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節，去邊度玩好？從城市速寫認識維園與藍屋
適逢中秋，香港各區都不乏慶祝活動： 灣仔藍屋今年再現燈海、維多利亞公園（維園）舉辦中秋綵燈會，更上演大坑舞火龍。我們對這些活動並不陌生，但對於藍屋、維園背後的故事，你又知多少？由簡國軒所著的《紙筆·香港：香港城市變遷的筆墨記錄》透過城市速寫和文字，把它們的面貌和典故記錄下來： 藍屋 藍屋是香港一級歷史建築，亦是香港少數保存原好的戰前建築之一。活化後的藍屋不僅保留了原本的住宅用途，同時增設「香港故事館」舉辦社區活動，這種「留屋留人」的方式成功保留了本地的歷史遺產。 「藍屋」最初建成時並非藍色的。上世紀90年代，香港政府著手修葺「藍屋」時因剩下一批水務署的藍色油漆，便用於粉飾原為灰色的外牆。起初，居民認為藍色「不吉利」，後來卻逐漸習慣這個新外觀，因而稱之為「藍屋」。藍屋採用傳統木製結構，橫樑與扶手展現當年工藝之美。開放式露台提升通風與採光，是實用與美學兼備的體現。 維多利亞公園 維園佔地約十九公頃，涵蓋休閒、運動、文化等多種設施。每逢農歷新年前夕，維園會舉辦大型年宵市場，是香港重要的節日象徵，更是香港不同活動、藝術展覽、集會和文化交流的空間。 維園前身是銅鑼灣避風塘的填海土地。隨著戰後人口的膨脹，香港政府開展填海工程，一半的填海地被用作開闢維園。維園於1957年正式開放，是香港島最大的公園，並以園內的維多利亞女皇銅像命名。維園直面維多利亞港，且不受建築群屏蔽，使園內空間比周邊街道涼快。 《紙筆·香港：香港城市變遷的筆墨紀錄》繪著：簡國軒頁數：288頁尺寸：148 × 210 mm定價：$238 按此線上購買
惡劣天氣下「緊守崗位」的它——公眾電話亭
惡劣天氣下「緊守崗位」的它。 在電話亭打電話，是很多年輕一代未曾有過的經驗。但遇上突如其來的雨天，除了商場和店舖，若碰巧附近有一個電話亭，大概也可充當暫時的容身之所，「有瓦遮頭」。 到底香港是何時有第一個公眾電話亭？由昔日的電話維修員、羅肇忠（Uncle Sam）所著的《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圖文並茂回顧香港電話歷史，當中便提到： 「筆者無法查證香港是由何時開始出現公眾電話機。翻查資料，最早提及公眾電話是在1920年1月1日《華字日報》的報道，報道指山頂道「新橋棚」將安裝公眾電話亭，號碼為816，但內容並無說明是收費電話抑或給顧客叫喚轎夫服務的普通電話。此外，1926年5月15日西報 Hong Kong Daily Press的報道指，有一名外國婦人投訴九倉小輪（今天天星碼頭）外的公眾電話有故障。由此可見，香港至少於1920年代已有公眾電話機。」 「公眾電話並非一般電話，早期雖然安裝在店舖中，但收費並不是收歸店 舖的，而晚上收舖後，公眾電話便不可使用。如晚上遇到緊急事情，便求救無門，就此情況，電話公司借鑒英國公眾電話亭的做法，計劃在適當地方設置電話亭。1950 年代，電話公司在英國訂購了一款投幣式公眾電話機，準備於 1953 年在港島九龍安裝16座公眾電話亭。若試驗成功，將進一步在九龍城、黄大仙、鑽石山、紅磡、何文田等區安裝。」 隨著手提電話功能漸漸超越固網電話，不少人認為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安裝電話亭反令行人不便。Uncle Sam更曾在油麻地見到一個電話亭淪為垃圾站，實在令人心酸。 《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作者：羅肇忠頁數：296頁定價：港幣188元 按此線上購買
《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解構英國監獄的人道主義外衣
在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香港，監獄制度如何體現“人道”與“歧視”的矛盾？本文為蘇載玓博士所著的《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第四章〈英國對於香港監獄管理思維的優次〉小結，文中探討了“隔離制度”作為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在當時的殖民地香港的實踐卻流於形式，反映出英國殖民者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 要探討英國的監獄改革過程，就不能不談備受推崇的隔離監獄紀律制度。 它亦是在百年香港監獄發展過程中經常被“提起”的英國“國策”。簡單來說， 隔離制度通過把囚犯彼此分隔開，以反思改造他們。反思的過程也包括其他元素，如：沉默、勞動與宗教灌輸等。 英國監獄改革的起因並不是簡單的一兩個點子，而是整個歐洲大陸自由平等人權等思想激盪下的時代產物，當中包括對於監獄制度的關注。由於當時英國不是中央統籌，各郡城地方監獄奉行不同的紀律制度，靜默、獨處與集體制度等並行引發種種亂象，促使宗教改革家與監獄實務管理者在這個思想比較開放的年代攜手創立一套新的紀律制度——隔離制度。兩所新建的中央監獄的落成，使隔離制度成為 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其影響範圍甚至輻射到整個歐洲大陸與美洲。“分類”也是隔離制度包容的元素之一，雖然分類本身也曾是一個獨立的制度，但其單獨行事也是站不住腳的，最終融入隔離體系成為有機組成部分。 當然，一個制度實行久了，必然會暴露自身的缺陷與弱點。打從一開始， 要配合隔離制度，就要修建單人囚室，面臨比一般更高昂的建築成本，加上其他客觀因素，反對隔離制度的聲音開始增多。隨著英國 1877 年“監獄法令” 的出台，英國所有地方監獄都要遵從中央的監獄管理。隔離制度在英國的監獄改革中，亦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之後，新法已不再嚴格指令英國監獄實行隔離制度要求。 英國本頓維爾監獄內的隔離囚室 然而，該制度在香港的實踐卻從頭到尾都流於形式。英國對於香港監獄制度的要求，體現在本章花了不少篇幅描述的監獄年度報表中的問題上。不同樣式的兩份表格記載了在不同時期由不同監獄總監提供的答案，除了在某種程度 上反映當時監獄的情況外，最重要的是反映出殖民當局與倫敦對於監獄管理的不重視。報表每年按時遞交，但對於分類與隔離兩個制度的實踐情況卻語焉不詳，而且從來都沒有達標。這反映出殖民當局和倫敦對於堅持這兩個制度其實並不熱心，因為部分問題是關於用地短缺以及建築費高昂等。 英國最初尚以委婉措辭來掩飾逃避問題的態度，畢竟當初也確實是因為缺乏理想的監獄選址，而後期則直言不願意投放資源，最終兩次廢棄昂船洲新監獄計劃，完全暴露了殖民統治者的典型心態，連在自己最推崇的人道主義上都不再掩飾，直截了當宣告連“人道主義”也分等次。麥當勞港督在回應殖民地部關於監獄紀律的質詢，其中包括嚴刑在監獄中經常 / 也許引致自殺的問題 時，他冷酷地回應道： 固然嚴格紀律或會引發自殺的傾向，但華人的自殺有異於歐洲人的自殺⋯⋯1 麥當勞（Richard G. MacDonnell） （1866–1872）擔任香港第七任港督 1875 年監獄調查委員會報告前言更直接了當宣稱： 香港監獄中的囚犯絕大部分都是華人，監管他們的監獄人員不熟悉其語言，也不了解他們的品質性格，更無從稽考他們的過往，因此任何試圖提升他們的情操或道德水準的嘗試都只會是徒然。2 即便是具有前瞻視野及監獄管理經驗的監獄總監哥頓少將也直言不諱： 香港的繁榮吸引了大量華人和其他國籍人士湧入，當中無可避免會有犯罪分子。後者慣受廣州或其他東方監獄的嚴峻刑罰，來到香港後，面對英國以文明與基督教為本的人道待遇和溫和制度，完全不能起到震懾成效。3 監禁的唯一震懾作用是“失去自由以及相關的樂趣”——這種只有我們西方族裔才會感覺到的損失，對於此處我們要應付的人卻是行不通的。4 但是，無論我們多希望以人道立場與深思來對待他們，考慮到他們自己的社群以及自身問題，如果這樣的待遇對他們來說是“奢侈享受”的話，我們就該對英國的準則做出調整⋯⋯根據我們的經驗，採取一些足以馴服與改造本國“最差勁的一群”罪犯的方法，而隔離監禁制度正是這首要的、最有力的制度。5 被視為香港洋商中最傑出的怡和大班的耆紫薇，在評議昂船洲再建計劃 時直截了當地指出，香港的監獄對於華人囚犯來說太奢侈：“堅決反對擴建監 獄，現有域多利監獄已足敷港籍囚犯之用。華人竊賊當施鞭刑後驅逐，再犯者公開鞭笞再逐。” 他完全反對在擴建監獄上投入任何資金，認為現有的域多利監獄對於 真正來自香港的囚犯已經綽綽有餘，並希望殖民當局能夠對華人小偷盜賊 施以鞭笞刑，然後將其驅逐出境，而不是關在監獄中餵飽他們。對於屢次潛返者，應公開鞭笞後再驅逐。6 昂船洲本是香港在那個時代全面實行隔離制度的唯一契機。在沒有取得九龍半島之前，港島用地緊張，而昂船洲的地理位置適宜，兼具日後擴展潛力。 但兜兜轉轉多年以後，於 1938 年建成的香港監獄，仍然落址港島。 1868 年教育家兼改革家瑪麗．卡彭特對於印度艾哈邁達巴德監獄的記錄，與香港昂船洲的情境何其相似？既有空間可新建監獄，由有人力（勞役囚犯）可節省建築費，甚至監獄已經建好了，麥當勞港督卻因為對囚犯族裔的偏見（認為華人囚犯無法被改造更新），寧願放棄已建成的設施也不願長期投入，認為無需在香港實行隔離制度。倫敦對於這個瘋狂決定的默許，也大可以反映殖民統治者的基本心態。 早期昂船洲地圖，來源：CO129/86, p.502 雖然在殖民統治期間，有一些肯為華人挺身而出的人物，如軒尼詩港督曾經力撐修新建監獄、改善囚犯待遇等，奈何他維護華人的立場招致不少反對， 特別是如耆紫薇這類的洋商權貴抵制。因此軒尼詩提出的建議經常受到壓力， 在香港立法局或英國議會舉步維艱。 偶爾也有一些殖民地部的衛道之士提出意見，如倫敦殖民地部官員盧卡斯就曾反對 1875 年委員會加重鞭笞以增加香港監獄“震懾”功能的建議。他認為不能因為臨近國家的嚴刑，就讓英國在人道立場方面做出妥協，但最終不敵主流思維，只得同意將此舉暫時作為“實驗性質”。 雖然隔離制度在英國本土已經過了最鼎盛的時期，但香港各監獄委員會的報告仍不時追憶其榮光，折射出倫敦本土對於這個經歷監獄改革、得來不易的隔離制度的微妙眷戀。但理論與實踐終究存在鴻溝。該制度不但在香港遇到很多現實困境，讓當權者卻步甚至妥協、放棄，在印度以及西澳更早的一些殖民統治區域同樣折戟。深入研究揭示，問題的根源並非地域差異，而是種族歧視使然——殖民統治者深信某些族群天生劣質，不能夠被“改造”。這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最終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 注釋 1 MacDonnell to […]
【Being Hong Kong】當「打電話」成為歷史：《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
還記得在屋企「煲電話粥」的時光嗎？來到今天，「手機」的主要功能更不在於「打電話」，而是上網。傳統「電話」亦成為歷史一部分。
【灼見名家】《經緯華夏（繁體增訂版）》以圍棋劫爭比喻華夏文明存續法則
在書中作者以圍棋裏的「劫爭」比喻華夏文明存續的弔詭法則。傷口即表示生機，五胡亂華後，北朝注入草原血性，重塑文明韌性；宋代向遼金稱臣卻換來經濟文化霸權，猶如棄掉三子卻屠龍的大局觀；鄭和下西洋看似虧損，實則為百年後的粟米蕃薯北伐，預埋農業革命火種。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為什麼我們仍然要閱讀？
4月23日是英國著名文學作家莎士比亞的忌辰，同時亦是不少傑出作家誕生或辭世的日子。正因「4．23」在文學界的特殊意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5年把其為「世界閱讀日」，倡導閱讀和寫作的價值。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串流平台、短影音大行其道，為什麼我們仍要閱讀？香港著名作家也斯曾在著作《書與城市》的序中寫道：「比較不同的書本，猶如比較城市，書本有書本的矛盾，城市有城市的，找尋一種觀看的方法，城市是書本的背景，影響了書本的產生。」書本是世界的縮影，通過閱讀，我們可超越時間的限制，探索影像以外的世界。 文學及歷史評論人曾卓然多年來從不同的文學書籍、歷史著作和影視作品中，識到各個作家筆下的匠心構思和時代理肌，也意會到閱讀所帶來的享受：「探索的目的在於了解人與地方的種種經驗與感受而經驗、感覺是一支支射燈，不斷照清遠去的歷史碎片；如果真的可以的話，成為另一種了解那個時代的方法。」在最新著作《閱讀，探索世界的方式》中，曾卓然將多年來的閱讀經驗與心得集結成55篇短文章，並以時間為線選出、劃分和介紹本地出版的書籍。書末更貼心地附上推薦書單，讓有興趣的讀者能自行到書店購買。 《閱讀，探索世界的方式》作者：曾卓然頁數：264頁開度：130 × 190 mm定價：港幣98元按此線上購買
身雖死，而心仍未已：不一樣的教宗
羅馬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方濟各昨天與世長辭，享年88歲。除了是自公元741年後首位出自拉丁美洲的教宗，教宗方濟各同時也是首位出身自耶穌會的教宗。有別於以往的教宗，他選擇住在梵蒂岡聖瑪爾大之家的普通套房、以巴士代替使用專用轎車出門。他節儉樸素的生活方式，體現了耶穌會所提倡的以貧窮、貞潔為生活標記，教導信徒、辦學及宣教為本職。 由姚鵬和陶建平所著的《往訓萬民——中國近代羅馬公教明信片研究》裡提到，耶穌會於1540年獲教宗保羅三世頒諭正式核准其憲章，是天主教最大修會之一。耶穌會着重發展教育事業，成立當年就派遣教士到葡萄牙、北非、東亞和南美等地傳教。耶穌會在南美傳教長久的歷史，註定教宗方濟各和羅馬天主教的結緣。 耶穌會在華的活動也是在它成立的初期開展。歷史上，它雖然並非是最早來華的修會，卻率先得到當時明朝的認可。可惜的是，耶穌會最早派往東方的「東亞宗徒」的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於1551年從日本搭乘葡萄牙商船抵廣東台山外海後，因海禁無法進入內地，最後不幸身染瘧疾病逝。圖中屹立於廣東台山的上川島，正正是傳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曾經的葬身之地。三十年後，由為現今大家所熟知的利瑪竇率一班耶穌會士成功立足中國，了卻沙勿略的遺憾。 教宗方濟各曾於自傳《希望》談及對死亡的看法：「梵蒂岡是我最後服務的地方，並非我永恆的歸宿。」身雖死，而心仍未已，他的信仰和祝福將由一眾信徒世代相傳，生生不息。 《往訓萬民——中國近代羅馬公教明信片研究》 十九世紀末葉，明信片成為中國的通信工具之一，基督教修會看準先機，藉着明信片宣傳各自的宗教主張。本書以清末民國傳教會印製發行的大量明信片作為載體，勾勒天主教百年間在華的傳播和發展、以及聖像藝術在中國本土化的過程。 作者：姚鵬、陶建平出版日期：2024年1月定價：港幣$498按此線上購買
復活與基督：自西方國家的教義，是如何傳入中華地區？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腓立比書三章甘五節） 耶穌受難節，是耶穌為了救贖人類，被釘十字架的一天。受難後的第三天神蹟降臨，耶穌應驗聖經死而復生。教徒為紀念耶穌復活，將當天定為復活節。時至今日，復活節已經成為基督教的重要節慶之一，象徵永生與赦罪，並成為很多國家的主流節日。 源自西方國家的教義，是如何傳入中華地區？自1807年，基督教英國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馬禮遜東來傳教，香港也扮演重要角色。當時，清廷以「夷風染習」禁絕傳教行為，故馬禮遜只能落腳澳門，然而澳門由葡人管治，崇信天主教，對基督教傳教多所限制。 鴉片戰爭後，清廷戰敗割讓香港，澳門、馬六甲及南洋之傳教士紛紛前來香港，從而使基督教得以在香港落地生根。後來，香港更成為基督教流入中國內地之跳板，成為中華地區主流的民間信仰之一。 基督教在香港發展的歷史源遠流長，最新出版的《香港基督教史（1807-1997）》 把1807年至1997年間的香港基督教史分為六個時期：西牧治會時期（1842-1883）、華人治會時期（1884-1914）、華人自理時期（1915-1941）、香港日佔時期基督教會（1941-1945）、從戰後到植根本土時期（1945-1973）、復興時期（1974-1997），論述基督教傳入香港的經過和如何在香港生根和發展，以及在醫療、教育、關顧弱小等方面的社會服務。 《香港基督教史（1807-1997）》作者：李志剛、劉義章、陳智衡、邢福增、郭偉聯、何世傑頁數：336頁開度：16開（170×240mm）定價：港幣188元按此線上購買
當歷史成為「迷題」，我們如何用文學繼續追問？
1949年4月6日凌晨，200多位台灣學生被軍警直接逮捕，他們被控涉嫌「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搗毀公署、私擅拘禁執行公務之人員」等罪名。事件發生後，學校在政府督導下成立「整頓學風委員會」重新審核學生資格，被除名的學生多達36名，被補學生陸續被起訴或遭到以各種罪名的「二度逮捕」。校園的校風轉趨保守，學術自由深受反共教育干預，白色恐怖在校園蔓延，史稱「四六事件」。 若不惜憾事只成為過去，我們又該如何追憶下去，讓世人記住歷史？ 「其實，我之所寫，不是要刻意宣傳什麼理念，而是現實存在但以前不能談，一般人也不知道的一段台灣史而已。我之所以會一直寫它，當然是因為對它有一定的認識與感情，更因為它對台灣社會以及兩岸關係的今天或者未來都有很重要的以史為鑒的意義，因此希望有更多關心台灣問題終極解決的人可以通過具有審美價值的小說來理解它的意義。」 ——藍博洲，輯錄自《台北戀人》港版自序 由台灣作家藍博洲所著的長篇小說《台北戀人》，在多年蒐集四六事件歷史證言與相關史料的基礎上寫成。全書以第一人稱敘事，講述一位老婦人從北京回到台灣，逐一探訪當事人，尋找五十年前失蹤的戀人，揭開四六學運前後的塵封記憶。而在輔線中，九十年代的台灣大學生發起了解禁平反運動，以獨特的視角解讀白色恐怖下的台灣學生運動。 《台北戀人》作者：藍博洲頁數：440頁開度：140 x 200 mm定價：港幣148元按此線上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