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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半世紀，影響一代人，讀懂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變革與實踐

這本書修改自我的博士論文，大體是2015年確定選題方向，2016年調研收集資料，2017年正式開始寫作，2018年完成並通過答辯。雖然藉著出版的機會，我補充了一些新近文獻，但總的來說，本書（尤其是第一、二章）只能反映2017年前後學界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進展，謹請讀者注意。從論文選題到現在，差不多十年了。回頭看，這段時間恰好是中國的又一個生育劇變期（圖Ⅰ）。新增人口數、自然增長率都在2016年之後掉頭直下，短短數年，出生數直接腰斬，總人口更是前所未有地進入負增長。當然，在我寫作博士論文的那幾年，還看不清這種趨勢。當時大家仍沉浸在“全面二孩”帶來的生育反彈中，有人甚至主張回歸“一胎化”，認為隨著政策放鬆，人口又將失控。過去幾年中國人口生育的快速變化，既令人感慨，也發人深省。我們對人口問題的理解恐怕還有很多局限，對人口規律的把握也沒有想像中那麼深刻。今天的人口學，研究對象早已變成各種數據，分析方法也高度量化，看上去十分接近自然科學；但對於基礎性的人類生育行為和人口變化規律的認識，其實和馬爾薩斯時代並沒有根本區別，大體還是來自對歷史經驗的總結歸納，而非基於堅實公理之上的邏輯演繹。這一點和過去幾十年中國人口觀念、人口政策的“翻燒餅”有很大關係。50年代末，“人多力量大”壓倒了節育的主張；70年代末，社會精英集體轉向強調人的消耗性、主張嚴格控制人口；到了21世紀10年代，“人口紅利”大為盛行，人口又變成最可寶貴的資源了。幾乎一代人的時間，看法就會翻轉一次，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並不真的掌握影響人口生育的根本原因，總是用當時的現象去推論未來。時間一久，屢屢失算。同樣，今天大談的“低生育陷阱”也是基於過去幾十年一些國家的生育現象，導致這一點的原因是什麼，人類生育會被哪些因素改變，未來人口趨勢如何，其實並沒有十分確定的答案。上述感受在我準備博士論文時就已經萌生。確定大概方向後，我開始粗讀文獻，主要是政策文件和一些二手研究。隨著閱讀增多，我越來越對70年代末計劃生育從原本寬鬆的“晚稀少”轉向極為嚴格的“一胎化”感到困惑：改革開放給我的整體印象是國家權力在各個領域收縮、與民休息，但為何同一時期的計劃生育反倒變得更為嚴格？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促使我在2016年春嘗試寫作了“人口的政治：70年代末嚴格計生政策出台原因探析”一文。核心觀點是：人口政策嚴格化和改革開放寬鬆化一體兩面，都是為了應對“文革”後中國的落後現實。因為落後，所以必須改革開放；但對為何落後的追問又需要一個“阻斷機制”—建國後快速增長的人口恰恰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既然中國的落後主要不是總量少，而是人均水平低，那就說明問題不在國家體制，而在人口太多。計劃生育因此至關重要，走向嚴格的“一胎化”也就可以理解了。計生嚴格化與70年代末中國的發展困境有關，這一點已經有學者提過，並不算新。我寫這篇論文的初衷是用更多歷史材料加以論證。文章寫成後曾投稿發表，但因篇幅過長，刊出時不得不刪去大半。藉著本書出版的機會，我將其作為“附錄”，全文收入。現在看去，“人口的政治”中一些推論邏輯還不夠嚴密，除了自身學術水平的限制，這也和材料來源有關——一旦涉及高層決策，公開資料不多，光靠文件和講話，難以窺見全貌、釐清過程。因此寫完文章的我更堅定了通過調研收集材料的想法。之後不久就前往甘東，在那裏待了半年。調研經過書中有介紹，不再贅述。總之，能收集到這麼多資料，得以完成博士論文，要歸功於當地朋友的幫助。不過出於現實考慮，也是尊重他們的意願，不再一一致謝了。過去幾年生育變化的另一個後果是，在人口問題不斷引人關注、變成熱點的同時，關於歷史上的人口政策、尤其是計劃生育的研究迅速萎縮（圖Ⅱ）。這部分是因為政策重點轉向鼓勵生育，嚴格計劃生育成了過去式，學者的興趣有所下降。但從2013年生育政策調整後反倒出現一個研究高潮來看，興趣問題未必是主要原因。更可能的是，隨著生育率“雪崩”，人口形勢陡然嚴峻，曾經的生育政策和計生歷史在現實中變得微妙起來，學術期刊也多傾向於不發表。這種情況下，本書能夠出版，十分感謝香港三聯書店，尤其是出版經理李斌先生和責任編輯王逸菲。在此之前，我以為本書要想面世不容易。沒想到年初，偶然聯繫上了香港三聯書店，李斌先生看過文稿後即惠允促成，並在隨後高效推動相關事宜。本書改自博士論文，內容蕪雜、徵引繁複、圖表頗多，又涉及內地與香港兩地的體例格式、表述習慣差異，很多地方都需修改調整，責任編輯為此做了大量工作。對兩位的付出深表謝意。當然，上述歸因掩蓋了一個問題——隨著計劃生育成為過去，對其歷史的研究還有什麼學術價值，又是否值得出版？我的看法是，中國上世紀60年代發端、70年代全面推開的計劃生育，綿延半個世紀，波及十多億人，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這為理解國家政策如何影響人們的生育行為提供了難得的案例，計生史研究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另一方面，未來中國的人口不管如何變化，都擺脫不了既定的歷史。現實問題越突出，越需要回答曾經發生了什麼、何以至此。本書提供了一種對這段歷史的解釋，它肯定不是唯一的、也不一定是最正確的，但可以和其他研究一起，豐富對過去的理解，揭示其中的複雜性，盡量避免過分簡化歷史以致得出誤導性的結論。此外，我希望通過這本書保留一點史料。計生初興距今已經半個多世紀，隨著時間拉長，親歷者也在逐漸凋零。很多與之相關的故事和道理如果不去詢問記錄，將永遠消失。本書不光使用檔案文件，也對當事人做了一些訪談，算是為早期計生史提供了一點新的資料，這對以後的研究或許會有幫助。倘能如此，出版也就有意義了。按寫作論文時的設想，我將在畢業後幾年對甘東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期的計生史做整體研究。博士論文如果等到那時再修改，應該會完善很多。不過世事變化，研究最終還是止步於1972-1982年，後續計劃已無法實現。關於過去半個世紀的計劃生育，我還有些書中未及討論的想法，藉此略陳一二，以供讀者參考。中國計劃生育的獨特之處在於長期性、普遍性和徹底性。作為一項並不被民眾廣泛接受的政策，能夠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相當大的範圍內得到相當程度的落實，這在新中國、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的歷史中並不多見，即使農業稅也未必能與之相比。這些特點使得計生實施包含了大量有待研究的問題。比如，政策指標與民眾意願的衝突。70年代末以降，政策生育數長期低於民眾的理想生育數。推行計生的正當性快速衰減，實施成本愈發高昂。這既構成了實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可採用的組織方式和技術手段。值得思考的是，政府為何要推行一個最初並不被民眾廣泛接受的政策，又如何將其落實下去？可以說，這個問題是貫穿本書的主線。再如，嚴格執行與普遍變通的並存。由於和民眾意願相左，落實計生的一種可能選項是強力推行。這在大量海外研究和個別案例的印證下，塑造了計劃生育不那麼受歡迎的基本形象。但另一方面，許多研究又表明，計劃生育在現實中似乎遭遇了普遍且有效的應對，執行時的變通大量存在。那麼，一個廣泛變通的政策又何以談得上被嚴格執行？又如，複雜內容與變動環境的協調。計生政策包含了“晚稀少”“嚴格一胎”“一孩半”“雙獨二孩”等不同內容，在推行計生的半個世紀中，中國從計劃體制走向雙軌制、市場經濟、全球化。伴隨農村公社制和城市單位制的鬆解，基層社會的組織治理方式也處於不斷轉變之中；更不用說城市與農村，東部與中西部，漢族為主區域與少數民族地區的巨大差異。在一個政策內容和社會環境都變化多樣的時代，計劃生育目標是如何實現的？以上種種，令人困惑，對其的思考也貫穿了我從田野調查到論文寫作、再到後續研究的整個過程。在我看來，要回答這些疑問，必須從歷史入手。計劃生育雖然延續幾十年，但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有著鮮明的階段性特徵。一些問題看似弔詭，其實只是因為把不同階段的特點放在了一起。基於對甘東的研究，我將70年代以降的計生工作進一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2-1982年，也就是本書論述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以“晚稀少”政策為主，依靠強有力、全覆蓋的公社和單位制，全面動員，普遍實施。1980年前後，轉向“一胎化”的人口政策與民眾意願大為背離，實施難度陡增；與此同時，隨著農村改革普遍推行，公社體制瓦解，國家對生產生活物資的控制力和分配權明顯削弱，原本的“運動模式”難以維繫。以1983年開始的“大結紮運動”為標誌，甘東計生走向“突擊模式”。這種模式不再追求全面無死角的政策落實，而是“軟處取土，硬處打牆”，依靠周期性的計生運動和年內兩次突擊行動，集中力量，由難入手，整村清茬，帶動其他。從某種角度講，這一時期的計生實施可以視為第一階段“運動模式”的弱化版。前兩階段的共同點在於計生工作的關鍵都是如何將政策落實下去，只是因為政策內容與可用資源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到1995年前後，甘東計生工作進入新階段，我稱之為“迎檢模式”。在這個階段，核心問題發生變化，從“如何落實上級政策”變成“如何讓上級相信政策落實了”。基層計生部門將大量人力、精力投入到圍繞上級檢查的攻防戰中，各種應對檢查的技巧手段層出不窮，計劃生育的“迎檢遊戲”（艾雲，2011）也由此而來。從計生實施的角度看，90年代中期實為一個重要分水嶺，其意義不亞於70年代末的“一胎化”轉變。這也反映在歷年節育手術變化上（圖Ⅲ）。從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國各類節育手術大體四五年一個循環，表現出明顯的周期波動。這源於前兩個階段計生實施的特點，即當任務緊迫、現實阻力較大時，往往在全國範圍內發起計生運動，形成節育高潮；但這些運動又無法持續，於是高潮之後是相對的低谷，隨著時間推移，問題不斷累積，又呼喚出一場新的運動。但進入90年代後期，原本鋸齒般變化的節育手術量趨於平滑穩定，與此前形成鮮明對比，反映出的是周期性計生運動的終結。當然，不是說此後沒有計生運動，而是說此後的運動對現實生育行為的影響已經相當有限了。這和歐美學者所說的中國計劃生育的“新自由主義轉向”（Greenhalgh & Winckler，2005）大體是同一個過程。那麼，計生工作為什麼會在90年代中期發生巨大變化？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不過我也沒有充分的把握，只能粗略談些不成熟的看法。首先，這與90年代後期人口政策轉變有一定關係。到1998年前後，世紀末人口保持在12億左右的歷史任務已基本宣告實現，人口控制壓力陡然減輕。此後國家層面也沒有再提出具體的人口目標，計劃生育的重要性事實上在下降。不過這也並非全部原因。以甘東為例，在1996年前後的計生運動中，“迎檢模式”就已經有所體現了。導致轉變的更重要因素可能是這一時期社會經濟的整體變遷，具體地說，就是90年代逐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新體制之下，城鄉藩籬逐漸打破、工業化城鎮化不斷加速、人口流動更加頻繁，這些帶來了廣大民眾、尤其是農村居民生育觀念的變化。到90年代中後期，“超生游擊隊”的形象事實上已經過時，民眾生育水平普遍下降，推行嚴格計生運動的必要性大大減弱。另一方面，90年代一系列改革（如分稅制，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化）使行政體系內部的工作方式、風氣氛圍都發生變化，計生工作模式也隨之轉變。 “迎檢模式”持續了十年左右，到00年代中期，計生工作又出現新的特點，走向“報表模式”。新變化的背景是進入21世紀，農村年輕人大都外出打工，本地計生對象迅速減少，而且由於人口頻繁流動，計生部門也很難掌握實際情況。結果就是考核檢查日益例行化，時間、內容、形式高度固定。上級不再試圖通過突然襲擊或抓住各種蛛絲馬跡去推測詰問真實狀況，下級也不再花大力氣打探消息、提前佈局、臨場發揮。考核時雙方都像按既定劇本表演，整個過程規範且平淡。在這一階段，基層計生工作的一個重點是跑項目。隨著中央財政改善，計生部門經費在00年代迅速增長，轉移支付力度隨之增大。這些經費大都通過項目方式下達，因此對基層而言，如何向上爭取各種專項（如二女戶補助）、獲評各類稱號（如創省優、創國優）變得重要起來。相應地，基層的日常工作變成填寫各類報表。到00年代中期，在信息技術支持下，傳統手工報表徹底被網絡數據庫（如WIS、PADIS等）替代。相比而言，數據庫的管理權限上移，上報後難以修改，對數據邏輯關係的審核也更嚴密。於是，大量基層計生工作者也被“困在系統裏”，用他們的話說，“不在工作上下功夫，專在數字上做文章”。要編的報表越來越多，下鄉入戶越來越少，整體數據也愈發失真。到00年代中後期，計劃生育主要成了紙面工作，或是基層“放水養魚”的幌子，對實際生育行為的干預已經很少了。也許正因如此，2012年陝西的計生事件才會引發巨大的社會反響—這並非大家對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現象忍無可忍後的最終爆發，而是震驚於一個近乎銷聲匿跡的“怪物”居然會突然復活。不過到這時，以控制人口為主旨的計劃生育已經走到盡頭。2013年，中央開始調整生育政策，逐步放開二孩；同年，國家人口計生委被整合進新成立的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不再作為單設部門。到2018年，中國的新生人口開始暴跌，“計劃生育”四個字也從國家機構名中徹底消失。持續半個多世紀的“計生時代”終於徹底落幕。只是對計劃生育而言，蓋棺並不意味有了定論；恰恰相反，關於其中很多問題、乃至整體歷史評判的爭論才剛剛開始。本書若能提供一些具有參考價值的解釋，或是引起讀者對這個議題的些許興趣，便算得上成功了。最後，我從本科到博士都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接受教育，社會學的知識和“想像力”至今讓我有仰高鑽堅之歎。本書能夠完成，應歸功於學界前輩的薰陶和系裏老師的教誨，尤其是我的博士導師劉愛玉教授，她給了我充分的選題自由，在我猶豫不定時又大力鼓勵，並指導了論文寫過的全過程。朱曉陽、張靜、周飛舟、渠敬東、謝桂華、佟新、應星等老師對論文寫作給予了很大幫助，他們在授課和討論中閃爍的洞見大大提升了本書的學術水平。從論文到成書，雖然幾經修改，疏漏之處仍如地上落葉，旋除旋生。不辭固陋，率爾付梓，先著一鞭，以為引玉。懇請讀者包涵指正。 2024年7月8日於北大燕園 ©本文為《生民以數：一個縣的計劃生育實施與變遷（1972–1982）》自序《生民以數：一個縣的計劃生育實施與變遷（1972–1982）》作者：孫超頁數：344頁尺寸：170 × 240 mm定價：$118按此線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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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雜誌】潮汕家譜與人物塑造——讀陳崇正長篇小説《歸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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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只有青春、快樂和愛情，沒有衰老、悲傷與死亡。」——陳煒舜桃花源，迄今已無處尋蹤了，這座超逾出時間的「烏托邦」，成為了古今文學詩詞愛好者的虛境，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學士、人類學碩士陳意林如此形容：今人所共有的，正是「一顆敏感的心，照見萬物的脆弱和易朽，也因此更加嚮往桃花源。」對陳意林來說，桃花源的入口，自然是舊體及新詩所共有的。然而他強調，陳煒舜先生於專書《聲律之舞：詩詞聯創作八講》裏所講求的形式上的約束——意即舊體詩意藴之美，則更接近桃源鄉入口處狹細的甬道，曲徑通幽，「通過倒裝、錯綜、省略、映帶等方法，形成了包容多層旨意的文本空間，讀者也能從中玩索出種種新的解讀。」於方寸之地的運籌、推敲、轉圜，令一字，一行，一聯乃至於一帖紙都成為詩境有機的一部分，如窗花、花繩一般可以拉展出「音、形、義」三重緯度來——此絕非復古，而是漢字永恆的延展。舊體詩，即是現代人摺疊於心的桃源。全文詳見新一期《讀書雜誌》「文化焦點」欄目。《讀書雜誌》（第十六期）現於各大書店有售，電子書經已推出網上購買：https://shorturl.at/w29N3電子書：https://url-shortener.me/3KY3今期推薦書單：https://shorturl.at/DITeR

中秋節，去邊度玩好？從城市速寫認識維園與藍屋

適逢中秋，香港各區都不乏慶祝活動：灣仔藍屋今年再現燈海、維多利亞公園（維園）舉辦中秋綵燈會，更上演大坑舞火龍。我們對這些活動並不陌生，但對於藍屋、維園背後的故事，你又知多少？由簡國軒所著的《紙筆·香港：香港城市變遷的筆墨記錄》透過城市速寫和文字，把它們的面貌和典故記錄下來：藍屋藍屋是香港一級歷史建築，亦是香港少數保存原好的戰前建築之一。活化後的藍屋不僅保留了原本的住宅用途，同時增設「香港故事館」舉辦社區活動，這種「留屋留人」的方式成功保留了本地的歷史遺產。「藍屋」最初建成時並非藍色的。上世紀90年代，香港政府著手修葺「藍屋」時因剩下一批水務署的藍色油漆，便用於粉飾原為灰色的外牆。起初，居民認為藍色「不吉利」，後來卻逐漸習慣這個新外觀，因而稱之為「藍屋」。藍屋採用傳統木製結構，橫樑與扶手展現當年工藝之美。開放式露台提升通風與採光，是實用與美學兼備的體現。維多利亞公園維園佔地約十九公頃，涵蓋休閒、運動、文化等多種設施。每逢農歷新年前夕，維園會舉辦大型年宵市場，是香港重要的節日象徵，更是香港不同活動、藝術展覽、集會和文化交流的空間。維園前身是銅鑼灣避風塘的填海土地。隨著戰後人口的膨脹，香港政府開展填海工程，一半的填海地被用作開闢維園。維園於1957年正式開放，是香港島最大的公園，並以園內的維多利亞女皇銅像命名。維園直面維多利亞港，且不受建築群屏蔽，使園內空間比周邊街道涼快。《紙筆·香港：香港城市變遷的筆墨紀錄》繪著：簡國軒頁數：288頁尺寸：148 × 210 mm定價：$238 按此線上購買

中秋節，食咩好？

中秋佳餚多不勝數。吃魚有「年年有餘」之意，而且在蒸煮烹調下不失健康，又能保持口感鮮美，因此蒸魚是不少家庭中秋必備的過節佳餚。對於蒸魚，坊間一直流傳着許多迷思，當中以「蒸魚一定要鮮魚」為首。飲食專欄作家鄒芷茵在新著《讀食手記》中，便分享了自己過節時用急凍魚烹調白酒蒸比目魚的經驗和心得：「在中式節日，還是能希望吃到蒸魚。中年以後，我大多會在晚飯後才出門買食材。這個時段的顧客很少；但食材的種類，尤其是鮮魚、鮮肉的種類，比顧客更少。吃凍肉的日子，便越來越多了。『要吃蒸魚，必用鮮魚』是很多香港人的想法。上海作家葉靈鳳曾在《香港方物志》之〈香港的海鮮〉裏提到，香港的『海鮮』不是泛指所有海產，而多指魚、蝦，甚至只有魚；而且『吃海鮮』最好是用鮮魚來『清蒸』。葉靈鳳亦在〈香港的海鮮〉提到『七日鮮』、『龍脷』這兩種比目魚，是當時香港漁業行家公認為最上品的魚鮮，因其肉『非常嫩滑細膩』。我們現在廣東清蒸所用的比目魚，如撻沙、多寶魚通常是中小體型，以便原條清蒸。沒鮮魚可清蒸的話，其實還可以試試西式蒸焗。西式蒸焗不會隔水來蒸，也不會水煮；只靠少許白酒和蔬菜本身的水分，做出蒸的效果。不同廣東清蒸的薑、葱；西式蒸焗多配新鮮香草，如蒔蘿、檸檬草和番荽。蔬菜要選水分較多、不易變色的。這種蒸魚，可以做成鍋菜，一鍋已很豐富。白酒香氣清新怡人，配搭香草來蒸焗魚肉，就算是急凍海產，也能吃出鮮味。」但願人長久，千里共蒸魚。《讀食手記》鄒芷茵著故事集文學、文化和飲食於一身，窺見不同時代和地方的飲食風貌書中附記40篇食譜，讀者可沿着文字，煮出屬於自己的味道定價：港幣148元按此線上購買

不怕人擠人，假日來趟澳門文青Citywalk！

澳門有數個世紀的東西方貿易與文化交流歷史，因此留存不少西式與中式建築，最具代表性的「澳門歷史城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除了歷史城區，澳門仍有許多建築物值得被發現。澳門註冊建築師、藝術家兼設計學博士呂澤強在《澳門街建築漫步》中以「街」為主幹，為大家推薦多條「小眾」澳門城市建築漫遊路線，介紹近70項連澳門居民也不太留意的日常建築。適逢十一黃金週，小編先拋磚引玉，介紹書中一條小眾Citywalk線。希望大家吃喝玩樂的同時，能在大街小巷之間感受澳門的建築美及其文化內涵：花王堂街—大三巴街📍何族崇義堂曾出現於香港電影《傷城》的摩爾風的宗親會 📍聖安多尼堂澳門「古早味」堂區教堂 📍仁慈堂安老院「五臟俱全」的折衷式樣的安老院其他路線一覽1. 營地大街—草堆街—關前街2. 十月初五街3. 新馬路4. 南灣（何鴻燊博士大馬路—南灣大馬路）5. 水坑尾街—荷蘭園大馬路6. 火船頭街—河邊新街—下環街7. 高士德大馬路—俾利喇街8. 美副將大馬路想解鎖更多澳門小眾Citywalk路線，便要入手呂澤強的最新著作《澳門街建築漫步》了！《澳門街建築漫步》作者：呂澤強頁數：320頁尺寸：150 mm × 215 mm定價：$188按此線上購買

【讀書雜誌】書界星落，藏書懷舊

香港著名藏書家兼「三劍俠舊書拍賣群」創辦人李偉雄於本年四月離世，終年64歲。《讀書雜誌》專欄作家蔡思行今期以藏書友人們私心推薦的舊書為題撰文，以為紀念：「偉哥」李偉雄力薦的兩套書李偉雄先生曾在個人面書中特別介紹了兩套書。第一套是靈簫生的《蹩脚入情關》：「吾生也晚，與『三生』無緣。他的書有價有市，坊間也不多見。」第二套是歐陽天的《茶杯裏的愛情》。這部小說談及殷微珠分別被叔叔黃植山和老師艾町愛上的悲慘愛情故事，最終微珠自殺身亡，黃植山遁入空門。「老總」鄭明仁最愛：楊天成的「新潮小說」楊天成1949年來港，不久後便成為羅斌旗下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的代表作家。他筆下的故事貼近戰後香港底層人民的生活：男男女女面對生活的不容易，或奮發向上，或見利忘義，或因癡於愛情而失節，貼地的情節令讀者愛不釋手。全文詳見新一期《讀書雜誌》「文化焦點」欄目。《讀書雜誌》（第十六期）現於各大書店有售，電子書經已推出網上購買：https://shorturl.at/w29N3電子書：https://url-shortener.me/3KY3今期推薦書單：https://shorturl.at/DITeR

【讀書雜誌】悲憤漫畫的絕響：秉記廖冰兄在香港

今年四月二十日，歷時十三載整理及編撰《廖冰兄全集》正式面世，二十卷廖冰兄手稿、書信與剪報帶領我們回瞰廖冰兄的漫畫創作生涯七十載。他的「風雨中華」、《自嘲》再現紙端，濃烈的色彩和豪曠的筆觸在白與黑裏激盪，映顯着漫畫家在時代風剝雨蝕下漫長的思考與戰鬥之路。廖冰兄曾奔赴抗日戰場、曾為和平與民主在香港組織畫展，四年間完成漫畫作品逾三千幅；曾捱著餓夜以繼日地作畫針砭；曾自言「我畫的不是時事漫畫，而是時代漫畫，紀錄了一個漫長的時代…若我的漫畫還有現實意義，那是時代的悲哀！」如此熱血、勤勉、赤忱——這便是廖冰兄，我們景仰和懷念的漫畫鬥士。全文詳見新一期《讀書雜誌》「書人書事」欄目〈悲憤漫畫中的絕響：兼記廖冰兄在香港〉。《讀書雜誌》（第十六期）現於各大書店有售，電子書經已推出網上購買：https://shorturl.at/w29N3電子書：https://url-shortener.me/3KY3今期推薦書單：https://shorturl.at/DITeR

模範邨知多點

北角模範邨已有逾七十年歷史，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公共房屋。最新施政報告擬重建模範邨，計劃將邨內總單位增加至近二萬伙。實際上，北角模範邨早於1970年動工重建，當時計劃興建六幢新大廈，及增添升降機、電錶房和垃圾房等公共設施，然而最終卻只有三幢新大廈建成，以及民康樓獲重建。要了解當中的來龍去派，便要從模範邨的歷史說起。北角模範邨最初只是一個木屋村。二戰後大量內地人民湧入北角，當時衛生局注意到戰後環境問題，便劃出原北角名園地段，呼籲一些木屋居民遷至此處居住，稱為「模範村」。 1950年，香港模範屋宇會成立，並在政府和滙豐銀行支持下在北角英皇道興建多幢大廈，照顧中低收入的香港市民。模範邨單位設有客廳、房間、廚房、廁所浴室和露台；邨內亦設有籃球場、花園和遊樂場等設施，一廳一房的月租只需60元。當時政府仍未有包寧平房或六、七層徙置大廈的建築計劃，因此模範邨屋邨在推出之初深受歡迎。不過入住模範邨並非易事，除了申請條件嚴苛，申請表格更需要找一位太平紳士簽字證明。落成後，模範屋邨月租值比原訂的攀升至140元，另加差餉約20元，昂貴的居住成本也讓一般中下階層吃不消。為配合屋邨發展，香港模範屋宇會於1967 年計劃重建北角模範邨，惟因會內有職員貪污，只有第1A、1B座及第2座按計劃落成。及後，北角模範邨由房委會接管，原訂的重建工程亦被擱置至今。《宜家港公屋》從徙置屋邨到居者有其屋 × 30個具標誌性的屋邨，生動再現香港公共房屋的發展之路。作者：黃家樑、陳志華、黃朗懷頁數：344頁尺寸：150 × 210 mm定價：$158按此線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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