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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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解構英國監獄的人道主義外衣
在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香港，監獄制度如何體現“人道”與“歧視”的矛盾？本文為蘇載玓博士所著的《不對等的平等：百年香港監獄（1841—1939）》第四章〈英國對於香港監獄管理思維的優次〉小結，文中探討了“隔離制度”作為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在當時的殖民地香港的實踐卻流於形式，反映出英國殖民者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 要探討英國的監獄改革過程，就不能不談備受推崇的隔離監獄紀律制度。 它亦是在百年香港監獄發展過程中經常被“提起”的英國“國策”。簡單來說， 隔離制度通過把囚犯彼此分隔開，以反思改造他們。反思的過程也包括其他元素，如：沉默、勞動與宗教灌輸等。 英國監獄改革的起因並不是簡單的一兩個點子，而是整個歐洲大陸自由平等人權等思想激盪下的時代產物，當中包括對於監獄制度的關注。由於當時英國不是中央統籌，各郡城地方監獄奉行不同的紀律制度，靜默、獨處與集體制度等並行引發種種亂象，促使宗教改革家與監獄實務管理者在這個思想比較開放的年代攜手創立一套新的紀律制度——隔離制度。兩所新建的中央監獄的落成，使隔離制度成為 19 世紀英國獄政的“標杆”，其影響範圍甚至輻射到整個歐洲大陸與美洲。“分類”也是隔離制度包容的元素之一，雖然分類本身也曾是一個獨立的制度，但其單獨行事也是站不住腳的，最終融入隔離體系成為有機組成部分。 當然，一個制度實行久了，必然會暴露自身的缺陷與弱點。打從一開始， 要配合隔離制度，就要修建單人囚室，面臨比一般更高昂的建築成本，加上其他客觀因素，反對隔離制度的聲音開始增多。隨著英國 1877 年“監獄法令” 的出台，英國所有地方監獄都要遵從中央的監獄管理。隔離制度在英國的監獄改革中，亦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之後，新法已不再嚴格指令英國監獄實行隔離制度要求。 英國本頓維爾監獄內的隔離囚室 然而，該制度在香港的實踐卻從頭到尾都流於形式。英國對於香港監獄制度的要求，體現在本章花了不少篇幅描述的監獄年度報表中的問題上。不同樣式的兩份表格記載了在不同時期由不同監獄總監提供的答案，除了在某種程度 上反映當時監獄的情況外，最重要的是反映出殖民當局與倫敦對於監獄管理的不重視。報表每年按時遞交，但對於分類與隔離兩個制度的實踐情況卻語焉不詳，而且從來都沒有達標。這反映出殖民當局和倫敦對於堅持這兩個制度其實並不熱心，因為部分問題是關於用地短缺以及建築費高昂等。 英國最初尚以委婉措辭來掩飾逃避問題的態度，畢竟當初也確實是因為缺乏理想的監獄選址，而後期則直言不願意投放資源，最終兩次廢棄昂船洲新監獄計劃，完全暴露了殖民統治者的典型心態，連在自己最推崇的人道主義上都不再掩飾，直截了當宣告連“人道主義”也分等次。麥當勞港督在回應殖民地部關於監獄紀律的質詢，其中包括嚴刑在監獄中經常 / 也許引致自殺的問題 時，他冷酷地回應道： 固然嚴格紀律或會引發自殺的傾向，但華人的自殺有異於歐洲人的自殺⋯⋯1 麥當勞（Richard G. MacDonnell） （1866–1872）擔任香港第七任港督 1875 年監獄調查委員會報告前言更直接了當宣稱： 香港監獄中的囚犯絕大部分都是華人，監管他們的監獄人員不熟悉其語言，也不了解他們的品質性格，更無從稽考他們的過往，因此任何試圖提升他們的情操或道德水準的嘗試都只會是徒然。2 即便是具有前瞻視野及監獄管理經驗的監獄總監哥頓少將也直言不諱： 香港的繁榮吸引了大量華人和其他國籍人士湧入，當中無可避免會有犯罪分子。後者慣受廣州或其他東方監獄的嚴峻刑罰，來到香港後，面對英國以文明與基督教為本的人道待遇和溫和制度，完全不能起到震懾成效。3 監禁的唯一震懾作用是“失去自由以及相關的樂趣”——這種只有我們西方族裔才會感覺到的損失，對於此處我們要應付的人卻是行不通的。4 但是，無論我們多希望以人道立場與深思來對待他們，考慮到他們自己的社群以及自身問題，如果這樣的待遇對他們來說是“奢侈享受”的話，我們就該對英國的準則做出調整⋯⋯根據我們的經驗，採取一些足以馴服與改造本國“最差勁的一群”罪犯的方法，而隔離監禁制度正是這首要的、最有力的制度。5 被視為香港洋商中最傑出的怡和大班的耆紫薇，在評議昂船洲再建計劃 時直截了當地指出，香港的監獄對於華人囚犯來說太奢侈：“堅決反對擴建監 獄，現有域多利監獄已足敷港籍囚犯之用。華人竊賊當施鞭刑後驅逐，再犯者公開鞭笞再逐。” 他完全反對在擴建監獄上投入任何資金，認為現有的域多利監獄對於 真正來自香港的囚犯已經綽綽有餘，並希望殖民當局能夠對華人小偷盜賊 施以鞭笞刑，然後將其驅逐出境，而不是關在監獄中餵飽他們。對於屢次潛返者，應公開鞭笞後再驅逐。6 昂船洲本是香港在那個時代全面實行隔離制度的唯一契機。在沒有取得九龍半島之前，港島用地緊張，而昂船洲的地理位置適宜，兼具日後擴展潛力。 但兜兜轉轉多年以後，於 1938 年建成的香港監獄，仍然落址港島。 1868 年教育家兼改革家瑪麗．卡彭特對於印度艾哈邁達巴德監獄的記錄，與香港昂船洲的情境何其相似？既有空間可新建監獄，由有人力（勞役囚犯）可節省建築費，甚至監獄已經建好了，麥當勞港督卻因為對囚犯族裔的偏見（認為華人囚犯無法被改造更新），寧願放棄已建成的設施也不願長期投入，認為無需在香港實行隔離制度。倫敦對於這個瘋狂決定的默許，也大可以反映殖民統治者的基本心態。 早期昂船洲地圖，來源：CO129/86, p.502 雖然在殖民統治期間，有一些肯為華人挺身而出的人物，如軒尼詩港督曾經力撐修新建監獄、改善囚犯待遇等，奈何他維護華人的立場招致不少反對， 特別是如耆紫薇這類的洋商權貴抵制。因此軒尼詩提出的建議經常受到壓力， 在香港立法局或英國議會舉步維艱。 偶爾也有一些殖民地部的衛道之士提出意見，如倫敦殖民地部官員盧卡斯就曾反對 1875 年委員會加重鞭笞以增加香港監獄“震懾”功能的建議。他認為不能因為臨近國家的嚴刑，就讓英國在人道立場方面做出妥協，但最終不敵主流思維，只得同意將此舉暫時作為“實驗性質”。 雖然隔離制度在英國本土已經過了最鼎盛的時期，但香港各監獄委員會的報告仍不時追憶其榮光，折射出倫敦本土對於這個經歷監獄改革、得來不易的隔離制度的微妙眷戀。但理論與實踐終究存在鴻溝。該制度不但在香港遇到很多現實困境，讓當權者卻步甚至妥協、放棄，在印度以及西澳更早的一些殖民統治區域同樣折戟。深入研究揭示，問題的根源並非地域差異，而是種族歧視使然——殖民統治者深信某些族群天生劣質，不能夠被“改造”。這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最終解構了英國監獄改革宣稱的人道主義外衣。 注釋 1 MacDonnell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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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雜誌】父親何紫和那時代的香港
俗語有云：「幸運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然而「香港兒童文學之父」何紫卻因童年創傷自醒，長大後憑藉自身努力與學習投身出版，以文字滋養別人的童年。 何紫生於二次大戰日本侵華時期，小時候經歷戰亂，大炮亂轟、屍橫遍野的場面屢見不鮮，直至八歲才正式踏入校園生活。因為家境貧困，何紫無緣接受高等教育，早早便投身社會自食其力。在《兒童報》任職編輯時，何紫亦會在業餘時間撰寫專欄故事。他首次用筆名「何紫」在《華僑日報》發表的兒童小說，憑藉幽默的筆觸與感人的情節擄獲大量兒童粉絲，最終把小說合集出版，從此在兒童文學上筆耕不斷，畢生合共出版近千種兒童讀物。 「何紫一生致力於實踐抱負，以文學為兒童、青少年作真善美的嚮導。這是我作為女兒對他最深切的敬佩！」今期《讀書雜誌》，我們幸得何紫女兒何紫薇親自撰文，帶領我們回顧其父親的出版成就與精彩一生。 全文詳見新一期《讀書雜誌》「文化焦點」欄目。《讀書雜誌》（第十六期）現於各大書店有售，電子書經已推出網上購買：https://shorturl.at/w29N3電子書：https://url-shortener.me/3KY3今期推薦書單：https://shorturl.at/D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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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月必讀的身後事知識指南
農曆七月十五日中元節剛過，我們點燈、焚香、祭奠，在緬懷中思索生命的意義。死亡常被視作為避諱，卻是每個人終將面對的課題，如何面對死亡，如何理解告別，如何為此做好準備？ 由多位資深殯葬從業員合著的《生前死後：解開身後事的迷思》，可說是一本資訊豐富的身後事知識指南，不僅向讀者介紹大眾感興趣的身後事各範疇，並推廣正向的死亡觀，破除大眾對死亡的恐懼。 《生前死後》第一及二章直奔主題，講述生前規劃的事項及身後事的處理流程，讓讀者意識到生前規劃的重要性。基於社會禁忌風氣，香港大多數人對本地殯葬文化一知半解，書中第三及四章講述本地殯葬的概念、忌諱及來由，藉此破除大眾對「辦喪事」的恐懼。書中第五至七章，分別介紹了綠色殯葬、哀傷輔導個案，以及香港現有的生死教育探索活動，帶領喪親者走出悲傷的同時，發掘出兼具可持續性和平衡喪親者情感的告別方式。最後一章則闡述了現今香港新興起的生死教育活動，揭示生死教育如何引導人們以嶄新視角看待死亡的意義。 近年，香港掀起了「死亡」旋風，不論是電影《破．地獄》的上映，還是多名正處盛年的名人猝逝，彷彿都在提醒我們生命是脆弱的，要做好死亡的準備。死亡對於生者來說，愈迴避，愈未知，就愈恐懼——或許這本書可以帶領我們解開身後事的迷思，讓我們明白到生命的意義。 📖《生前死後：解開身後事的迷思》合著：劉銳業 、梁梓敦、鄺汝溡、黃錦妍、梁樂燊頁數：296頁尺寸：140 × 210 mm定價：$148按此線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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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hen.hk】100年前的電話：《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
其實喺手提電話未出現嘅年代，講電話係要坐定定喺屋企「撥個輪」。大家幻唔幻想到100年前嘅電話到底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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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去世30週年】在文字世界之外的另一個張愛玲
服裝是張愛玲自我表達的重要方式，而旗袍是所有服裝中張愛玲的最愛。張愛玲曾說過：「再沒有心肝的女人，說起她『去年夏天那件織錦緞夾袍』時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她親手裁衣，執著於細節與獨創，服裝於她，是女性自我定義的權利。 由陶方宣所著的《霓裳．張愛玲（增訂版）》選取了張愛玲自己和其筆下的一件件霓裳華服，解析張愛玲對服飾的熱情與依戀、張氏小說主人公服飾深含的寓意，配以精美的插畫，一步一步探究張愛玲的審美觀和人生觀。書中〈生命的衣裳——矮領子布旗袍〉一文，便從一件自制的旗袍說起，走近她的精神世界： 「小裁縫的手藝無法滿足張愛玲的服裝癮，她只能親手製作服裝來表達自己的主張。在香港讀書時，她連連得了幾個獎學金，省下點錢，便自選衣料，自己設計。這件衣服她弟弟張子靜曾見過，是一件矮領子布旗袍，大紅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藍的白的大花，穿的時候要像套汗衫一樣鑽進去，兩邊沒有紐扣，領子下還打着一個結，袖子短到肩膀，長度只及膝蓋。張子靜問她是不是香港最新的樣子，張愛玲笑道：我還嫌這樣子不夠特別呢！ 張愛玲因為打仗放棄讀書從香港回來，張子靜明顯感覺到她變得很洋氣，標誌之一， 就是這件她親手製作的矮領子布旗袍——說到底，在所有服裝中，旗袍還是張愛玲的最愛。 小的時候她就癡迷華服，彷彿天生如此——多半還是受家庭和母親的影響，《對照記》裏有她多幀童年照片，每一張都衣着得體精緻，色彩永遠那麼和諧，這背後若沒有一位講情調、有品位的大人，那是不可思議的。記得一張她坐在古銅色籐椅上的照片，麵團似的，微微笑着，一身淡藍色的薄綢連衣裙，領口和袖口都一色純白，白襪黑鞋，臉上有腮紅，像電影裏小童星似的。後來她飛快地長大，衣服更多了，因此總是嫌日子過得太快了：突然又長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套不能穿。蔥綠織錦的，一次也沒上身，已經不能穿了，以後一想到那件衣服她就很傷心，認為是終身的遺憾。在張愛玲眼裏，衣裳是有生命的，曾和自己肉體相連，肌膚相親，貼心貼肺，是另一個自己，情如姐妹—— 她最愛的只能是旗袍，古典又現代，時尚又保守——在滿清的時候，旗袍主要用於宮廷，皇太后、皇后用明黃色朝袍，貴妃、妃用金黃色，到嬪就只能穿秋香色。領托、袖口、 側襬、下襬的鑲滾花邊道數有『十八鑲』之稱，發展到極致的，可以連旗袍本來的面目都看不出——袖口內綴接可以拆換的華麗袖頭，袖頭還要鑲滾繁多的花邊，乍看上去似乎穿了好幾件考究的衣服。總之就是不擇手段把面子撐足，而人體曲線則全然不管不顧。張愛玲說：『在滿清三百年的統治下，女人竟沒什麼時裝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樣的衣服而不覺得厭煩削肩、細腰、平胸，薄而小的標準美女在這一層層衣衫的重壓下失蹤。』——失蹤的美女在張愛玲時代又找回來了，從政治層面到衣服層面，中國都發生了徹底的轉變，旗袍褪去了服裝制度的假皮，鑲滾簡單，色澤也淡雅起來。剛擺脫封建的中國女性，在沉睡了三百年以後猛然清醒過來，細腰曼妙、曲線玲瓏，一如風吹依依楊柳、雨濕灼灼桃花——於是我們看到，張愛玲、阮玲玉們身着旗袍蝴蝶般翩翩淡入老上海浮華風情。 張愛玲有很多旗袍，購買的、自製的，高領子的、矮領子的，緊身的、直筒的——她名字中間有一個愛字，其實也可以這樣說：張愛玲的愛就是對文字的愛，對旗袍的愛。」 ──《霓裳．張愛玲》（增訂版）作者：陶方宣頁數：248開度：164 mm × 230 mm定價：$138按此線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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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Hong Kong】當「打電話」成為歷史：《香港電話——早期電話史與原理》
還記得在屋企「煲電話粥」的時光嗎？來到今天，「手機」的主要功能更不在於「打電話」，而是上網。傳統「電話」亦成為歷史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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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HK藝文谷】速寫下的建築和街道：《紙筆．香港：香港城市變遷的筆墨記錄》
速寫下的建築和街道，如何表達出香港這個城市的活力？香港獨有的活力從何而來？相對於更為方便的拍攝，Michael何以會選擇速寫去記錄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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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風水篇】想要讀書好，先找文昌位？
文昌位，即是文昌星飛臨入宅的方位，代表智慧與文采。在《古都巡遊 好風如水2——現代詮釋》中，作者梁冠文就觀察了幾間香港名校的風水大局： 英皇書院 英皇書院面向般咸道，卻在般咸道和西邊街交界開門，正向東南面的漢寧頓道。行人或汽車沿漢寧頓道經過時，正好帶動了文昌之氣。最巧妙的是漢寧頓道和般咸道的交界設一燈位，汽車適時停下，造成了聚而不沖的效果，加上座落在兩者之間的聖士提反里在校園的東南面滙合，連同西邊街四水交融，令英皇書院門前文昌氣大盛。 聖保羅男女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位於麥當勞道上，麥當勞道長約不足10公里，僅得數條往上爬的分叉路，並與歌老打路相交滙合。一條行人小徑如果人跡罕至，風水上力量不大，但恰巧這條歌老打路是學生平日的必經之路，人氣旺盛，兩道路相交，牽動了文昌位，造就了一所成績出眾的名校。 民生書院 民生書院位於南北走向的聯合道及延文禮士道之間，面向南面東寶庭道，順理成章應向正南開門，與聯合道及延文禮士道並排而立，佈局較為工整歸一。不過，現況是大門側向東南面，跟嘉林邊道對接，似乎是刻意「扭歪」，迎接文昌位之氣。 ——《古都巡遊 好風如水2——現代詮釋》由大局觀出發，到屋外環境道路，以至室內佈局和擺設，將古人的風水智慧應用至現代住宅上！作者：梁冠文定價：$168按此線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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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ingpao】香港特技人無名30年 西班牙影迷追出真身 喚醒塵封記憶 女兒為父出書記錄
包裹全身、只露雙眼，僅憑眼神認出那個人，這是得有多熟悉才能做到？「我看到他的眼神，我知道他是我爸爸，但放在一百雙眼裏，我認不出來。」吳津津說。但Jesús Manuel Pérez Molina做到了，他是津津之父吳偉業的狂熱影迷，他喜歡看吳偉業參演的動作電影——不是吳跑龍套的《警察故事》、《英雄本色》等，而是「IFD（通用影藝有限公司）電影」，他追尋吳偉業30年，兩人終於見面，更把其關於IFD電影的書送給吳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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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邨軼聞】曾被「女皇駕臨」的模範屋邨，前身原來是墳場用地？
1975年，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Elizabeth II）到訪位於何文田的愛民邨，小孩為女皇獻花的一幕成為一時佳話。除此之外，愛民邨還開創了不少屋邨建設的先河：裝有公共天線系統、設中央空調屋邨商場、首創「冬菇亭」熟食中心、設有兩房一廳室內間隔等，設施齊全、內外兼備，因此有「九龍模範邨」之稱，十分「威水」。 殊不知在成為「女皇駕臨的模範屋邨」前，愛民邨曾被作為墳場用地。1910年代，何文田曾被闢作印度墳場，更一度成為廣華醫院安葬天花死者的地方。二戰後香港人口劇增，政府才將何文田列為核准徙置區。1968年初，政府批准屋建會興建愛民邨。經過數年努力後，愛民邨從墳場搖身一變，成為一個環境優美、自給自足的小市鎮。 戰後人口急升，政府為應付市民住屋需求大興土木，從此拉開了香港公營房屋發展的帷幕。由黃家樑老師、陳志華教授及黃朗懷先生合著的《宜家港公屋》精選約30個具標誌性的屋邨，縷述箇中的興建過程及其社區影響，並通過豐富的歷史資料和圖片，生動再現了香港公共房屋的發展之路。 《宜家港公屋》作者：黃家樑、陳志華、黃朗懷頁數：344頁尺寸：150 × 210 mm定價：$158 按此線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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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重生】巴士如何恢復運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結束三年零八個月日佔時期。翌年中巴和九巴恢復巴士經營權，但車隊已遭受到嚴重破壞，一切從零開始。面對巴士不足、乘客過度擠迫、黑市貨車入侵等問題，九巴 KMB 九巴專頁 是如何迎難而上？ 🚌九巴改裝軍車做巴士🚌戰後行走香港島的巴士僅得四部；九龍則有八部，另有一至兩部壞車也要搶救回來使用。政府有鑑於巴士短缺，便設法撥出一部分軍車改裝成巴士。九巴前總經理雷中元曾在訪問中提及：「日本投降，英軍回來接手後，好像送了幾十輛軍車給九巴改裝做巴士。」 🚌搭巴士搵命搏🚌由於戰後巴士嚴重不足，當時巴士總是超載，更時常成為報章的投訴主題：「一輛載客量36 名乘客的巴士，竟可以擠進100 人！」「等巴士等了20 分鐘已經夠討厭了，最後迎來一輛不停站的巴士，天啊！還有乘客騎在擋泥板和坐在引擎蓋上，真夠嚇人！」戰後車輛組件供應緊絀，九巴只能見步行步，能湊夠車輛走哪條線便復辦哪條線。 🚌軟硬兼施擊退黑市貨車🚌1946 年，九巴勉強以八輛巴士恢復兩條九龍巴士路線。大量貨車加入搶客，最後在警方介入下，九巴容許30 輛貨車加入巴士車隊，收費需與巴士看齊，同時加快訂購大批新巴士，希望盡早收復江山，翌年成功恢復了12 條巴士路線。 《九巴初創20年–1920s-1940s》🌟本書圖文並茂紀錄九巴初創至成熟的發展歷史，獲九巴董事會副主席陳祖澤、香港歷史專家高添強作序作者：冼潔貞頁數：288定價：$148按此線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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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島月報——香港日佔歷史之遺音
八十年前的今日，1945年8月15日，日軍無條件投降，結束「黑暗時期」的同時，也為一本大概現今沒有多少人知道、只發行過兩期的雜誌畫上句號。 《香島月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1945年7月誕生，由香島日報社（即星島日報）出版，盧夢殊主編。當時香港仍處於日本的佔領之下。該雜誌以推動本地文化為表，實際上站在日本軍國主義的立場，創刊剛過一個月，因日軍投降而停刊，自此從日軍的宣傳工具，頓變成香港日佔歷史之遺音。事隔近八十載，幸獲香港收藏家劉立人先生從民間覓得，尤第二期頗為珍罕。 適逢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我們為什麼要將《香島月報》復刻出版？ 首先節錄今次復刻版附贈的別冊中，由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黃仲鳴教授所撰寫的導讀「山城暮景—香港日佔時期最後的一份雜誌」： 「這是份綜合雜誌，出版人是『萬金油大王』胡文虎（一八八三至一九五四）的公子胡山；編輯是盧夢殊，一位『附日文人』、『落水文人』，也有呼之為『漢奸』的，曾代表香港報界到東京參加『大東亞新聞工作會議』；因喜吃蘿蔔糕，便以『羅拔高』為筆名，一九四四年九月出版了一部《山城雨景》的書。 在〈發刊詞〉裏，雜誌強調『文化』，並指香港文化事業『本來貧薄可憐，開埠迄今，殊無可取』，於今更為衰落，致『鬱鬱山城」『了無生氣』。因此，構築香港的新文化，是雜誌的任務；可惜，通篇〈發刊詞〉並無確切點出文化是甚麼，但從兩期的內容來看，編者煞費苦心，『構築』了政治文化、文學藝術文化這兩大類。 在政治文化的文章裏，如創刊號盧夢殊的〈東亞政局概論〉，立場偏於日方，自是無可厚非；但如述『九一八』事件，引了時任日本外相的話說，『對此並無領土野心，只以日本人口過剩，為謀與中國經濟互惠，以過剩人口開發中國資源，在技術上獲取合作，在政治上共求繁榮，親善』。這簡直是胡說八道。第二期的〈東亞與世界〉，亦呈現盧夢殊在分析局勢方面的偏差，無甚可觀，只可視為他的漢奸思想。 創刊號分文字、圖片兩欄。圖片展現出大東亞人民的生活。須加說明的是，有所謂『昭南』者，是甚麼地方？新加坡也，是日本於日佔時期（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對新加坡的稱呼，意指『昭和年間所得之南地』，亦指作『南方之光』。這組相片有強烈的政治宣傳色彩。 一九三八年，茅盾（一八九六至一九八一）抵達香港，便感到香港『富麗的物質生活掩蓋著貧瘠的精神生活』，是『一片文化的荒漠』；香港淪陷之初，日軍收縮報業、壓制言論和出版發展，山城何止沙漠，簡直是『死城』。縱觀兩期的文化藝術稿件，則仍可窺見香港『戰後』的文化現象。 創刊號筱韞的〈香港粵劇最近的變遷〉，縷述伶星的組班和散班的動態，指出香港『戰後』初期的劇團十分蓬勃，但已呈『垂危』狀態，文章沒有點出原因，只說居民『一切都能夠從節約方面著想』，而『欣賞藝術的有閒階段，自然是極少數』；是乎？不過，此文對當年粵劇藝人的南來北往、組班散班的情形，卻有仔細的描述。 另外，第二期署名『口碑』〈本年上半年度香港首輪影戲概況〉，縷述了當年港島、九龍、新界的戲院，指戰前影業十分發達，經過『新生（作者按：『戰後』也）的洗禮後，電影事業一時未能恢復』，影片供應不足，留港伶人頗多，一些戲院便演粵劇。後來，日本電影有供給，國語片亦源源運至，電影事業便興盛起來。文章還詳細列出公映、收入情況。可見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仍有影迷有閒有錢，鑽進戲院『避世』，不似粵劇那麼奄奄一息。 文藝創作方面，重頭作是葉靈鳳（一九○五至一九七五）的〈南荒泣天錄〉，標『長篇創作』，惜停刊後，小說未完，唯有『泣天』了。故事背景是明末清初，在經歷闖王、清兵入關後，南京暫苟安，葉靈鳳寫道： 虎口餘生的難民，想到崇禎皇帝慘烈的死狀，京城文武百官迎了闖王，接著貼了『順民』的黃紙又迎接清兵的醜態，雖然心上感到一陣黯淡，可是覺得眼前的景色和天氣，確實值得暫時陶醉。 這曲亂世悲歌，想葉靈鳳感觸甚深。 另如創刊號秋水的〈搬家隨筆〉，由淪陷的廣州搬到香港，誰知香港戰事起，以為搬到跑馬地安全，卻飽歷炮火的肆虐，又搬到灣仔，這一回，『敵機（指美機）』來襲，僥倖沒炸死；又搬到中區去。這篇短文，道盡了戰時生活之悲之慘。 第二期『羅拔高』上場，撰『長篇作品』〈掙扎〉，命運比葉靈鳳慘，因只刊了一期即壽終。至於與盧夢殊有私交的戴望舒（一九○五至一九五○），第一期有學術研究之作，第二期有譯文。戴望舒歷經憂患，能賺些微稿費，亦可安飽吧。 雖稱『艱難時期』，但雜誌廣告卻亦多，不乏酒類、食肆、金飾珠寶，雖然不知市況如何，但可看出這山城的暮景，在一些『順民』來說，卻非淒慘。」 香港三聯書店將《香島月報》復刻出版，看重其身為文史資料之稀罕度，故提供讀者管窺香江日佔歲月下，文化和傳媒事業之態勢，以至記錄社會人文、國際戰局等情況，權充為跨時空的歷史觀察。同時，亦希望本書能為有心者提供研究之用，讀者諸君亦可參見三位導讀者的文章，以了解本書出版價值之所在。 《香島月報（復刻版）》（全二冊＋附別冊）作者：香港香島日報社底本提供者：劉立人開度：190mm × 265mm定價：港幣278元 按此線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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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二戰時】死亡戰俘營
1945年8月15日，日軍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正式結束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歲月。抗戰期間，除了有數以百計的普羅大眾無辜受害，為港出戰的軍官士兵亦死傷無數。 1941年11月，近二千名加拿大官兵抵港協助駐港英軍抵擋日軍。由周家建博士所著的《榮歸君國：香港戰役中的加拿大軍團》記錄戰爭對他們造成的身心創傷，其中提及到日本戰俘營的不人道對待： 「日本本土戰俘營管理嚴苛，營房和工作條件差、醫藥不足且水土不服，以及被強逼參與奴役，衛港加軍戰俘每天徘徊於疾病與死亡之間。 美軍醫官拉蒙・布萊希少校指出：『戰俘的生活很單調：工作、食飯、點名、睡覺。— 日復一日；一週七天；一年五十二週。食物嚴重不足，工作非常辛苦。冬天多雪多冷，其他季節多雨。』」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霾隨時間遠去，今日認識這段歷史的意義又是什麼？作者周家建博士在後記中這樣寫着：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二十世紀最後一場全球實體戰爭，傷亡人數以百萬計。對衛港加軍而言，前來香港協防，原是一項簡單的防守任務，卻不幸演變成直接在戰場上與敵交鋒。研究香港戰役，不論是任何目的，都必須持平客觀，尊重史實，畢竟親身經歷者皆是血肉之軀，為信念而面對殘酷的戰鬥和磨難。他們的悲痛，不只停留在戰場和戰俘營內，而影響之深遠，亦不限於一眾老兵身上。 《舊唐書・魏徵傳》有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鑑古知今，瞭解事情的過去，才能從容面對未來。從衛港加軍身上，學到是人的韌性。他們榮歸君國：香港戰役中的加拿大軍團在戰場上遭到日軍的沉重打擊，及後在戰俘營內過着如履薄冰的生活，每天吞聲忍語地面對強權威嚇，在前景堪虞的狀況下，憑意志和互助來渡過重重難關。復元後，縱使面對的困惑和不安，亦能透過重建人生來改變社會和貢獻國家。十八天的香港戰役，時間雖短，所蘊藏的教訓卻是永恆。透過閱讀老兵的故事，作為人生的借鏡，從中得到啟迪。」 願世上於戰爭不幸逝去的靈魂都能安息。 《榮歸君國：香港戰役中的加拿大軍團》作者：周家建頁數：320開度：168 mm × 230 mm定價：港幣128元按此線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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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二戰時】俯瞰歷史，見證戰火下的香港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香港結束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歲月。時光飛逝，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讓我們翻開《鷹眼之下：戰時航空照片中的香港（1941–1945）》，透過二戰期間美國陸軍航空隊及日本陸海軍在香港上空拍攝的照片（圖1至圖5），重看這段動盪時光—— 最後，我們特意節錄書中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區智浩先生的序言，祝願終有一天，世上再沒有何一個人要承受戰爭中的苦難： 「得知鄺智文博士深入研究二次大戰香港日據時期的航空偵察和戰時民生，令人深感欣慰。一般軍事愛好者通常只關注那些在空戰中擊落數十架甚至上百架敵機的英雄，卻往往忽略了背後默默付出的「航空偵察兵」。即使像德國空軍王牌埃里希‧哈特曼（Erich Hartmann）擊落了352架敵機，也無法挽回盟軍對斯圖加特（Stuttgart）大轟炸所造成的巨大破壞與影響。如果沒有美軍PBY卡特琳娜偵察機及時發現南雲忠一的航母機動部隊，美軍也無法贏得中途島戰役，從而改變太平洋戰爭的態勢。每次戰略或戰術轟炸的成功背後，都離不開事前精確的航空偵察。若缺乏準確的目標情報，即便飛行員冒著被擊落的風險，昂貴的炸彈也可能落在毫無價值的目標上，造成人員和資源的浪費。 《小王子》的作者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正是一名無聲奉獻的航空偵察兵。他在駕駛F-5偵察機（由P-38改裝）執行偵察任務時，不幸被德軍Me-109擊落於地中海犧牲。 航空照片是一種中性的時空記錄。在戰爭期間，它們是關鍵的軍事情報；而在和平時期，則成為支撐社會建設與規劃的重要地理資訊。政府需要比對新舊航空照片，以掌握民生事務和環境變化的動態。一張航空照片更勝千言萬語，清晰呈現出人類活動和自然環境變遷的痕跡。然而，航空照片本身卻無法訴說拍攝者在拍攝瞬間的心情、壓力與想法。無論是飛行員、偵察員還是航空測量師，他們在有限的時間內，面對天氣變化、敵方炮火或緊迫航空交通管制，往往只有一次拍攝目標的機會，每一次拍攝都充滿著挑戰與壓力。希望大家亦同時能感受到拍攝每一張航空照片的困難，多少也是一種冒險與膽色。 透過這本書的介紹，讀者更能立體深入地了解日據時期香港市民的生活，感受到他們在戰爭中的苦難。願世界和平，讓航空照片僅用於和平時期的社會建設與地理資訊的應用。」 《鷹眼之下：戰時航空照片中的香港(1941-1945)》作者：鄺智文頁數：408頁尺寸：210 × 290 mm定價：$298按此線上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