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電影原型：恐懼，有可能止於了解嗎？
2023年06月15日
有好友說，近來走在街上，總會感覺不自在。有時，甚至有刀快要從後劃破皮膚的錯覺。在人來人往之間，我們神經繃緊，留意周遭，除因意識到生命的脆弱，或者更直接的是——恐懼，恐懼自己遭遇新聞裡一樣不幸的事。
我們不禁問：不幸的事，是否會不斷重演？
1982年6月長沙灣元州邨，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症多年的28歲男子，因沒有按時覆診和服藥而病情復發，殺害家中母親和妹妹後繼而用刀傷及邨內幼稚園多名師生，最終引致6死44傷，當中4名死者是小童。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精神科PFU (Priority Follow Up)的制度因而誕生：經醫生劃分有暴力傾向的病人，要強制覆診，出院的話亦要經多重程序，以防範暴力事件於未然。
這制度當時有效安定民心，之後一直沿用多年；但另一方面，病人或會因怕被判斷為有暴力傾向而隱瞞病情，病人和醫生的信任更難建立。事實上，只有極少數精神病人有暴力傾向，PFU制度卻容易令社會加深對精神病人的負面印象。
由高街「癲狂院」，到60年代青山醫院，以及後來中途宿舍的設立，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務發展不斷進步：禁閉隔離、病房環境逐步改善、系統政策確立，並更關注病人如何重新融入社會。如何在公眾和病人利益之間平衡，亦隨大眾的觀念不斷改變。
只願類似悲劇不會再發生。
資料參考自《戰後香港精神科口述史》，收錄了香港精神科的先驅教授、第一位到外國受訓的精神科護士、引入職業治療的先鋒等16位精神科「局內人」親述。
圖片由陳庭揚醫生提供
《戰後香港精神科口述史》
作者：李兆華醫生、潘佩璆醫生、潘裕輝先生
定價：$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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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解構英國監獄的人道主義外衣
在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香港，監獄制度如何體現“人道”與“歧視”的矛盾？本文為蘇載玓博士所著的《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第四章〈英國對於香港監獄管理思維的優次〉小結，文中探討了“隔離制度”作為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在當時的殖民地香港的實踐卻流於形式，反映出英國殖民者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 要探討英國的監獄改革過程，就不能不談備受推崇的隔離監獄紀律制度。 它亦是在百年香港監獄發展過程中經常被“提起”的英國“國策”。簡單來說， 隔離制度通過把囚犯彼此分隔開，以反思改造他們。反思的過程也包括其他元素，如：沉默、勞動與宗教灌輸等。 英國監獄改革的起因並不是簡單的一兩個點子，而是整個歐洲大陸自由平等人權等思想激盪下的時代產物，當中包括對於監獄制度的關注。由於當時英國不是中央統籌，各郡城地方監獄奉行不同的紀律制度，靜默、獨處與集體制度等並行引發種種亂象，促使宗教改革家與監獄實務管理者在這個思想比較開放的年代攜手創立一套新的紀律制度——隔離制度。兩所新建的中央監獄的落成，使隔離制度成為 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其影響範圍甚至輻射到整個歐洲大陸與美洲。“分類”也是隔離制度包容的元素之一，雖然分類本身也曾是一個獨立的制度，但其單獨行事也是站不住腳的，最終融入隔離體系成為有機組成部分。 當然，一個制度實行久了，必然會暴露自身的缺陷與弱點。打從一開始， 要配合隔離制度，就要修建單人囚室，面臨比一般更高昂的建築成本，加上其他客觀因素，反對隔離制度的聲音開始增多。隨著英國 1877 年“監獄法令” 的出台，英國所有地方監獄都要遵從中央的監獄管理。隔離制度在英國的監獄改革中，亦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之後，新法已不再嚴格指令英國監獄實行隔離制度要求。 英國本頓維爾監獄內的隔離囚室 然而，該制度在香港的實踐卻從頭到尾都流於形式。英國對於香港監獄制度的要求，體現在本章花了不少篇幅描述的監獄年度報表中的問題上。不同樣式的兩份表格記載了在不同時期由不同監獄總監提供的答案，除了在某種程度 上反映當時監獄的情況外，最重要的是反映出殖民當局與倫敦對於監獄管理的不重視。報表每年按時遞交，但對於分類與隔離兩個制度的實踐情況卻語焉不詳，而且從來都沒有達標。這反映出殖民當局和倫敦對於堅持這兩個制度其實並不熱心，因為部分問題是關於用地短缺以及建築費高昂等。 英國最初尚以委婉措辭來掩飾逃避問題的態度，畢竟當初也確實是因為缺乏理想的監獄選址，而後期則直言不願意投放資源，最終兩次廢棄昂船洲新監獄計劃，完全暴露了殖民統治者的典型心態，連在自己最推崇的人道主義上都不再掩飾，直截了當宣告連“人道主義”也分等次。麥當勞港督在回應殖民地部關於監獄紀律的質詢，其中包括嚴刑在監獄中經常 / 也許引致自殺的問題 時，他冷酷地回應道： 固然嚴格紀律或會引發自殺的傾向，但華人的自殺有異於歐洲人的自殺⋯⋯1 麥當勞（Richard G. MacDonnell） （1866–1872）擔任香港第七任港督 1875 年監獄調查委員會報告前言更直接了當宣稱： 香港監獄中的囚犯絕大部分都是華人，監管他們的監獄人員不熟悉其語言，也不了解他們的品質性格，更無從稽考他們的過往，因此任何試圖提升他們的情操或道德水準的嘗試都只會是徒然。2 即便是具有前瞻視野及監獄管理經驗的監獄總監哥頓少將也直言不諱： 香港的繁榮吸引了大量華人和其他國籍人士湧入，當中無可避免會有犯罪分子。後者慣受廣州或其他東方監獄的嚴峻刑罰，來到香港後，面對英國以文明與基督教為本的人道待遇和溫和制度，完全不能起到震懾成效。3 監禁的唯一震懾作用是“失去自由以及相關的樂趣”——這種只有我們西方族裔才會感覺到的損失，對於此處我們要應付的人卻是行不通的。4 但是，無論我們多希望以人道立場與深思來對待他們，考慮到他們自己的社群以及自身問題，如果這樣的待遇對他們來說是“奢侈享受”的話，我們就該對英國的準則做出調整⋯⋯根據我們的經驗，採取一些足以馴服與改造本國“最差勁的一群”罪犯的方法，而隔離監禁制度正是這首要的、最有力的制度。5 被視為香港洋商中最傑出的怡和大班的耆紫薇，在評議昂船洲再建計劃 時直截了當地指出，香港的監獄對於華人囚犯來說太奢侈：“堅決反對擴建監 獄，現有域多利監獄已足敷港籍囚犯之用。華人竊賊當施鞭刑後驅逐，再犯者公開鞭笞再逐。” 他完全反對在擴建監獄上投入任何資金，認為現有的域多利監獄對於 真正來自香港的囚犯已經綽綽有餘，並希望殖民當局能夠對華人小偷盜賊 施以鞭笞刑，然後將其驅逐出境，而不是關在監獄中餵飽他們。對於屢次潛返者，應公開鞭笞後再驅逐。6 昂船洲本是香港在那個時代全面實行隔離制度的唯一契機。在沒有取得九龍半島之前，港島用地緊張，而昂船洲的地理位置適宜，兼具日後擴展潛力。 但兜兜轉轉多年以後，於 1938 年建成的香港監獄，仍然落址港島。 1868 年教育家兼改革家瑪麗．卡彭特對於印度艾哈邁達巴德監獄的記錄，與香港昂船洲的情境何其相似？既有空間可新建監獄，由有人力（勞役囚犯）可節省建築費，甚至監獄已經建好了，麥當勞港督卻因為對囚犯族裔的偏見（認為華人囚犯無法被改造更新），寧願放棄已建成的設施也不願長期投入，認為無需在香港實行隔離制度。倫敦對於這個瘋狂決定的默許，也大可以反映殖民統治者的基本心態。 早期昂船洲地圖，來源：CO129/86, p.502 雖然在殖民統治期間，有一些肯為華人挺身而出的人物，如軒尼詩港督曾經力撐修新建監獄、改善囚犯待遇等，奈何他維護華人的立場招致不少反對， 特別是如耆紫薇這類的洋商權貴抵制。因此軒尼詩提出的建議經常受到壓力， 在香港立法局或英國議會舉步維艱。 偶爾也有一些殖民地部的衛道之士提出意見，如倫敦殖民地部官員盧卡斯就曾反對 1875 年委員會加重鞭笞以增加香港監獄“震懾”功能的建議。他認為不能因為臨近國家的嚴刑，就讓英國在人道立場方面做出妥協，但最終不敵主流思維，只得同意將此舉暫時作為“實驗性質”。 雖然隔離制度在英國本土已經過了最鼎盛的時期，但香港各監獄委員會的報告仍不時追憶其榮光，折射出倫敦本土對於這個經歷監獄改革、得來不易的隔離制度的微妙眷戀。但理論與實踐終究存在鴻溝。該制度不但在香港遇到很多現實困境，讓當權者卻步甚至妥協、放棄，在印度以及西澳更早的一些殖民統治區域同樣折戟。深入研究揭示，問題的根源並非地域差異，而是種族歧視使然——殖民統治者深信某些族群天生劣質，不能夠被“改造”。這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最終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 注釋 1 MacDonnell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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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下「緊守崗位」的它——公眾電話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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