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說書 - Page 2 of 22 - 香港三聯書店

惡劣天氣下「緊守崗位」的它——公眾電話亭

惡劣天氣下「緊守崗位」的它。在電話亭打電話，是很多年輕一代未曾有過的經驗。但遇上突如其來的雨天，除了商場和店舖，若碰巧附近有一個電話亭，大概也可充當暫時的容身之所，「有瓦遮頭」。到底香港是何時有第一個公眾電話亭？由昔日的電話維修員、羅肇忠（Uncle Sam）所著的《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圖文並茂回顧香港電話歷史，當中便提到：「筆者無法查證香港是由何時開始出現公眾電話機。翻查資料，最早提及公眾電話是在1920年1月1日《華字日報》的報道，報道指山頂道「新橋棚」將安裝公眾電話亭，號碼為816，但內容並無說明是收費電話抑或給顧客叫喚轎夫服務的普通電話。此外，1926年5月15日西報 Hong Kong Daily Press的報道指，有一名外國婦人投訴九倉小輪（今天天星碼頭）外的公眾電話有故障。由此可見，香港至少於1920年代已有公眾電話機。」「公眾電話並非一般電話，早期雖然安裝在店舖中，但收費並不是收歸店舖的，而晚上收舖後，公眾電話便不可使用。如晚上遇到緊急事情，便求救無門，就此情況，電話公司借鑒英國公眾電話亭的做法，計劃在適當地方設置電話亭。1950 年代，電話公司在英國訂購了一款投幣式公眾電話機，準備於 1953 年在港島九龍安裝16座公眾電話亭。若試驗成功，將進一步在九龍城、黄大仙、鑽石山、紅磡、何文田等區安裝。」隨著手提電話功能漸漸超越固網電話，不少人認為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安裝電話亭反令行人不便。Uncle Sam更曾在油麻地見到一個電話亭淪為垃圾站，實在令人心酸。《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作者：羅肇忠頁數：296頁定價：港幣188元按此線上購買

雨，是王家衛常用的電影語言

「那天雨很大，我望着玻璃窗，我看見落雨的加州，我突然好想知道另一個加州是否有好陽光，所以給了自己一年的時間。今天和那天一樣那麼大雨，望着玻璃窗，我只是想念一個人⋯⋯」外面的雨，可有令你想到王家衛的任何一套電影？是《重慶森林》女殺手身處的中環雨夜？還是《花樣年華》中滂沱大雨周先生和陳太太避雨的窄梯？雨，是王家衛常用的電影語言之一。趁着風假，不妨泡一杯黑咖啡，安坐家中重溫王家衛的電影？若想更全面理解他的作品，首先推薦閱讀由多位香港資深影評人編寫的《王家衛的映畫世界》（2015版），從不同角度分析王家衛電影的重要性及藝術性。第一部份「橫移綜論」暢談貫穿他作品裡的題旨、風格特色及其成功的背景；第二部份「大寫特寫」從首作《旺角卡門》到最新的《一代宗師》，細論每套電影。第三部份「面對面」，由王家衛現身說法，杜可風、張叔平、譚家明、劉鎮偉、徐皓峰細談合作之道，梁朝偉、潘迪華、張曼玉、章子怡憶述傳奇的背後種種。讀過此書，或在再觀影之時有另一體會。《王家衛的映畫世界（2015版）》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策劃；黃愛玲、潘國靈、李照興主編頁數：232頁定價：$198 按此線上購買

颱風襲港，該如何「超前部署」？

時至今天，每當有颱風接近香港，天文台便會發出不同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以此提醒市民作出相應準備。九十年代前，颱風預報系統尚未發展成熟，人們是怎樣得知風暴來襲？政府又是怎樣通報風暴訊息？自1884年，香港已採用一套分別為圓柱形、球形和圓錐形的信號系統。最初，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只為方便航海人士，當熱帶氣旋逼近香港時，會鳴炮警告居民，俗稱「燒風炮」。 1917年，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改為大眾所採用，以一至七號風球信號代表不同風暴情況。1931年改為一至十號，其中五至八號分別表示烈風來自西北、西南、東北或東南四個方向；九號則代表烈風風力增強；十號代表颶風經已吹襲。為免公眾混淆，天文台及後取消少有發出的二至四號信號，並於一號戒備信號及五號烈風信號之間加上三號強風信號。 1973年，五至八號風球分別由八號西北、八號西南、八號東北及八號東南四個信號代替，自此一直沿用至今，變成今天我們熟知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系統。自開埠以來，香港曾經歷大大小小不同的風災，威脅市民的生命及財產安全。蕭國健作品集《無妄之災：香港古今災患紀略》全面回顧香港的古今災患，當中既有風災、火災等天災，亦不乏堂匪、海寇等人禍，作者從此獨特視角出發重溫各朝政府的積極應對，傳遞「制天命而用之」的精神。《無妄之災：香港古今災患紀略》作者：蕭國健頁數：176頁開度：140 x 210 mm定價：港幣108元按此線上購買

【編輯推介】喚起水務歷史的責任：《唯水是問：隱藏於香港水務歷史的人和事》

要觀察香港水務的歷史面貌，少不了這些「人和事」作為點與線，才組成清晰的一面。本書在介紹水務開拓時期，提及許多英國工程師為本地水務奠定重要基礎……

黎紫書：我希望我的作品活得比我長

（本文根據黎紫書在2025BIBF書展上的主題演講整理而成，樊金鳳整理，轉載自公眾號：文藝報1949）每次在馬來西亞境外談馬華文學，我都需要好好思考一下怎樣談論才不會顯得太過悲情。我不想像祥林嫂一樣反復傾訴我們多慘。許多人不知道在馬來西亞用中文寫作是多麼委屈的一件事情，我不想成為這樣一個人。然而每次說起我心裏還是覺得有一點悲哀的。我想起去年的一件事，一個經濟學者，他是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的一個負責人。有天他在飛機上讀《流俗地》，剛好被坐他身旁的一個女孩看到，女孩說這個作者她認識，還把我的電郵地址給了他。經濟學家用電郵聯繫了我，很興奮地說要來拜訪我。我還記得他第二天就要飛往美國，在此之前專門來了怡保一趟，坐火車來找我，然後我們兩個談了一個小時。分手之前他說今天到怡保，他以為只要隨便在路上問一個人，黎紫書你認識嗎？路人就可以幫他找到我。我說你想得美，你就算是走進書店裏問，你知道黎紫書嗎？他們也會告訴你，什麼黎紫書？我們書店裏沒有這本書。所以，當大家在讀《流俗地》，看到黎紫書最近好像很火這樣一個現象的時候，事實上在我的老家，我什麼也不是，也就是一個用中文創作的人。在馬來西亞這個地方出生、成長、寫作，這麼多年，我習慣了用這樣的眼光來看待我自己的處境。在這裏，你選擇寫作是因為你喜歡寫作，你選擇中文是因為你熱愛中文，是無怨無悔的。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你的整個人生會充滿痛苦，你會埋怨說為什麼我們沒有讀者，為什麼沒有人要出版我的書，為什麼沒有發表的園地。得到馬來西亞境外中文世界的認可這個事情，在我們當初立志成為作家的時候就已經知道幾乎是不可能的，而我居然在年過半百的時候，有一天被邀請到BIBF這種大型書展的現場來分享馬華文學。在談馬華文學的時候，“汪洋中的一條船”，我想到了這個題目。即便到今天我看起來有點“風光”了，可是只要想到我作為一個馬華作家的處境，我還是感覺自己是在一片很大的汪洋裏面漂浮著的一艘小小的船，有一種孤獨又無助的感覺。遇到風浪是必然會有的事情，可是你不知道會是什麼時候，可能一個浪就把你打沉掉了，要隨時做好這樣的準備。作為一個馬來西亞華文作家，我知道自己的創作生涯必然是困難的，在這樣的困難裏面創作出來的作品，我希望它能夠活得比我長。像《流俗地》這樣的作品，它雖然算不上爆款，可是出版了好幾年，一直賣得不錯。這個現象讓我感到非常欣慰，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作品應該有的樣子，它擁有很頑強的生命，它一定要活得長長久久。可能下一代讀者已經忘記黎紫書這個人，但是讀過《流俗地》，喜歡《流俗地》，這對我來說是比個人更重要的事情。我在努力阻止自己進入悲情模式，那麼就說一些好消息。聽說因為黎紫書的關係，這兩年開始有一些中國大陸的出版社在接洽馬來西亞的華文作者，繼黎紫書之後會有更多的馬華作家的作品在中國大陸出版。我對這個事情當然感到很高興，心裏有些暗爽，覺得“你看你看，我為馬華文學打開了一條通往中國的路”，雖然這是一條新的小的路，然而這個事情是我們馬華作家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也是因為《流俗地》的關係，我覺得自己在中國有了小小的影響力，每一次只要有機會，我都覺得自己不只是一個馬華作家，而是代表著馬華作家群體，我就希望自己能為馬華文學做點什麼。比如去年中國有一個訪問團，一些作家來到馬來西亞交流，我也參加了，當時出席的還有一些刊物主編和學者，我在活動中提議如果中國辦一個文學獎，可以讓馬華作者也參加就太好了，可以讓馬來西亞的華語作家與中國的作家同台競技。因為在馬來西亞，我們這麼小的一群馬華寫作人要被這個世界看到，就得自己主動出擊，要找到每一個機會，不然這個世界不會主動把offer和機會給你的。我過去參加過很多文學獎，最初就是通過得獎而引起關注的。以前年輕的時候去參加文學獎，每一次得獎之後都是見牙不見眼的，笑得很開心。直到有一次在一個頒獎禮上拿到三個大獎，我發現我手上捧著三個很重的獎盃，可是臉上的笑容已經沒有了，那時候我發現原來文學獎已經不可以在某種方面給我獎勵與認可了，或者說文學獎對我已經沒有作用了，從那時候開始，我決定從此不再為文學獎而寫作。在下了這樣的決心以後，我才寫出了《流俗地》。按我的性子，我知道《流俗地》這部作品拿不到獎，它沒有那麼宏大的東西，沒有批判性的東西，或者說沒有所謂思考性的東西。當我決定不再參加文學獎評選以後，我就可以很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內心，可以很誠實地寫自己想說的，用自己覺得最適合的方法寫，不管它得不得獎。誠實地面對自己，才有了《流俗地》。《流俗地》是按自己的心意寫的作品，在文學界快30年的經驗，我當然知道這個作品跟大家熟知的馬華文學不一樣，過去我們幾乎所有馬華作者都是文學獎出身，我們已經習慣了寫“得獎體”作品，這些作品大多會強調馬華文學自己的色彩和獨特性，我們要寫雨林、大象、猴子，因為具有馬來西亞風格。可是一個作家，一個真正有能力的作家，能夠做到即使在處理著跟他人一樣的生活經驗時，依然可以寫出自己的獨特性。《流俗地》裏面這些人的生活，這些語言，他們不過是華人社會一群最普通不過的底層人，他們有相似之處，無論是在馬來西亞還是在中國大陸。可是，他人不會寫出《流俗地》這樣的小說，當我們擁有這樣的自信時，馬華文學才是真正強大起來的時候。雖然懷著這樣的自信，但我依然沒有想到，這個作品居然在讀者當中引起了反響。《流俗地》能有今天的成績，一方面是因為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盡心盡力的推薦，另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因在讀者，讀者認可這個作品，並且是口耳相傳的。一個讀者推薦另一個讀者，如此下去，才讓《流俗地》有這樣持久的生命力，這讓我非常感動。作為一個馬華作者，一條在汪洋中漂泊的小船，以為自己是孤單的，可是沒有想到能夠遇上這樣一群人，遇上這艘很大的、站滿了讀者的大船，它可以讓你靠一靠、可以拉你一把。這就是我的馬華文學，謝謝你們用一顆顆熱忱的心接納了我，謝謝你們讓我的這條小船不再孤單。《流俗地》作者：黎紫書頁數：416面尺寸：140 × 200 mm定價：$148按此線上購買

從韓式炸雞到希臘沙律，中國白酒還能這樣搭配！

中國白酒只能配中式菜餚？韓式炸雞、希臘沙律、泰式生蝦⋯⋯白酒的創新搭配遠比想象中更多元！香港三聯最新出版的《中國白酒潮得起》由方啟聰所著，深入解析釀造中國白酒的原理及各香型的工藝、介紹中國白酒的創新可能。本文節選自書中第四章《中國白酒的可能性》，從“配餐”這一輕鬆角度出發，探討白酒如何與不同菜系巧妙融合，在這裏與各位讀者分享。品嚐美酒的同時要品嚐菜餚。當中國白酒要配搭菜餚時，第一時間你會想到什麼菜式呢？配中菜？當然一定可以，就如義大利紅酒配薄餅或肉醬意粉，日本清酒配刺身。但中國那麼大，每個地區的飲食喜好也不同，如果配對不當，會使酒和食物的味道受影響；相反若配對得宜的話，不單使美酒與佳餚達致平衡，甚至能互相提升風味。然而要推廣中國白酒文化，就不要只局限在吃中菜時才喝中國白酒。舉日本清酒為例，日本花了長年累月來推廣，才漸見成效。大部分人可能以為清酒已經非常普及，但其實只有香港而已。因為香港有很多日本餐廳，加上經過教育，市場推廣才漸見成效。大部分外國人只會在吃日本菜的時候才喝清酒，還有人見到清酒清澈透明，便誤以為會「好嗆喉」而卻步。推廣中國白酒，需要與對品酒嚐菜有足夠經驗的專家合作。不要總是老生常談，認為中國白酒只能配中菜。要懂得拆解味道的來源，有心有力地勇於求新嘗試，敢於發掘中國白酒配搭不同菜餚的可能性。首先，中國白酒的品酒嚐菜和葡萄酒有很大分別。喝葡萄酒的時候，一般不會完全吞嚥食物，大多會留一點在口腔裡，讓食物和葡萄酒的味道互相發生關係。但由於中國白酒酒精濃度高，會建議先咽下食物，讓油脂或澱粉質在口腔和食道內形成保護層，緩解酒精的刺激感的同時，也能使喝酒的過程更加舒適。加上中國白酒的味道相當複雜，口感層次豐富，適合清腔後才飲用。這樣不但使味覺體驗純正，而且更能清楚地感受醬香、窖香、陳香等味道，又不失食物的餘香。中國白酒十二香型各有特色，可配搭各式各樣的菜式，以下分享我的配對心得。醬香型白酒帶有獨特的黑醬油和中式甜醬等濃郁醬香味，而且酸度夠，味帶辛辣。酸菜魚會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魚和酒的酸辣雖然性質上不同，但味覺上可以互相配合。再剛勁的白酒也不會掩蓋魚的味道。西式配搭方面，我首選法式煎牛扒，還要撒上適量岩鹽。其實漢堡扒或漢堡包也可以，因為油脂含量高，牛肉的鹹味和腥味與醬香型白酒的醬油味十分匹配，牛肉的燒焦味和酒的焦香味又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最具創意的會是韓式芝士炸雞。好吃的韓式芝士炸雞，特點是香口的炸漿能完美地鎖住肉汁，配搭帶甜、帶酸、帶鹹、帶辣等的濃醬汁。除了跟醬香型白酒的味道配合之外，香嫩的炸雞和炸漿能提升酒的濃度，增強酒感。白酒的乾身又能解去炸雞的油膩感，讓口感昇華。濃香型白酒根據地區性法則，川菜如水煮牛、水煮魚、口水雞等一定能與濃香型白酒配搭；但如採取味道的法則，濃香型白酒可以有更大突破。濃香型白酒的窖香和糧香，會有一種泥土、草本植物或草青味，所以可以配搭新鮮的希臘沙律，如果有火箭菜就更相得益彰。濃香型白酒獨特的菠蘿果香和酒感，會使單調的沙律多了一份層次。但記得必須要配搭芝士，因為芝士的鹹度能有效中和中國白酒的酒精感。如果是綿柔濃香型白酒的話，另一絕配是潮州菜的濃味擔當—— 韭菜豬紅。韭菜的草青味和白酒的窖香十分配合，鹹味又能中和酒精的刺激感。綿柔濃香型白酒的綿柔感和豬紅的幼滑口感如出一轍。清香型白酒由於清香型白酒一清到底，不適宜搭配味道太濃、太複雜的菜餚。但也就是因為這份清香，配搭的可能性比較高，組合也較多。因為中國白酒有解膩的功效，建議配搭肥膩的佳餚，例如梅菜扣肉、英式慢煮豬腩肉卷。如果要選擇不太肥膩的菜式，建議搭配泰式生蝦和胡椒豬肚湯。很多時候，吃泰式生蝦都會配上辣椒和生蒜，配料的辛辣正好跟酒精的辛辣感相輔相成，清香型白酒更能帶出生蝦的鮮味。而胡椒豬肚湯和高酒精濃度的白酒在本質上都有暖胃驅寒的作用。一啖熱的辣湯，一啖清香的中國白酒，人生一大快事！ ©本文節選自《中國白酒潮得起》〈中國白酒走向全球化的創新思維〉一文《中國白酒潮得起》作者：方啟聰頁數：168面尺寸：140 × 210 mm定價：$118按此線上購買

《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解構英國監獄的人道主義外衣

在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香港，監獄制度如何體現“人道”與“歧視”的矛盾？本文為蘇載玓博士所著的《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第四章〈英國對於香港監獄管理思維的優次〉小結，文中探討了“隔離制度”作為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在當時的殖民地香港的實踐卻流於形式，反映出英國殖民者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要探討英國的監獄改革過程，就不能不談備受推崇的隔離監獄紀律制度。它亦是在百年香港監獄發展過程中經常被“提起”的英國“國策”。簡單來說，隔離制度通過把囚犯彼此分隔開，以反思改造他們。反思的過程也包括其他元素，如：沉默、勞動與宗教灌輸等。英國監獄改革的起因並不是簡單的一兩個點子，而是整個歐洲大陸自由平等人權等思想激盪下的時代產物，當中包括對於監獄制度的關注。由於當時英國不是中央統籌，各郡城地方監獄奉行不同的紀律制度，靜默、獨處與集體制度等並行引發種種亂象，促使宗教改革家與監獄實務管理者在這個思想比較開放的年代攜手創立一套新的紀律制度——隔離制度。兩所新建的中央監獄的落成，使隔離制度成為 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其影響範圍甚至輻射到整個歐洲大陸與美洲。“分類”也是隔離制度包容的元素之一，雖然分類本身也曾是一個獨立的制度，但其單獨行事也是站不住腳的，最終融入隔離體系成為有機組成部分。當然，一個制度實行久了，必然會暴露自身的缺陷與弱點。打從一開始，要配合隔離制度，就要修建單人囚室，面臨比一般更高昂的建築成本，加上其他客觀因素，反對隔離制度的聲音開始增多。隨著英國 1877 年“監獄法令” 的出台，英國所有地方監獄都要遵從中央的監獄管理。隔離制度在英國的監獄改革中，亦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之後，新法已不再嚴格指令英國監獄實行隔離制度要求。英國本頓維爾監獄內的隔離囚室然而，該制度在香港的實踐卻從頭到尾都流於形式。英國對於香港監獄制度的要求，體現在本章花了不少篇幅描述的監獄年度報表中的問題上。不同樣式的兩份表格記載了在不同時期由不同監獄總監提供的答案，除了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當時監獄的情況外，最重要的是反映出殖民當局與倫敦對於監獄管理的不重視。報表每年按時遞交，但對於分類與隔離兩個制度的實踐情況卻語焉不詳，而且從來都沒有達標。這反映出殖民當局和倫敦對於堅持這兩個制度其實並不熱心，因為部分問題是關於用地短缺以及建築費高昂等。英國最初尚以委婉措辭來掩飾逃避問題的態度，畢竟當初也確實是因為缺乏理想的監獄選址，而後期則直言不願意投放資源，最終兩次廢棄昂船洲新監獄計劃，完全暴露了殖民統治者的典型心態，連在自己最推崇的人道主義上都不再掩飾，直截了當宣告連“人道主義”也分等次。麥當勞港督在回應殖民地部關於監獄紀律的質詢，其中包括嚴刑在監獄中經常 / 也許引致自殺的問題時，他冷酷地回應道：固然嚴格紀律或會引發自殺的傾向，但華人的自殺有異於歐洲人的自殺⋯⋯1 麥當勞（Richard G. MacDonnell）（1866–1872）擔任香港第七任港督 1875 年監獄調查委員會報告前言更直接了當宣稱：香港監獄中的囚犯絕大部分都是華人，監管他們的監獄人員不熟悉其語言，也不了解他們的品質性格，更無從稽考他們的過往，因此任何試圖提升他們的情操或道德水準的嘗試都只會是徒然。2 即便是具有前瞻視野及監獄管理經驗的監獄總監哥頓少將也直言不諱：香港的繁榮吸引了大量華人和其他國籍人士湧入，當中無可避免會有犯罪分子。後者慣受廣州或其他東方監獄的嚴峻刑罰，來到香港後，面對英國以文明與基督教為本的人道待遇和溫和制度，完全不能起到震懾成效。3 監禁的唯一震懾作用是“失去自由以及相關的樂趣”——這種只有我們西方族裔才會感覺到的損失，對於此處我們要應付的人卻是行不通的。4 但是，無論我們多希望以人道立場與深思來對待他們，考慮到他們自己的社群以及自身問題，如果這樣的待遇對他們來說是“奢侈享受”的話，我們就該對英國的準則做出調整⋯⋯根據我們的經驗，採取一些足以馴服與改造本國“最差勁的一群”罪犯的方法，而隔離監禁制度正是這首要的、最有力的制度。5 被視為香港洋商中最傑出的怡和大班的耆紫薇，在評議昂船洲再建計劃時直截了當地指出，香港的監獄對於華人囚犯來說太奢侈：“堅決反對擴建監獄，現有域多利監獄已足敷港籍囚犯之用。華人竊賊當施鞭刑後驅逐，再犯者公開鞭笞再逐。” 他完全反對在擴建監獄上投入任何資金，認為現有的域多利監獄對於真正來自香港的囚犯已經綽綽有餘，並希望殖民當局能夠對華人小偷盜賊施以鞭笞刑，然後將其驅逐出境，而不是關在監獄中餵飽他們。對於屢次潛返者，應公開鞭笞後再驅逐。6 昂船洲本是香港在那個時代全面實行隔離制度的唯一契機。在沒有取得九龍半島之前，港島用地緊張，而昂船洲的地理位置適宜，兼具日後擴展潛力。但兜兜轉轉多年以後，於 1938 年建成的香港監獄，仍然落址港島。 1868 年教育家兼改革家瑪麗．卡彭特對於印度艾哈邁達巴德監獄的記錄，與香港昂船洲的情境何其相似？既有空間可新建監獄，由有人力（勞役囚犯）可節省建築費，甚至監獄已經建好了，麥當勞港督卻因為對囚犯族裔的偏見（認為華人囚犯無法被改造更新），寧願放棄已建成的設施也不願長期投入，認為無需在香港實行隔離制度。倫敦對於這個瘋狂決定的默許，也大可以反映殖民統治者的基本心態。早期昂船洲地圖，來源：CO129/86, p.502 雖然在殖民統治期間，有一些肯為華人挺身而出的人物，如軒尼詩港督曾經力撐修新建監獄、改善囚犯待遇等，奈何他維護華人的立場招致不少反對，特別是如耆紫薇這類的洋商權貴抵制。因此軒尼詩提出的建議經常受到壓力，在香港立法局或英國議會舉步維艱。偶爾也有一些殖民地部的衛道之士提出意見，如倫敦殖民地部官員盧卡斯就曾反對 1875 年委員會加重鞭笞以增加香港監獄“震懾”功能的建議。他認為不能因為臨近國家的嚴刑，就讓英國在人道立場方面做出妥協，但最終不敵主流思維，只得同意將此舉暫時作為“實驗性質”。雖然隔離制度在英國本土已經過了最鼎盛的時期，但香港各監獄委員會的報告仍不時追憶其榮光，折射出倫敦本土對於這個經歷監獄改革、得來不易的隔離制度的微妙眷戀。但理論與實踐終究存在鴻溝。該制度不但在香港遇到很多現實困境，讓當權者卻步甚至妥協、放棄，在印度以及西澳更早的一些殖民統治區域同樣折戟。深入研究揭示，問題的根源並非地域差異，而是種族歧視使然——殖民統治者深信某些族群天生劣質，不能夠被“改造”。這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最終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注釋 1 MacDonnell to […]

橫跨半世紀，影響一代人，讀懂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變革與實踐

這本書修改自我的博士論文，大體是2015年確定選題方向，2016年調研收集資料，2017年正式開始寫作，2018年完成並通過答辯。雖然藉著出版的機會，我補充了一些新近文獻，但總的來說，本書（尤其是第一、二章）只能反映2017年前後學界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進展，謹請讀者注意。從論文選題到現在，差不多十年了。回頭看，這段時間恰好是中國的又一個生育劇變期（圖Ⅰ）。新增人口數、自然增長率都在2016年之後掉頭直下，短短數年，出生數直接腰斬，總人口更是前所未有地進入負增長。當然，在我寫作博士論文的那幾年，還看不清這種趨勢。當時大家仍沉浸在“全面二孩”帶來的生育反彈中，有人甚至主張回歸“一胎化”，認為隨著政策放鬆，人口又將失控。過去幾年中國人口生育的快速變化，既令人感慨，也發人深省。我們對人口問題的理解恐怕還有很多局限，對人口規律的把握也沒有想像中那麼深刻。今天的人口學，研究對象早已變成各種數據，分析方法也高度量化，看上去十分接近自然科學；但對於基礎性的人類生育行為和人口變化規律的認識，其實和馬爾薩斯時代並沒有根本區別，大體還是來自對歷史經驗的總結歸納，而非基於堅實公理之上的邏輯演繹。這一點和過去幾十年中國人口觀念、人口政策的“翻燒餅”有很大關係。50年代末，“人多力量大”壓倒了節育的主張；70年代末，社會精英集體轉向強調人的消耗性、主張嚴格控制人口；到了21世紀10年代，“人口紅利”大為盛行，人口又變成最可寶貴的資源了。幾乎一代人的時間，看法就會翻轉一次，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並不真的掌握影響人口生育的根本原因，總是用當時的現象去推論未來。時間一久，屢屢失算。同樣，今天大談的“低生育陷阱”也是基於過去幾十年一些國家的生育現象，導致這一點的原因是什麼，人類生育會被哪些因素改變，未來人口趨勢如何，其實並沒有十分確定的答案。上述感受在我準備博士論文時就已經萌生。確定大概方向後，我開始粗讀文獻，主要是政策文件和一些二手研究。隨著閱讀增多，我越來越對70年代末計劃生育從原本寬鬆的“晚稀少”轉向極為嚴格的“一胎化”感到困惑：改革開放給我的整體印象是國家權力在各個領域收縮、與民休息，但為何同一時期的計劃生育反倒變得更為嚴格？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促使我在2016年春嘗試寫作了“人口的政治：70年代末嚴格計生政策出台原因探析”一文。核心觀點是：人口政策嚴格化和改革開放寬鬆化一體兩面，都是為了應對“文革”後中國的落後現實。因為落後，所以必須改革開放；但對為何落後的追問又需要一個“阻斷機制”—建國後快速增長的人口恰恰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既然中國的落後主要不是總量少，而是人均水平低，那就說明問題不在國家體制，而在人口太多。計劃生育因此至關重要，走向嚴格的“一胎化”也就可以理解了。計生嚴格化與70年代末中國的發展困境有關，這一點已經有學者提過，並不算新。我寫這篇論文的初衷是用更多歷史材料加以論證。文章寫成後曾投稿發表，但因篇幅過長，刊出時不得不刪去大半。藉著本書出版的機會，我將其作為“附錄”，全文收入。現在看去，“人口的政治”中一些推論邏輯還不夠嚴密，除了自身學術水平的限制，這也和材料來源有關——一旦涉及高層決策，公開資料不多，光靠文件和講話，難以窺見全貌、釐清過程。因此寫完文章的我更堅定了通過調研收集材料的想法。之後不久就前往甘東，在那裏待了半年。調研經過書中有介紹，不再贅述。總之，能收集到這麼多資料，得以完成博士論文，要歸功於當地朋友的幫助。不過出於現實考慮，也是尊重他們的意願，不再一一致謝了。過去幾年生育變化的另一個後果是，在人口問題不斷引人關注、變成熱點的同時，關於歷史上的人口政策、尤其是計劃生育的研究迅速萎縮（圖Ⅱ）。這部分是因為政策重點轉向鼓勵生育，嚴格計劃生育成了過去式，學者的興趣有所下降。但從2013年生育政策調整後反倒出現一個研究高潮來看，興趣問題未必是主要原因。更可能的是，隨著生育率“雪崩”，人口形勢陡然嚴峻，曾經的生育政策和計生歷史在現實中變得微妙起來，學術期刊也多傾向於不發表。這種情況下，本書能夠出版，十分感謝香港三聯書店，尤其是出版經理李斌先生和責任編輯王逸菲。在此之前，我以為本書要想面世不容易。沒想到年初，偶然聯繫上了香港三聯書店，李斌先生看過文稿後即惠允促成，並在隨後高效推動相關事宜。本書改自博士論文，內容蕪雜、徵引繁複、圖表頗多，又涉及內地與香港兩地的體例格式、表述習慣差異，很多地方都需修改調整，責任編輯為此做了大量工作。對兩位的付出深表謝意。當然，上述歸因掩蓋了一個問題——隨著計劃生育成為過去，對其歷史的研究還有什麼學術價值，又是否值得出版？我的看法是，中國上世紀60年代發端、70年代全面推開的計劃生育，綿延半個世紀，波及十多億人，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這為理解國家政策如何影響人們的生育行為提供了難得的案例，計生史研究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另一方面，未來中國的人口不管如何變化，都擺脫不了既定的歷史。現實問題越突出，越需要回答曾經發生了什麼、何以至此。本書提供了一種對這段歷史的解釋，它肯定不是唯一的、也不一定是最正確的，但可以和其他研究一起，豐富對過去的理解，揭示其中的複雜性，盡量避免過分簡化歷史以致得出誤導性的結論。此外，我希望通過這本書保留一點史料。計生初興距今已經半個多世紀，隨著時間拉長，親歷者也在逐漸凋零。很多與之相關的故事和道理如果不去詢問記錄，將永遠消失。本書不光使用檔案文件，也對當事人做了一些訪談，算是為早期計生史提供了一點新的資料，這對以後的研究或許會有幫助。倘能如此，出版也就有意義了。按寫作論文時的設想，我將在畢業後幾年對甘東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期的計生史做整體研究。博士論文如果等到那時再修改，應該會完善很多。不過世事變化，研究最終還是止步於1972-1982年，後續計劃已無法實現。關於過去半個世紀的計劃生育，我還有些書中未及討論的想法，藉此略陳一二，以供讀者參考。中國計劃生育的獨特之處在於長期性、普遍性和徹底性。作為一項並不被民眾廣泛接受的政策，能夠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相當大的範圍內得到相當程度的落實，這在新中國、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的歷史中並不多見，即使農業稅也未必能與之相比。這些特點使得計生實施包含了大量有待研究的問題。比如，政策指標與民眾意願的衝突。70年代末以降，政策生育數長期低於民眾的理想生育數。推行計生的正當性快速衰減，實施成本愈發高昂。這既構成了實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可採用的組織方式和技術手段。值得思考的是，政府為何要推行一個最初並不被民眾廣泛接受的政策，又如何將其落實下去？可以說，這個問題是貫穿本書的主線。再如，嚴格執行與普遍變通的並存。由於和民眾意願相左，落實計生的一種可能選項是強力推行。這在大量海外研究和個別案例的印證下，塑造了計劃生育不那麼受歡迎的基本形象。但另一方面，許多研究又表明，計劃生育在現實中似乎遭遇了普遍且有效的應對，執行時的變通大量存在。那麼，一個廣泛變通的政策又何以談得上被嚴格執行？又如，複雜內容與變動環境的協調。計生政策包含了“晚稀少”“嚴格一胎”“一孩半”“雙獨二孩”等不同內容，在推行計生的半個世紀中，中國從計劃體制走向雙軌制、市場經濟、全球化。伴隨農村公社制和城市單位制的鬆解，基層社會的組織治理方式也處於不斷轉變之中；更不用說城市與農村，東部與中西部，漢族為主區域與少數民族地區的巨大差異。在一個政策內容和社會環境都變化多樣的時代，計劃生育目標是如何實現的？以上種種，令人困惑，對其的思考也貫穿了我從田野調查到論文寫作、再到後續研究的整個過程。在我看來，要回答這些疑問，必須從歷史入手。計劃生育雖然延續幾十年，但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有著鮮明的階段性特徵。一些問題看似弔詭，其實只是因為把不同階段的特點放在了一起。基於對甘東的研究，我將70年代以降的計生工作進一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2-1982年，也就是本書論述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以“晚稀少”政策為主，依靠強有力、全覆蓋的公社和單位制，全面動員，普遍實施。1980年前後，轉向“一胎化”的人口政策與民眾意願大為背離，實施難度陡增；與此同時，隨著農村改革普遍推行，公社體制瓦解，國家對生產生活物資的控制力和分配權明顯削弱，原本的“運動模式”難以維繫。以1983年開始的“大結紮運動”為標誌，甘東計生走向“突擊模式”。這種模式不再追求全面無死角的政策落實，而是“軟處取土，硬處打牆”，依靠周期性的計生運動和年內兩次突擊行動，集中力量，由難入手，整村清茬，帶動其他。從某種角度講，這一時期的計生實施可以視為第一階段“運動模式”的弱化版。前兩階段的共同點在於計生工作的關鍵都是如何將政策落實下去，只是因為政策內容與可用資源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到1995年前後，甘東計生工作進入新階段，我稱之為“迎檢模式”。在這個階段，核心問題發生變化，從“如何落實上級政策”變成“如何讓上級相信政策落實了”。基層計生部門將大量人力、精力投入到圍繞上級檢查的攻防戰中，各種應對檢查的技巧手段層出不窮，計劃生育的“迎檢遊戲”（艾雲，2011）也由此而來。從計生實施的角度看，90年代中期實為一個重要分水嶺，其意義不亞於70年代末的“一胎化”轉變。這也反映在歷年節育手術變化上（圖Ⅲ）。從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國各類節育手術大體四五年一個循環，表現出明顯的周期波動。這源於前兩個階段計生實施的特點，即當任務緊迫、現實阻力較大時，往往在全國範圍內發起計生運動，形成節育高潮；但這些運動又無法持續，於是高潮之後是相對的低谷，隨著時間推移，問題不斷累積，又呼喚出一場新的運動。但進入90年代後期，原本鋸齒般變化的節育手術量趨於平滑穩定，與此前形成鮮明對比，反映出的是周期性計生運動的終結。當然，不是說此後沒有計生運動，而是說此後的運動對現實生育行為的影響已經相當有限了。這和歐美學者所說的中國計劃生育的“新自由主義轉向”（Greenhalgh & Winckler，2005）大體是同一個過程。那麼，計生工作為什麼會在90年代中期發生巨大變化？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不過我也沒有充分的把握，只能粗略談些不成熟的看法。首先，這與90年代後期人口政策轉變有一定關係。到1998年前後，世紀末人口保持在12億左右的歷史任務已基本宣告實現，人口控制壓力陡然減輕。此後國家層面也沒有再提出具體的人口目標，計劃生育的重要性事實上在下降。不過這也並非全部原因。以甘東為例，在1996年前後的計生運動中，“迎檢模式”就已經有所體現了。導致轉變的更重要因素可能是這一時期社會經濟的整體變遷，具體地說，就是90年代逐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新體制之下，城鄉藩籬逐漸打破、工業化城鎮化不斷加速、人口流動更加頻繁，這些帶來了廣大民眾、尤其是農村居民生育觀念的變化。到90年代中後期，“超生游擊隊”的形象事實上已經過時，民眾生育水平普遍下降，推行嚴格計生運動的必要性大大減弱。另一方面，90年代一系列改革（如分稅制，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化）使行政體系內部的工作方式、風氣氛圍都發生變化，計生工作模式也隨之轉變。 “迎檢模式”持續了十年左右，到00年代中期，計生工作又出現新的特點，走向“報表模式”。新變化的背景是進入21世紀，農村年輕人大都外出打工，本地計生對象迅速減少，而且由於人口頻繁流動，計生部門也很難掌握實際情況。結果就是考核檢查日益例行化，時間、內容、形式高度固定。上級不再試圖通過突然襲擊或抓住各種蛛絲馬跡去推測詰問真實狀況，下級也不再花大力氣打探消息、提前佈局、臨場發揮。考核時雙方都像按既定劇本表演，整個過程規範且平淡。在這一階段，基層計生工作的一個重點是跑項目。隨著中央財政改善，計生部門經費在00年代迅速增長，轉移支付力度隨之增大。這些經費大都通過項目方式下達，因此對基層而言，如何向上爭取各種專項（如二女戶補助）、獲評各類稱號（如創省優、創國優）變得重要起來。相應地，基層的日常工作變成填寫各類報表。到00年代中期，在信息技術支持下，傳統手工報表徹底被網絡數據庫（如WIS、PADIS等）替代。相比而言，數據庫的管理權限上移，上報後難以修改，對數據邏輯關係的審核也更嚴密。於是，大量基層計生工作者也被“困在系統裏”，用他們的話說，“不在工作上下功夫，專在數字上做文章”。要編的報表越來越多，下鄉入戶越來越少，整體數據也愈發失真。到00年代中後期，計劃生育主要成了紙面工作，或是基層“放水養魚”的幌子，對實際生育行為的干預已經很少了。也許正因如此，2012年陝西的計生事件才會引發巨大的社會反響—這並非大家對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現象忍無可忍後的最終爆發，而是震驚於一個近乎銷聲匿跡的“怪物”居然會突然復活。不過到這時，以控制人口為主旨的計劃生育已經走到盡頭。2013年，中央開始調整生育政策，逐步放開二孩；同年，國家人口計生委被整合進新成立的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不再作為單設部門。到2018年，中國的新生人口開始暴跌，“計劃生育”四個字也從國家機構名中徹底消失。持續半個多世紀的“計生時代”終於徹底落幕。只是對計劃生育而言，蓋棺並不意味有了定論；恰恰相反，關於其中很多問題、乃至整體歷史評判的爭論才剛剛開始。本書若能提供一些具有參考價值的解釋，或是引起讀者對這個議題的些許興趣，便算得上成功了。最後，我從本科到博士都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接受教育，社會學的知識和“想像力”至今讓我有仰高鑽堅之歎。本書能夠完成，應歸功於學界前輩的薰陶和系裏老師的教誨，尤其是我的博士導師劉愛玉教授，她給了我充分的選題自由，在我猶豫不定時又大力鼓勵，並指導了論文寫過的全過程。朱曉陽、張靜、周飛舟、渠敬東、謝桂華、佟新、應星等老師對論文寫作給予了很大幫助，他們在授課和討論中閃爍的洞見大大提升了本書的學術水平。從論文到成書，雖然幾經修改，疏漏之處仍如地上落葉，旋除旋生。不辭固陋，率爾付梓，先著一鞭，以為引玉。懇請讀者包涵指正。 2024年7月8日於北大燕園 ©本文為《生民以數：一個縣的計劃生育實施與變遷（1972–1982）》自序《生民以數：一個縣的計劃生育實施與變遷（1972–1982）》作者：孫超頁數：344頁尺寸：170 × 240 mm定價：$118按此線上購買🔗

【編輯推介】打開香港戰後建築的「資料夾」

戰後香港社會面對人口暴增、重建需求，採取世界風行的現代主義設計，追求簡潔，強調功能性和實用性。由本地工匠實踐舶來的建築理念，選用本地的材料，並因應氣候及社會環境，逐漸發展成屬於香港的融合多重文化與思想影響的建築體系。《香港戰後建築檔案：1950至1980年代的現代建築故事》探討1950至1980年代香港建築發展的不同階段，以建築故事作為切入點，串連香港與亞洲以至世界其他地區的建築脈絡，回應「香港建築缺乏特色」的迷思，同時在無盡長河中找到「香港建築」的位置。書籍以「資料夾」形式設計，翻開書本就如走進一個圖文並茂的檔案館。設計師巧妙加入許多精緻的檔案元素，其中以邊緣切割方式呈現的索引設計，既能作為章節分類指引，又能營造出有如水泥階梯般的視覺效果，令讀者感受恍如踏進建築物般的秩序感。本書使用通心脊配合鬆書紙的方式裝訂，內頁既能做到畫冊般的全開攤平，讓圖像充分展示，又能維持一書在手的輕巧感。書中設圖像分類編號，如P為相片、S為草圖等，進一步協助整理研究資料，建立鮮明的視覺識別，同時能讓讀者於書末進行資料溯源。本書圖像數量極多，而且尺寸參差不齊，包括來自世界各地機構與建築師家屬所得的歷史照片、圖則、渲染圖、手繪圖等，以及研究團隊仔細爬梳後所整理的時序表和立體模型圖——但這樣反而成為一種靈感：封面設計以書中各類相片的幾何比例為元素，巧妙融合壓凹工藝，以呼應本書以圖像追溯歷史的想法，打造出層次分明的視覺語言。封面所採用的藍色字體，靈感源自舊式墨水印章的意象——這類印章常見於檔案文件，使用鐵膽墨或藍黑墨水，因其耐久不易褪色的特性而被廣泛應用。希望藉由這種色彩記憶，營造出富有歷史感的設計語言。設計師特別選用奪目鮮明的藍色調進行燙色處理，以象徵那些塵封資料在今日重新被看見與詮釋。書封文字因燙色加工而產生自然斑駁痕跡，亦呼應墨水印章每次蓋印時略有差異的質感，讓封面設計更具層次與生命力。翻開這本「建築資料夾」，豐富的圖片和扎實的內容將帶我們回到1950到1980年代的香港，它不僅記錄了歷史，也讓我們更具體地理解了香港建築的特色和獨特價值。《香港戰後建築檔案：1950至1980年代的現代建築故事》作者：袁偉然、何慧心、陳卓喬頁數：352頁尺寸：153 × 220 mm定價：$248按此線上購買

【好書回顧】《明式家具珍賞》問世四十週年

中國傳統家具發展到明至清前期，達到頂峰的黃金時代。這時期的家具，採用了性堅質細的硬木作材料，在製作上榫卯嚴密精巧，造型上簡練典雅，風格獨特，公認是一個重要的家具流派，專稱為「明式家具」。其優秀製品不僅被視為藝苑奇珍，而且對現代家具的影響也日益顯著。由明式家具研究專家王世襄編著的《明式家具珍賞》分門別類收錄162 件明式家具珍品編成圖錄，通過文字論述、彩色圖版和圖版解說三個層次，對明式家具進行了有系統而細緻的介紹。全書彩圖連局部特寫332幅，家具實測圖42幅，黑白圖186幅及52 幅手繪插圖，系統地闡述了明式家具的源流、造型特色、結構技巧和欣賞與實用價值，知識性、學術性、藝術性和實用性四者兼具。自1985年首次出版後，《明式家具珍賞》對研究與收藏界影響深遠，是為古物研究的一座里程碑。《明式家具珍賞》更曾榮獲第一屆香港印製大獎——書籍印刷組金獎，其裝幀設計備受肯定。適逢《明式家具珍賞》問世四十週年，讓我們一同回味經典，細閱明式家具背後的歷史典故與匠人心法。

【讀書雜誌】父親何紫和那時代的香港

俗語有云：「幸運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然而「香港兒童文學之父」何紫卻因童年創傷自醒，長大後憑藉自身努力與學習投身出版，以文字滋養別人的童年。何紫生於二次大戰日本侵華時期，小時候經歷戰亂，大炮亂轟、屍橫遍野的場面屢見不鮮，直至八歲才正式踏入校園生活。因為家境貧困，何紫無緣接受高等教育，早早便投身社會自食其力。在《兒童報》任職編輯時，何紫亦會在業餘時間撰寫專欄故事。他首次用筆名「何紫」在《華僑日報》發表的兒童小說，憑藉幽默的筆觸與感人的情節擄獲大量兒童粉絲，最終把小說合集出版，從此在兒童文學上筆耕不斷，畢生合共出版近千種兒童讀物。「何紫一生致力於實踐抱負，以文學為兒童、青少年作真善美的嚮導。這是我作為女兒對他最深切的敬佩！」今期《讀書雜誌》，我們幸得何紫女兒何紫薇親自撰文，帶領我們回顧其父親的出版成就與精彩一生。全文詳見新一期《讀書雜誌》「文化焦點」欄目。《讀書雜誌》（第十六期）現於各大書店有售，電子書經已推出網上購買：https://shorturl.at/w29N3電子書：https://url-shortener.me/3KY3今期推薦書單：https://shorturl.at/DITeR

鬼月必讀的身後事知識指南

農曆七月十五日中元節剛過，我們點燈、焚香、祭奠，在緬懷中思索生命的意義。死亡常被視作為避諱，卻是每個人終將面對的課題，如何面對死亡，如何理解告別，如何為此做好準備？由多位資深殯葬從業員合著的《生前死後：解開身後事的迷思》，可說是一本資訊豐富的身後事知識指南，不僅向讀者介紹大眾感興趣的身後事各範疇，並推廣正向的死亡觀，破除大眾對死亡的恐懼。《生前死後》第一及二章直奔主題，講述生前規劃的事項及身後事的處理流程，讓讀者意識到生前規劃的重要性。基於社會禁忌風氣，香港大多數人對本地殯葬文化一知半解，書中第三及四章講述本地殯葬的概念、忌諱及來由，藉此破除大眾對「辦喪事」的恐懼。書中第五至七章，分別介紹了綠色殯葬、哀傷輔導個案，以及香港現有的生死教育探索活動，帶領喪親者走出悲傷的同時，發掘出兼具可持續性和平衡喪親者情感的告別方式。最後一章則闡述了現今香港新興起的生死教育活動，揭示生死教育如何引導人們以嶄新視角看待死亡的意義。近年，香港掀起了「死亡」旋風，不論是電影《破．地獄》的上映，還是多名正處盛年的名人猝逝，彷彿都在提醒我們生命是脆弱的，要做好死亡的準備。死亡對於生者來說，愈迴避，愈未知，就愈恐懼——或許這本書可以帶領我們解開身後事的迷思，讓我們明白到生命的意義。 📖《生前死後：解開身後事的迷思》合著：劉銳業、梁梓敦、鄺汝溡、黃錦妍、梁樂燊頁數：296頁尺寸：140 × 210 mm定價：$148按此線上購買

【香港遺美】《唯水是問：隱藏於香港水務歷史的人和事》

從興建水井、建造水塘，到全港引進水錶及收費制度，無聲無息的香港水務發展史不僅印證前人智慧，更見證着城市進步的過程。獲香港遺美推薦的《唯水是問：隱藏於香港水務歷史的人和事》融合工程專業、歷史考據與文學敘事，將繁複的水務知識化為大眾可讀的文字，帶大家從香港水務的新角度認識香港。按此看完整推薦文章《唯水是問：隱藏於香港水務歷史的人和事》作者：陳子浩、黃曦諾、蔡元貴、Ling HO攝影者：劉國偉繪者：韓勻宜頁數：240尺寸：168 x 230 mm定價：$168按此線上購買

【AndThen.hk】100年前的電話：《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

其實喺手提電話未出現嘅年代，講電話係要坐定定喺屋企「撥個輪」。大家幻唔幻想到100年前嘅電話到底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