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範邨知多點
北角模範邨已有逾七十年歷史，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公共房屋。最新施政報告擬重建模範邨，計劃將邨內總單位增加至近二萬伙。實際上，北角模範邨早於1970年動工重建，當時計劃興建六幢新大廈，及增添升降機、電錶房和垃圾房等公共設施，然而最終卻只有三幢新大廈建成，以及民康樓獲重建。 要了解當中的來龍去派，便要從模範邨的歷史說起。北角模範邨最初只是一個木屋村。二戰後大量內地人民湧入北角，當時衛生局注意到戰後環境問題，便劃出原北角名園地段，呼籲一些木屋居民遷至此處居住，稱為「模範村」。 1950年，香港模範屋宇會成立，並在政府和滙豐銀行支持下在北角英皇道興建多幢大廈，照顧中低收入的香港市民。模範邨單位設有客廳、房間、廚房、廁所浴室和露台；邨內亦設有籃球場、花園和遊樂場等設施，一廳一房的月租只需60元。當時政府仍未有包寧平房或六、七層徙置大廈的建築計劃，因此模範邨屋邨在推出之初深受歡迎。不過入住模範邨並非易事，除了申請條件嚴苛，申請表格更需要找一位太平紳士簽字證明。落成後，模範屋邨月租值比原訂的攀升至140元，另加差餉約20元，昂貴的居住成本也讓一般中下階層吃不消。 為配合屋邨發展，香港模範屋宇會於1967 年計劃重建北角模範邨，惟因會內有職員貪污，只有第1A、1B座及第2座按計劃落成。及後，北角模範邨由房委會接管，原訂的重建工程亦被擱置至今。 《宜家港公屋》從徙置屋邨到居者有其屋 × 30個具標誌性的屋邨，生動再現香港公共房屋的發展之路。作者：黃家樑、陳志華、黃朗懷頁數：344頁尺寸：150 × 210 mm定價：$158按此線上購買
惡劣天氣下「緊守崗位」的它——公眾電話亭
惡劣天氣下「緊守崗位」的它。 在電話亭打電話，是很多年輕一代未曾有過的經驗。但遇上突如其來的雨天，除了商場和店舖，若碰巧附近有一個電話亭，大概也可充當暫時的容身之所，「有瓦遮頭」。 到底香港是何時有第一個公眾電話亭？由昔日的電話維修員、羅肇忠（Uncle Sam）所著的《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圖文並茂回顧香港電話歷史，當中便提到： 「筆者無法查證香港是由何時開始出現公眾電話機。翻查資料，最早提及公眾電話是在1920年1月1日《華字日報》的報道，報道指山頂道「新橋棚」將安裝公眾電話亭，號碼為816，但內容並無說明是收費電話抑或給顧客叫喚轎夫服務的普通電話。此外，1926年5月15日西報 Hong Kong Daily Press的報道指，有一名外國婦人投訴九倉小輪（今天天星碼頭）外的公眾電話有故障。由此可見，香港至少於1920年代已有公眾電話機。」 「公眾電話並非一般電話，早期雖然安裝在店舖中，但收費並不是收歸店 舖的，而晚上收舖後，公眾電話便不可使用。如晚上遇到緊急事情，便求救無門，就此情況，電話公司借鑒英國公眾電話亭的做法，計劃在適當地方設置電話亭。1950 年代，電話公司在英國訂購了一款投幣式公眾電話機，準備於 1953 年在港島九龍安裝16座公眾電話亭。若試驗成功，將進一步在九龍城、黄大仙、鑽石山、紅磡、何文田等區安裝。」 隨著手提電話功能漸漸超越固網電話，不少人認為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安裝電話亭反令行人不便。Uncle Sam更曾在油麻地見到一個電話亭淪為垃圾站，實在令人心酸。 《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作者：羅肇忠頁數：296頁定價：港幣188元 按此線上購買
颱風襲港，該如何「超前部署」？
時至今天，每當有颱風接近香港，天文台便會發出不同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以此提醒市民作出相應準備。九十年代前，颱風預報系統尚未發展成熟，人們是怎樣得知風暴來襲？政府又是怎樣通報風暴訊息？ 自1884年，香港已採用一套分別為圓柱形、球形和圓錐形的信號系統。最初，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只為方便航海人士，當熱帶氣旋逼近香港時，會鳴炮警告居民，俗稱「燒風炮」。 1917年，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改為大眾所採用，以一至七號風球信號代表不同風暴情況。1931年改為一至十號，其中五至八號分別表示烈風來自西北、西南、東北或東南四個方向；九號則代表烈風風力增強；十號代表颶風經已吹襲。為免公眾混淆，天文台及後取消少有發出的二至四號信號，並於一號戒備信號及五號烈風信號之間加上三號強風信號。 1973年，五至八號風球分別由八號西北、八號西南、八號東北及八號東南四個信號代替，自此一直沿用至今，變成今天我們熟知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系統。 自開埠以來，香港曾經歷大大小小不同的風災，威脅市民的生命及財產安全。蕭國健作品集《無妄之災：香港古今災患紀略》全面回顧香港的古今災患，當中既有風災、火災等天災，亦不乏堂匪、海寇等人禍，作者從此獨特視角出發重溫各朝政府的積極應對，傳遞「制天命而用之」的精神。 《無妄之災：香港古今災患紀略》作者：蕭國健頁數：176頁開度：140 x 210 mm定價：港幣108元按此線上購買
【編輯推介】喚起水務歷史的責任：《唯水是問：隱藏於香港水務歷史的人和事》
要觀察香港水務的歷史面貌，少不了這些「人和事」作為點與線，才組成清晰的一面。本書在介紹水務開拓時期，提及許多英國工程師為本地水務奠定重要基礎……
《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解構英國監獄的人道主義外衣
在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香港，監獄制度如何體現“人道”與“歧視”的矛盾？本文為蘇載玓博士所著的《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第四章〈英國對於香港監獄管理思維的優次〉小結，文中探討了“隔離制度”作為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在當時的殖民地香港的實踐卻流於形式，反映出英國殖民者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 要探討英國的監獄改革過程，就不能不談備受推崇的隔離監獄紀律制度。 它亦是在百年香港監獄發展過程中經常被“提起”的英國“國策”。簡單來說， 隔離制度通過把囚犯彼此分隔開，以反思改造他們。反思的過程也包括其他元素，如：沉默、勞動與宗教灌輸等。 英國監獄改革的起因並不是簡單的一兩個點子，而是整個歐洲大陸自由平等人權等思想激盪下的時代產物，當中包括對於監獄制度的關注。由於當時英國不是中央統籌，各郡城地方監獄奉行不同的紀律制度，靜默、獨處與集體制度等並行引發種種亂象，促使宗教改革家與監獄實務管理者在這個思想比較開放的年代攜手創立一套新的紀律制度——隔離制度。兩所新建的中央監獄的落成，使隔離制度成為 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其影響範圍甚至輻射到整個歐洲大陸與美洲。“分類”也是隔離制度包容的元素之一，雖然分類本身也曾是一個獨立的制度，但其單獨行事也是站不住腳的，最終融入隔離體系成為有機組成部分。 當然，一個制度實行久了，必然會暴露自身的缺陷與弱點。打從一開始， 要配合隔離制度，就要修建單人囚室，面臨比一般更高昂的建築成本，加上其他客觀因素，反對隔離制度的聲音開始增多。隨著英國 1877 年“監獄法令” 的出台，英國所有地方監獄都要遵從中央的監獄管理。隔離制度在英國的監獄改革中，亦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之後，新法已不再嚴格指令英國監獄實行隔離制度要求。 英國本頓維爾監獄內的隔離囚室 然而，該制度在香港的實踐卻從頭到尾都流於形式。英國對於香港監獄制度的要求，體現在本章花了不少篇幅描述的監獄年度報表中的問題上。不同樣式的兩份表格記載了在不同時期由不同監獄總監提供的答案，除了在某種程度 上反映當時監獄的情況外，最重要的是反映出殖民當局與倫敦對於監獄管理的不重視。報表每年按時遞交，但對於分類與隔離兩個制度的實踐情況卻語焉不詳，而且從來都沒有達標。這反映出殖民當局和倫敦對於堅持這兩個制度其實並不熱心，因為部分問題是關於用地短缺以及建築費高昂等。 英國最初尚以委婉措辭來掩飾逃避問題的態度，畢竟當初也確實是因為缺乏理想的監獄選址，而後期則直言不願意投放資源，最終兩次廢棄昂船洲新監獄計劃，完全暴露了殖民統治者的典型心態，連在自己最推崇的人道主義上都不再掩飾，直截了當宣告連“人道主義”也分等次。麥當勞港督在回應殖民地部關於監獄紀律的質詢，其中包括嚴刑在監獄中經常 / 也許引致自殺的問題 時，他冷酷地回應道： 固然嚴格紀律或會引發自殺的傾向，但華人的自殺有異於歐洲人的自殺⋯⋯1 麥當勞（Richard G. MacDonnell） （1866–1872）擔任香港第七任港督 1875 年監獄調查委員會報告前言更直接了當宣稱： 香港監獄中的囚犯絕大部分都是華人，監管他們的監獄人員不熟悉其語言，也不了解他們的品質性格，更無從稽考他們的過往，因此任何試圖提升他們的情操或道德水準的嘗試都只會是徒然。2 即便是具有前瞻視野及監獄管理經驗的監獄總監哥頓少將也直言不諱： 香港的繁榮吸引了大量華人和其他國籍人士湧入，當中無可避免會有犯罪分子。後者慣受廣州或其他東方監獄的嚴峻刑罰，來到香港後，面對英國以文明與基督教為本的人道待遇和溫和制度，完全不能起到震懾成效。3 監禁的唯一震懾作用是“失去自由以及相關的樂趣”——這種只有我們西方族裔才會感覺到的損失，對於此處我們要應付的人卻是行不通的。4 但是，無論我們多希望以人道立場與深思來對待他們，考慮到他們自己的社群以及自身問題，如果這樣的待遇對他們來說是“奢侈享受”的話，我們就該對英國的準則做出調整⋯⋯根據我們的經驗，採取一些足以馴服與改造本國“最差勁的一群”罪犯的方法，而隔離監禁制度正是這首要的、最有力的制度。5 被視為香港洋商中最傑出的怡和大班的耆紫薇，在評議昂船洲再建計劃 時直截了當地指出，香港的監獄對於華人囚犯來說太奢侈：“堅決反對擴建監 獄，現有域多利監獄已足敷港籍囚犯之用。華人竊賊當施鞭刑後驅逐，再犯者公開鞭笞再逐。” 他完全反對在擴建監獄上投入任何資金，認為現有的域多利監獄對於 真正來自香港的囚犯已經綽綽有餘，並希望殖民當局能夠對華人小偷盜賊 施以鞭笞刑，然後將其驅逐出境，而不是關在監獄中餵飽他們。對於屢次潛返者，應公開鞭笞後再驅逐。6 昂船洲本是香港在那個時代全面實行隔離制度的唯一契機。在沒有取得九龍半島之前，港島用地緊張，而昂船洲的地理位置適宜，兼具日後擴展潛力。 但兜兜轉轉多年以後，於 1938 年建成的香港監獄，仍然落址港島。 1868 年教育家兼改革家瑪麗．卡彭特對於印度艾哈邁達巴德監獄的記錄，與香港昂船洲的情境何其相似？既有空間可新建監獄，由有人力（勞役囚犯）可節省建築費，甚至監獄已經建好了，麥當勞港督卻因為對囚犯族裔的偏見（認為華人囚犯無法被改造更新），寧願放棄已建成的設施也不願長期投入，認為無需在香港實行隔離制度。倫敦對於這個瘋狂決定的默許，也大可以反映殖民統治者的基本心態。 早期昂船洲地圖，來源：CO129/86, p.502 雖然在殖民統治期間，有一些肯為華人挺身而出的人物，如軒尼詩港督曾經力撐修新建監獄、改善囚犯待遇等，奈何他維護華人的立場招致不少反對， 特別是如耆紫薇這類的洋商權貴抵制。因此軒尼詩提出的建議經常受到壓力， 在香港立法局或英國議會舉步維艱。 偶爾也有一些殖民地部的衛道之士提出意見，如倫敦殖民地部官員盧卡斯就曾反對 1875 年委員會加重鞭笞以增加香港監獄“震懾”功能的建議。他認為不能因為臨近國家的嚴刑，就讓英國在人道立場方面做出妥協，但最終不敵主流思維，只得同意將此舉暫時作為“實驗性質”。 雖然隔離制度在英國本土已經過了最鼎盛的時期，但香港各監獄委員會的報告仍不時追憶其榮光，折射出倫敦本土對於這個經歷監獄改革、得來不易的隔離制度的微妙眷戀。但理論與實踐終究存在鴻溝。該制度不但在香港遇到很多現實困境，讓當權者卻步甚至妥協、放棄，在印度以及西澳更早的一些殖民統治區域同樣折戟。深入研究揭示，問題的根源並非地域差異，而是種族歧視使然——殖民統治者深信某些族群天生劣質，不能夠被“改造”。這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最終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 注釋 1 MacDonnell to […]
【Being Hong Kong】當「打電話」成為歷史：《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
還記得在屋企「煲電話粥」的時光嗎？來到今天，「手機」的主要功能更不在於「打電話」，而是上網。傳統「電話」亦成為歷史一部分。
【重回二戰時】死亡戰俘營
1945年8月15日，日軍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正式結束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歲月。抗戰期間，除了有數以百計的普羅大眾無辜受害，為港出戰的軍官士兵亦死傷無數。 1941年11月，近二千名加拿大官兵抵港協助駐港英軍抵擋日軍。由周家建博士所著的《榮歸君國：香港戰役中的加拿大軍團》記錄戰爭對他們造成的身心創傷，其中提及到日本戰俘營的不人道對待： 「日本本土戰俘營管理嚴苛，營房和工作條件差、醫藥不足且水土不服，以及被強逼參與奴役，衛港加軍戰俘每天徘徊於疾病與死亡之間。 美軍醫官拉蒙・布萊希少校指出：『戰俘的生活很單調：工作、食飯、點名、睡覺。— 日復一日；一週七天；一年五十二週。食物嚴重不足，工作非常辛苦。冬天多雪多冷，其他季節多雨。』」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霾隨時間遠去，今日認識這段歷史的意義又是什麼？作者周家建博士在後記中這樣寫着：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二十世紀最後一場全球實體戰爭，傷亡人數以百萬計。對衛港加軍而言，前來香港協防，原是一項簡單的防守任務，卻不幸演變成直接在戰場上與敵交鋒。研究香港戰役，不論是任何目的，都必須持平客觀，尊重史實，畢竟親身經歷者皆是血肉之軀，為信念而面對殘酷的戰鬥和磨難。他們的悲痛，不只停留在戰場和戰俘營內，而影響之深遠，亦不限於一眾老兵身上。 《舊唐書・魏徵傳》有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鑑古知今，瞭解事情的過去，才能從容面對未來。從衛港加軍身上，學到是人的韌性。他們榮歸君國：香港戰役中的加拿大軍團在戰場上遭到日軍的沉重打擊，及後在戰俘營內過着如履薄冰的生活，每天吞聲忍語地面對強權威嚇，在前景堪虞的狀況下，憑意志和互助來渡過重重難關。復元後，縱使面對的困惑和不安，亦能透過重建人生來改變社會和貢獻國家。十八天的香港戰役，時間雖短，所蘊藏的教訓卻是永恆。透過閱讀老兵的故事，作為人生的借鏡，從中得到啟迪。」 願世上於戰爭不幸逝去的靈魂都能安息。 《榮歸君國：香港戰役中的加拿大軍團》作者：周家建頁數：320開度：168 mm × 230 mm定價：港幣128元按此線上購買
【重回二戰時】俯瞰歷史，見證戰火下的香港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香港結束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歲月。時光飛逝，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讓我們翻開《鷹眼之下：戰時航空照片中的香港（1941–1945）》，透過二戰期間美國陸軍航空隊及日本陸海軍在香港上空拍攝的照片（圖1至圖5），重看這段動盪時光—— 最後，我們特意節錄書中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區智浩先生的序言，祝願終有一天，世上再沒有何一個人要承受戰爭中的苦難： 「得知鄺智文博士深入研究二次大戰香港日據時期的航空偵察和戰時民生，令人深感欣慰。一般軍事愛好者通常只關注那些在空戰中擊落數十架甚至上百架敵機的英雄，卻往往忽略了背後默默付出的「航空偵察兵」。即使像德國空軍王牌埃里希‧哈特曼（Erich Hartmann）擊落了352架敵機，也無法挽回盟軍對斯圖加特（Stuttgart）大轟炸所造成的巨大破壞與影響。如果沒有美軍PBY卡特琳娜偵察機及時發現南雲忠一的航母機動部隊，美軍也無法贏得中途島戰役，從而改變太平洋戰爭的態勢。每次戰略或戰術轟炸的成功背後，都離不開事前精確的航空偵察。若缺乏準確的目標情報，即便飛行員冒著被擊落的風險，昂貴的炸彈也可能落在毫無價值的目標上，造成人員和資源的浪費。 《小王子》的作者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正是一名無聲奉獻的航空偵察兵。他在駕駛F-5偵察機（由P-38改裝）執行偵察任務時，不幸被德軍Me-109擊落於地中海犧牲。 航空照片是一種中性的時空記錄。在戰爭期間，它們是關鍵的軍事情報；而在和平時期，則成為支撐社會建設與規劃的重要地理資訊。政府需要比對新舊航空照片，以掌握民生事務和環境變化的動態。一張航空照片更勝千言萬語，清晰呈現出人類活動和自然環境變遷的痕跡。然而，航空照片本身卻無法訴說拍攝者在拍攝瞬間的心情、壓力與想法。無論是飛行員、偵察員還是航空測量師，他們在有限的時間內，面對天氣變化、敵方炮火或緊迫航空交通管制，往往只有一次拍攝目標的機會，每一次拍攝都充滿著挑戰與壓力。希望大家亦同時能感受到拍攝每一張航空照片的困難，多少也是一種冒險與膽色。 透過這本書的介紹，讀者更能立體深入地了解日據時期香港市民的生活，感受到他們在戰爭中的苦難。願世界和平，讓航空照片僅用於和平時期的社會建設與地理資訊的應用。」 《鷹眼之下：戰時航空照片中的香港(1941-1945)》作者：鄺智文頁數：408頁尺寸：210 × 290 mm定價：$298按此線上購買
一盅兩件 x 提籠掛鳥，曾是香港一道獨特的風景？
上世紀五十至九十年代，香港流行養雀，不論在大街小巷還是公屋的騎樓，都可以見到一個個竹製鳥籠。當時養雀屬於消閒娛樂，養雀之人最愛提着鳥籠到茶樓品茗，一邊嘆茶，一邊與鄰座雀友交流養雀心得，欣賞牠們的毛色、姿態與歌喉。昔日香港廣式茶樓林立，其中在上海街的奇香茶樓、雲來大茶室和鎮江茶樓等，更裝有配置懸籠掛鳥的設施，讓雀友可以一邊飲茶一邊玩雀。「那些年的早午茶市，大致可以分為四班︓第一班是晨早趕開市前吃早餐的魚肉果菜檔主、第二班是公務員和上班族、第三班是提籠掛鳥的雀友、第四班是投機買賣的經紀炒家。」可見當年香港養雀文化之盛行。 養雀，當然少不了鳥籠。鳥籠是傳統的馴鳥工具，自戰國時代，已有古人利用鳥籠養鳥的記載，然而中國盛產竹樹， 所以鳥籠多以竹材製成。古時最原始的竹製鳥籠，是以幼竹枝重複交織而成的竹編鳥籠。這種鳥籠沒有活門，把間隙中的竹枝撥開則可取出小鳥，一不留神便會讓小鳥逃出生天，所以又名「無厴雞籠」。時至今日，竹製鳥籠種類繁多，其中廣式波籠是昔日香港常見的雀籠之一。廣式波籠大致分為籠罩、籠身及籠底三部分，其最特別之處，便是籠身頂部呈弧形的籠膊。籠膊講究弧度深淺，稍有差池便會影響整個籠的結構和美感，對雀籠師傅的手藝要求極高。 隨着生活環境和價值觀念的改變，香港盛極一時的養雀文化逐漸消失，廣籠工藝式微，已成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開雀籠》作者郭達麟Dylan，由2019年開始向碩果僅存的雀籠工藝師、香港非遺傳承人陳樂財師父學習廣籠工藝，希望透過學習及記錄的方式，令竹製鳥籠技藝得以承傳。《開雀籠》以大量設計繪圖、插畫和相片，圖文並茂解構竹製雀籠工藝，使香港雀籠工藝美學和獨特的養雀文化得以記存。 《開雀籠》作者：郭達麟頁數：279頁開度：150 x 230 mm定價：港幣228元按此線上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