村 2023.06.15 032
3 北干巴魯 2023.06.16 062
4 巴爺公務 2023.06.17 086
5 武吉丁宜 2023.06.18 124
6 棉蘭 2023.06.19 150
7 馬達山 2023.06.20 180
8 結語 2023.06.21 208

胡舒立

• 財新傳媒創辦人，現任財新傳媒社長。
• 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1994年獲得斯坦福大學新聞學院奈特獎學金，攻讀發展經濟學。
• 曾任《工人日報》國際部副主任、《中華工商時報》海外部主任、《財經》雜誌主編、中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及教授等。
• 曾獲拉蒙·麥格賽賽獎（2014）、密蘇里新聞事業傑出貢獻榮譽獎章（2012）、星雲真善美新聞傳播獎（2011）、2016年獲頒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等。
• 曾出版《美國報海見聞錄》《改革沒有浪漫曲》《微觀美國》《新金融時代》《舒立對話：未來十年，世界是誰的遊戲》《舒立對話2：未來十年，中國會更好嗎》等著作。

具有啟示意義的寫作範式

一位大學者說過：歷史沒有最後，一切都是過程，一切都只是一瞬。這讓我品味起研習歷史的魅力：它到底是見證還是述往？它對歷史的追尋，究竟有沒有止境？

讀舒立這本日記體的小書，我實實在在有了新的感悟。原來，對歷史的踏訪，竟可以翻新已有記載的面貌。而80多年前的歷史一瞬，以及它保存的時代煙塵，真的觸動著你。

無需說，《穿越在歷史邊緣》的作者，是一位極富歷史意識的遊者。強烈的歷史執念，驅使她要走一條隱約可見的小路，去找尋一群人—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著名的文化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國破家亡在即的情形下，在異國他鄉先是躲避，然後頑強堅持，最終以滿懷的期盼，頑強地活下來。作者的歷史動機明確，行動果敢堅決，在尋訪設計、觀察角度和熱望揭示等方面，都有獨到的思考。這篇遊記不僅情感充盈，而且有豐富的歷史考辨性知識，生動還原了抗日烽火中流亡者們的遭際以及他們的精神狀態、意志信念，從而填補了抗日戰爭史中不為人知的空白。

以胡愈之為首的這一群文化人，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不可缺少的、發揮過重要社會影響的先進人物。他們中有郁達夫、王任叔、沈茲九等。他們是一群堅定的愛國者。其中，郁達夫是著名的作家和詩人，他的作品影響過無數國人。而胡愈之，則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更是當時我國文化界的領袖群倫者之一。1938年，在上海淪陷後的所謂“孤島”期間，他以“復社”名義，組織起一群文化精英，以極快速度翻譯出版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編輯出版《魯迅全集》，一時洛陽紙貴，引發社會特別是青年們嚮往革命和共產黨的廣泛熱情。與同一年翻譯出版的《資本論》相比，《紅星照耀中國》的影響，甚至更顯著一些。

1940年後，胡愈之受黨的委託前往新加坡，在那裏繼續辦報，團結廣大愛國華僑支援祖國抗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胡愈之等參加由陳嘉庚發起成立的新加坡抗敵動員總會，更積極地開展抗日宣傳，並參與了訓練抗戰幹部和武裝民眾的活動。

所有這些活動，當然遭到日寇記恨。1942年1月，日軍逼近新加坡，胡愈之與一批在新加坡的抗戰人士不得不轉移到印度尼西亞，開始三年多的逃亡之旅。這也正是“蘇門答臘日記”從新加坡開頭，做歷史追尋的起因。

隨這本“蘇門答臘日記”走過，我們在它鮮活的記敘中，瀏覽和記住了一段真實的歷史史事，而這段歷史史事，在現有的歷史記載，特別是中國抗戰史中，基本付之闕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自然要以正面戰場、敵後戰場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為主要敘事。然而，既然這個抗戰是全民族的，它就必然發生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包括思想、文化、藝術以及各種社會階層的人的活動，由此才匯成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宏大、最深刻也最慘烈的戰爭圖景和戰爭勝利。儘管，“日記”是追尋人的“逃難”，但這個“逃難”，卻有不容忽視的歷史看點。因為，它記錄了不同凡響的一群人，記錄了這群人“逃難”的原因和他們所經歷的苦難，也記錄了他們在“逃難”中的思想和信仰，記錄了他們從不泯滅的理想。

從“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開始，中國的文化人有了明顯分化。他們有的沉淪了，有的逃避了，更有的認賊作父當了漢奸。而胡愈之周圍的文化精英，則羽化為反抗戰士。他們手無縛雞之力，卻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勇敢和堅韌。他們沒有逃掉，更沒有背叛，而是集合起來，向敵人投出思想和文化的“投槍”。而這，甚至是敵人更害怕的武器之一。他們踐行了當時進步文化人的呼喊：“我們有筆的時候用筆，有嘴的時候用嘴，到嘴和筆都來不及用的時候，便是將以血肉和敵人相搏於戰場。我們不甘心做奴隸，我們將以鮮血向敵人保證我們民族的永存！”

流亡印尼期間，面對日寇殘酷的屠殺，胡愈之一行不得不蟄伏起來。但他們從未泯滅對抗戰勝利的期冀。胡愈之把大家聚攏起來，克服重重艱難，讓生，有了希望；讓死，遠離而去。那時，他們先後成為釀酒師、肥皂製造商和菜農。這是一段歷史的傳奇、文化的傳奇。這傳奇，只屬於有不屈意志的中國文化人。而郁達夫被日軍秘密殺害，則給熱愛他的中國人，留下一筆血債（1952年，新中國追認郁達夫為烈士）。

聶紺弩先生在祖國抗戰最艱苦的1942年，寫下了他的著名雜文《歷史的奧秘》。他說：“這是歷史的奧秘，也是歷史的可怕處……誰能獻身抗戰，堅持抗戰，誰就是民族英雄，誰就是岳穆武……誰要是背叛抗戰，打擊抗戰，誰就是民族罪人，誰就是秦檜……”其實，這在現今看來似乎並不驚人的話，卻在當時的民族大義面前，有著令人膽寒的鋒利。它是民族危亡下裁剪人之道義的刀。

《穿越在歷史邊緣》作者秉持的寫作立場，無疑是廣闊開放的。它在意蘊上，是歷史追求式的，是明亮的。在踏尋中，作者放眼國內外政治發展和抗日鬥爭形勢，把尋找，放在歷史舞台上人物的演化及群體性的內心嚮往上。作者筆下，以胡愈之為首的這群文化人的團結關愛、榮辱與共和同仇敵愾，得到了活靈活現的展示。這使這篇遊記享有了一般歷史寫作所沒有的鮮活。當下，我們有感於歷史讀本中有太多的會議、文件和相互雷同的話語，而唾棄那種不下探究功夫、有心無心就扔給讀者們沒有真實生命體驗的紙本。因為這個原因，這本“蘇門答臘日記”剛好是一個具有啟示意義的寫作範式，召喚歷史學者不斷走向歷史深處，發掘更多歷史細節，把本來生動無比、波瀾壯闊的近現代中國人的奮鬥和犧牲，奉獻給讀者。

《穿越在歷史邊緣》文字引人入勝，整體與細節處理得當，是一篇精當的歷史追尋作品，值得向讀者推薦。
是為序。

李向前
原中共黨史出版社總編輯、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